云朵上的村庄 成都摄影师17年记录
成都摄影师17年记录 理县蒲溪寨2002年。
茂县色巴寨2016年。
徐献。
汶川夕格寨全村合影2007年。
羌族新婚夫妇2005年。
理县蒲溪寨2001年。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诗经》中的这句词,反映了古羌与殷商的密切关系。早在三千年前,殷代甲骨文就对古羌有了记载,“羌”也是甲骨文中唯一有记录的少数民族。
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信仰白石,认为万物有灵。因为习惯将村寨建于河谷或者山腰,服饰上喜爱绣精美艳丽的云纹,而被许多人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主要聚居地在四川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以及绵阳北川等地的高山和半山地带,至今仍分布着许多羌寨。他们修建碉房,穿上“云云鞋”,跳起锅庄舞,在山中、林地、屋顶和室内供奉白石,繁衍生息。
1933年和2008年的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多处羌族核心聚集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他们有的搬出大山,开始了新的生活,与之相伴的,一些羌族传统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甚至离我们远去。
成都摄影师徐献,17年来,先后百次进入羌族聚居地,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将羌族的变化真实记录下来。
坐拖拉机上山
第一次拍摄美丽羌寨
徐献今年51岁,在机关单位工作了33年。平日里,他主要负责单位的宣传工作。利用假期,便开着吉普车,扛着相机,到寨子里去。用他的话说,“一辈子都在和摄影打交道。”
将羌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拍摄对象,缘于一次偶然。
2001年冬天,和往常一样,他和朋友开着当年最流行的“奥拓”车前往川西地区拍摄风光,在阿坝州理县蒲溪乡,他们听说了山上有寨子。
“那就去拍一拍嘛。”徐献记得,那时的路很难走,他和朋友把车停在山脚的一个乡村里。原本打算徒步上山,恰遇一辆手扶式拖拉机从身边开过,那是一个正要上山回家的羌民。
“搭一个嘛。”羌族老乡爽快答应,徐献和朋友挎着相机,爬上拖拉机车斗,摇摇晃晃40多分钟,终于上了山。山顶海拔2000多米,寨子四面被山脉环绕,远眺雪山一清二楚。
11月,正是收获的季节。羌寨中,片石垒砌的房背和墙壁上,家家户户挂满了玉米。“大山深处,竟然还有这样美的地方。”徐献当时觉得挺震撼,由于时间紧张,完成拍摄后,他们赶在太阳落山前下了山。
这是徐献第一次用镜头拍摄羌族题材。“单纯地被那里的美震撼到了,就很想再去。”徐献说,后来又去了几次,慢慢了解了羌族文化后,拍摄的心情也变得不同了。
拍下数万张照片
17年进出羌寨百余次
2002年到2004年,徐献又前往蒲溪和桃坪拍摄了许多羌族的图片。
2005年,徐献接受了一位正在做关于羌族文化书籍的朋友邀请,担任摄影师。就这样,又去到了一个原生态的羌族聚居地——汶川县龙溪乡。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羌族朋友余永清,并在以后的拍摄中得到了他的帮助。从那时开始,徐献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拍摄方法,“经过几年的积累,慢慢的,我发现这个民族有许多值得记录的东西,但我以前并没有系统去记录,那一次的拍摄让我学到很多。”徐献说,为了把那些正在消失的传统记录下来,从那以后,他的拍摄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从人类学方面去寻找羌、记录羌,拍摄也从感性变得理性,发生了质的变化。
“羌族的许多东西是在慢慢消失的,这时候的拍摄就属于内心自发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记录这片土地,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于是,他开始拍摄每一个相遇的羌族家庭。
他把自己和拍摄者放在平等的地位,每次拍完照片,回家后都将冲印出来,下一次路过之前拍摄过的羌寨时,再将照片作为礼物送给被拍摄者。徐献说,这是基本礼节。
徐献没有想到,这一拍就是17年。
17年来,他进出羌寨百次,拍摄影像数万张,足迹几乎遍布四川绝大多数的羌寨。他曾攀上高山,踏进深谷,驾车行驶在紧挨悬崖的山路,记录下正在发生变化的羌族风貌。
2008年7月,汶川地震两月后,徐献将震前拍摄的影像整理起来,在宽窄巷子进行展出,有10多万人前来观看,那些曾经跳着锅庄舞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承载了几代羌族人回忆的家园,得以在影像中永久保存。
一边拍一边写
他最爱记录人物故事
2005年,徐献完整地拍摄了一场婚礼,记录羌族人用传统的方式追求幸福的过程。
2005年10月,徐献接到了朋友余永清的电话。“过几天直台寨要举办一场传统的羌族婚礼,来不来?”“当然!”婚礼前一天,徐献驱车赶往汶川。
新郎名叫何清松,婚礼当天一早,何清松便穿上羌族的新郎服前去女方家中迎娶新娘。带着陪嫁品,领着新娘,穿过古老的羌房,后边跟着寨子里的亲朋好友,一行人在唢呐声中走向新房。门前,释比杨贵生已在等候新人的到来,他口念释比唱经,为他们驱邪祈福,祝福新人幸福美满,早生贵子。进门后,新人将祭拜神灵和祖先,仪式便算完成。“释比”是传承羌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羌文明的传承者。
