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入党梦
我的家乡在渠县文崇,区公所设在一个山梁上,与我家隔河相望。那时,每周一区公所都会在早上八点升国旗,嘹亮的国歌通过高音喇叭传得很远很远。父亲总是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在车站的黄葛树下,面向国旗升起的方向行注目礼,那份虔诚那份专注使我永远无法忘却。父亲生在旧社会,饱受压迫,是共产党让他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幸福的今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把我大哥送进了部队。入伍时,他不知从那里弄了一本《党章》送给大哥,要大哥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现在想来,这既是父亲对大哥的期待,也是他自己的梦想。大哥带着父亲的期望,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直到转业后走上领导岗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哥三哥也在父亲的支持下同时走进了部队。在得知他们加入了党组织的消息后,父亲坚持要到部队去看望两个哥哥。父亲对二哥三哥的首长说:“孩子这样有出息,是我的骄傲,也是我家族的荣耀。”说完还朝首长深深地鞠了一躬。三个儿子入党以后,父亲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生怕遭人戳脊梁骨,污了军属之家的名声。父亲不会讲大道理,但总是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当兵,不然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1986年我高考落榜,父亲又代我去武装部报名参军,尽管我一直做着大学梦,但还是穿上了军装。我上车时甩出了硬梆梆的话:“你死了我也不会回来看你。”父亲眼里噙着泪,佝偻的背影那样卑微。
我所在的部队是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右江百色起义创立的红军团队,当时还创办了一份《红军团报》。擅长写作的我不久就调到了《红军团报》从事编辑工作,并加入了党组织。我把入党的消息写信告诉妹妹,妹妹来信说父亲知道我在部队入党的消息后,兴奋得几夜没有睡好,儿子纷纷入党,似乎圆了他的入党梦。妹妹还说家里今年改良柑橘新品种增收了,粮仓还足有两万斤水稻,父亲逢人便夸党的富民政策,还拿出钱宴请了街坊邻居。
在部队第四年,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时,我的心颤栗了。突然间,我害怕起来,曾被我诅咒过的父亲将要离我而去,我风一样从北方奔到父亲的病榻前。看着形如枯槁的父亲,一种悲凉骤然袭上心头,我木讷地跪在床前,对父亲的怨恨和不解刹那间全都消散,泪水滑进嘴里涩涩的。我大声地呼喊着“爸爸——”。父亲吃力地睁开那深陷而无光的双眼,用无力的手抚我的脸,断断续续地说:“谁让你回来的,既费钱又分心工作,这些年我知道你恨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安心在部队工作,争做优秀党员士兵。”父亲在我怀里溘然逝去,他蜡白的脸上留有一行浑浊的泪。我没有哭,俯下身去吻干了他的脸。
父亲言语平实,也没有远大的抱负与理想,但他却感染和影响了我,让我把“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作为行动指南和人生的航向。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有着33年党龄的党员了,从农民到士兵,再到干部,经历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收获了荣誉和喜悦。但我没敢骄傲,因为从父亲那里延续的爱党情怀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生命。
□李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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