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苏轼
□ 周闻道
这里的“日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不仅仅是那个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南侧，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的现代都市，“日照”还是一个主谓词组，一种阳光的出发与指向姿势。
苏轼在山东日照的时间正是他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跨越。他39岁到这里时处于人生“三十而立”的末端，志存高远，那当是他当立未然的时候，他41岁离开日照的时候正是不惑之年的开始。
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苏轼于日照是带着当立而未如愿的遗憾而来，带着不惑的笃定或者说笃定后的宽广磊落离开的。日照成就了苏轼的宽广秉性。不只是诗文，更重要的是独立的人格精神。
眉山三苏祠 （罗晓鸣 轩视界）
苏轼像 （吕仕友 轩视界）
到达与离去
作为眉山人，我一直以乡人苏轼内心的宽广为楷模，我也一直没有解开一个谜：命运多舛的苏轼，如此性格是怎么修炼得？要知道，在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正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之际，而在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则是苏轼与当权炙热的王安石等人因政见不合，自求“备员偏州”以“脱网罗之患”。苏轼的受挫要么是莫须有的罪名，要么是因直率磊落、不善伪装所致。这次到日照，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日照苏轼。
这里的“日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不仅仅是那个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南侧，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的现代都市，“日照”还是一个主谓词组，一种阳光的出发与指向姿势。既然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近日者光明宽广？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还是有点心虚，担心是不是望文生义，玩弄文字游戏，陷入一种文人墨客式的俗气，岂不成了笑柄？可是当我进一步了解日照的人文地理，了解到苏轼在日照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我就变得笃定而充满底气。
我把目光聚焦于苏轼在日照的时期，聚焦于他的到达与离去，指向宋神宗熙宁七年至熙宁九年。我发现正是在此时，苏轼完成了他人生旅途上重要的跨越之旅，成就了他的立身立命。
因为航班的原因，那天乘机赴日照，凌晨四点出发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下着濛濛细雨，有点凉飕飕的倒春寒意，本来就阴郁少晴的成都平原让人更感压抑。在这样的天气里再明亮的心情也会变得阴冷。可当我在飞机上打个小盹，醒来时舷窗外已是朗日高照，澄澈透明。团团朵朵的云似莲花带着仙气飘浮于空中，机翼下山水静好，空旷辽阔，时而奇山怪石，铁骨铮铮，尽显阳刚之气；时而海天一色，苍穹如壳，即便渺小的我也有哈姆雷特的果壳之王的感觉。
在写这个小文时我就在想，也许飞机上看到的山，就是苏轼曾经登临吟诵过的九仙山。我甚至怀疑，九仙的传说中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另外那个仙也许就是苏轼。因为按照诺思洛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任何神话传说的背后都有它的现实原型。“九仙”不过是日照人对为民降恶造福之神的想象，它属一切造福日照的圣明之人。
那海就是苏轼当年面朝过的黄海，就是那天我们在日照岚山多岛海景区海上碑公园和海滨情侣长廊看到的海。在阳光下穿行是如此令人怡然自得。不是想象，而是我的亲身体验。阳光艳而不烈，媚而不俗，日照之处尽是柔软的温暖。虽然我心中并无什么块垒，但当我来到日照，攀援于苏轼当年攀登过的山，面朝苏轼当年面朝过的大海，听着当年苏轼听过的传说时，心门还是悠然地被打开，一种开阔怡然的感觉弥漫于身心。
世间皆友好，仿佛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人和事，包括那些曾经对自己尖刻的、敌意的、告密的、刁难的、伤害的等等，都是一种逆光，是我的老师，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深更透更远，我当感谢！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改变了对世俗的看法，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而淡定。
为政之道，莫过德政
机舱广播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才知道已经到日照了，才理解了天台山河上公这位道家祖师所题“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的独妙含义；理解了古莒国的太阳崇拜，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祭日活动仍在莒地流行；理解了这里在古代为什么曾经有那么多带“阳”的地名，诸如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等。