接下来,便是从上午到下午不停息的正宴了。前来道贺的人们带上自家的羌绣、云云鞋等赠予新人。“婚俗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我想为这些在变化的事物留下影像。”徐献说,十多年来,随着时代发展,羌族婚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婚礼地点从寨子挪到了酒店,释比法事渐渐不再进行,送礼从自制的羌族手工艺品变成了现金……
“形式是改变了,羌族的元素也少了,但人们还是一样地重视仪式感。”徐献说,这些影像都将留存。为此,他不仅拍摄,还做了许多文字记录。比如,拍完一个人物,徐献便将她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生活来源等信息记录下来。拍摄完一场活动,他便将活动的相关情况,习俗等记录下来。
“拍人文影像就要和人打交道,那么一定要在影像之外构建人,去了解他的故事,只有这样你的影像才能更加有厚度。”徐献说,自己所做的文字记录,就是为了将羌族的历史脉络、发展背景、生存状态、过去和现在的联系等表达得更为清晰。
徐献相信,几十年后,当观众再次看到影像时,适度的文字记录能够更为深刻地将影像沉淀下来,定格在历史之中。
走进羌人家中
“相遇”85年前的释比
朱光明是徐献的一位拍摄对象,今年75岁,家住在理县增头寨的一座传统羌族建筑中。今年3月的一天,徐献再一次走进朱光明家,忽然被一张供奉在神龛上的泛黄照片吸引。
照片上是一位穿释比服装的男人。朱光明说,这是他的爷爷,叫朱文华。照片是1933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拍的。“我爷爷是一名‘释比\’”。朱光明说。
“爷爷当时收了8个徒弟,遗憾的是,一个也没有学成。”朱光明说,1949年爷爷去世后,这张照片将爷爷作为“释比”的样子永远地记录了下来。徐献拿出自己的相机,将朱光明手捧1933年爷爷照片的样子拍了下来。照片记录着照片,祖孙三代再次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
与“释比”类似,羌族传统中正在发生变化的东西还有许多。徐献说,随着羌寨里人们的搬迁,一些寨子慢慢变空了,羌族人的生活也在发生着改变,但徐献对于这种变化的态度并不消极。
“古老和现代,传统与科技的共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羌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人类发展所需。”徐献觉得,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生活好了,说明社会进步了,这是自然规律,他为此感到高兴。而他曾经所拍摄的东西,记录了整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对徐献而言,就是值得的。
徐献说,未来还要继续拍下去。
致敬两个偶像
徐献固执地把镜头对准羌寨
作为摄影人,徐献一直天命般地实践着“行万里路”的古训。而且,他甚至走得更远,从喧嚣的汉地一直深入寂静的羌区。每次都是一个人上路,每次都开着那辆Jeep,从成都到阿坝州羌人的主要聚居地——汶川、理县和茂县。
徐献熟悉那里的河流与山川,草木与四季。他是有心人。为了有计划地拍摄羌族,他选择了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的汶川,作为主要拍摄地,又以汶川龙溪乡作为主要拍摄点。这样一来,从拍摄之初,“羌寨”作为影像人类学的概念便自然生成了。
作为摄影人,徐献的心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庄学本(1909-1984),一个是奥古斯特·桑德(1876-1964)。前者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拓荒者、纪实摄影大师,后者是被摄影界奉为“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的德国杰出影像人类学大师、二十世纪的见证者。
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拍摄“羌寨”之初,徐献便决心以两位中外纪实摄影大师为榜样,开始自己的“羌寨”拍摄之旅。他深知大师之路不可重复。二十一世纪的羌寨,既不是桑德当年拍摄的故乡威斯特伍德,也不是庄学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边地民族”,其风貌早已不复存在。
庄学本的十年考察,穿越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广大地区。徐献希望自己用十年时间,深入一个地方,只拍摄一个民族——羌族。他在《拍摄手记》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羌区的影像纪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通过一个个朴实的羌民的形象,展现现实场景中羌人朴实勤劳的风采。”
多年来在羌区,为了让自己的影像尽可能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徐献的镜头一直穿越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与不同性格的羌人之中:绣制羌绣的妇女,上学的孩童,在田间劳动的青年,安享晚年的老人,直通神灵的释比……他的镜头渐渐地攫取到了同一血缘里所蕴藏着的精神内涵。那一副副看似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照相姿势和不一样的画面构图,呈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见习记者姚箬君摄影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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