日照被称为亚洲最早醒来的城市。这里的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就掌握了用日出判断四时的原始历法，并将其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我因而觉得日照是否包含着某种隐喻。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我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环境可以影响人，改造人，毁掉或者成就人；相信日照于心，心当澄明。
当你来到黄海之滨的奇趣海洋世界，内看海洋奇缘，外眺辽阔海天，再想不通的事都会豁然开朗，再大的块垒都会消解。我甚至想到“五莲”的命名都与大海有关。要知道在佛教中莲花不仅是四吉、八宝、九征之一，还代表佛教的诞生，相信莲花能反应修行的程度，诚心向佛，西方七宝池便可莲开一朵；若能精进，花则渐盛，倘或退惰，其花萎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圣人求心不求佛，海生五莲，其实生的是一种内心的宽广。
又如攀九仙山以仰奇石，登五莲峰以观沧海，立黄海湾以抚古今，都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浩瀚宽广。当看到海烟舒卷，流云肆意，山岚隐约，即使心地狭窄的人，不管积怨有多深多久都会被这种浩瀚宽广所融化，即便不能像苏轼那样“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也可以选择一个秋日的午后，约上三五执友，抛开一切杂碎烦恼，把酒临风，凭海观潮，以诗遣性。
于是我相信生性豪放的苏轼在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选择日照，与其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不如说是天道人愿。当然，在苏轼到来前，朗朗阳光，并没有给日照带来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恰恰相反，摆在他面前的日照，“蝗灾肆虐，盗贼渐炽，饥年频仍，民多弃子”，举目之处皆是惨不忍睹，让苏轼震惊。
饱读诗书的他当然知道日照的历史文化，这里随便拾起一块碎片都会令人肃然起敬。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国家还没有形成，这里北部聚落的权贵们不管是出于权利的本能还是为提高民望，“与民同乐”，米酒交箸，宴欢同饮；更不要说大禹的忧民救水，赴大越、上茅山、爵有德、封有功；战国时期齐威王在这里实施政治经济改革，不仅使封建集权加强，还使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至盛；越王勾践为国复兴的卧薪尝胆，称臣于吴，寄人篱下，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及权势者梁鸿的坚守初心，六谢不娶，拒绝绢绸，亲近布衣……苏轼明白，为政之道，最灿烂的阳光莫过于德政。
日照于心，阳光之治
苏轼到密州、日照后，郁闷渐解，“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他询问灾情，亲自下田灭蝗，并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并用诗记录了他率领的这场治蝗之战取得的积极成果：“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他在自注中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面对盗贼横行，百姓不堪其苦，苏轼专门向朝廷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对治理之策提出了积极建议，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之根才能真正止盗，并身先士卒，冒着危险冲在第一线，“磨刀入谷追穷寇”。
扶难济困之中，苏轼为了解救弃儿还带头节衣缩食，“得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他认为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以致十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苏轼知登州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闻讯赶往州衙 ，叩谢苏轼当年的救命之恩，场景感天动地。
苏轼在日照的阳光之治、政通人和，让他培感欣慰，驱除了心中的失落与忧郁，加固了内心的宽广磊落。日照成就了苏轼。苏轼的宽广植根于人格基因，拔节于日照的峻山阔海，烛照于文化的星空。“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
记得2015年在眉山举行的“穿越千年，对话东坡”的在场对话中，谈到林语堂《苏东坡传》中的苏轼宦海沉浮之中也曾有过怨恨时，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断然指出：不，那书里面的恨是作者加的，是作者看到苏轼受到的那些冤屈，愤愤不平，把自己的情绪带到了书中。苏轼从来没有恨过。
非常有幸，今天，我也从眉山来到了日照。行走于日照山海之间，遥想苏轼当年，怎禁得撷一缕阳光，揣进怀里……我相信，日照于政于人，一定有某种神示。
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 （邬新华 轩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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