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导自演电影《你好,李焕英》晋级内地票房榜第二,自认喜剧演员具有其他演员无法感受到的满足感贾玲 走到今天没什么值得我抱怨的
贾玲借自导自演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回忆和母亲的往事。贾玲与《你好,李焕英》主演沈腾(中)、张小斐(右)拍摄电影推广曲MV。2010年,贾玲与白凯南登上春晚舞台。 图/IC PHOTO贾玲与“王牌家族成员”关晓彤(左)、沈腾(右)。
2021年大年初一(2月12日)上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15天后,票房即超过45亿,截至发稿时票房接近53亿,晋升为中国内地票房榜第二。首部自导自演的作品即收获了如此佳绩,也让贾玲的名字频频登上热搜。但就贾玲而言,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是对过去的释怀。
前几年流行一句鸡汤文:每个喜剧演员都有自己悲伤的一面。关于贾玲,网上也有一个讨论——她是真的快乐吗?
为在台上博观众一笑,她不惜牺牲形象,扮演着“女汉子”。想做喜剧,似乎就要忘记美。那么,甘愿为喜剧“豁出去”的贾玲,真的快乐吗?
听到这个问题,眼前的贾玲忽然提高了说话的音量,“我是真的很快乐啊!这有什么好探讨的(笑)?一个不快乐的人怎么可能到处‘演’快乐,人生不要想得那么矫情。”
做一个让人开心的人并不累,这是贾玲近些年参悟到的真理,她并不认为台前幕后的悲喜反差有多深奥,她很确信让别人开心,自己也会开心,周围的氛围跟着愉悦,这种生活状态是能给每个人带来舒适感的。
对于此时的贾玲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
曾经有人问她愿意坚持什么,她比谁都笃定自己对喜剧的热爱:“一步步能走到今天,是观众对我的包容和喜爱,我很珍惜这一份寄托。”她说,她是幸运的,“如果我坚持来坚持去,到今天依然无法成功,可能会去抱怨,但我现在能被这么多观众喜欢,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喊累、抱怨的地方了。”
到底要不要减肥?
拍完电影《你好,李焕英》后,贾玲似乎胖了不少。有人说贾玲不敢减肥,因为“胖、圆”是她作为喜剧演员的特点。贾玲笑着说,自己现在确实太胖了,会稍微有一点儿偶像包袱,不过不减肥真的不是为了观众缘,而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吃,成了她缓解压力的唯一方式。“我在判断我自己的时候,会很客观,知道自己胖到哪个度观众能接受,我很愿意和观众站在一样的角度思考。平时的我在家里追剧,看综艺,也会像看一个演员一样去看待、审视我自己。”
“那你想不想回到当初瘦时的状态?”“我当然想了(大笑),到底谁传出来我因为事业舍不得减肥,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才不能呢!难道我又瘦又好玩不好吗?”
《你好,李焕英》
是她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如果真的能让贾玲穿越回1981年,她想改变什么?她思考片刻后说,“我没什么特别想改变的(事),只是希望我母亲能快乐。”
2016年,贾玲成立大碗娱乐公司,第一个作品就是她为纪念母亲而创作的小品《你好,李焕英》。观众对这个小品的评价是:愿意回看千万遍,却不愿意让贾玲演第二遍。母亲的意外离世是贾玲心中永远的遗憾。
19岁那年,贾玲的姐夫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没了”,让她回来见最后一面。但赶回家的她,依然没有见到那最后一面。贾玲曾一度认为,这让她的人生始终缺了一角,再也快乐不起来了。直到演完小品《你好,李焕英》后,她觉得自己心情好了些,也释怀了不少,那一刻她想应该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除了能弥补妈妈去世的遗憾,也因为意识到如果自己年纪再大一点,穿越回1981年时就很难再扮演当时的自己了,她决定把自己的遗憾与爱都寄托在这部电影上。
“也想把我和母亲以前的相处方式与快乐时光告诉大家,那是我最珍惜的日子,观众看完电影能想着给自己妈妈打个电话,我就满足了。”
《你好,李焕英》是贾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她选择自导自演,因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母亲。但筹拍期间她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光是剧本就打磨三年多,直到开拍前还在不断修改,编剧们也在抱怨,说这样无休止地写,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最好的故事状态,后来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修改、精进的地方,比如这里补一些能好点儿,那边换个方式能好点儿,但等你到了实地拍摄,演员不同的表演状态又需要修改,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尽管棘手,但贾玲从没想过放弃,她说自己似乎从来没这样坚持过一件事情:“拍《你好,李焕英》,是我这一生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多苦多难都要把它做完,它对得起我对妈妈的感情,我也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杀青那天没哭
只开了瓶本想留着结婚时喝的酒
《你好,李焕英》杀青那天,贾玲没有号啕大哭,两个小时后,她坐上了凌晨6点的飞机,奔赴春晚审核节目现场。即便是审完节目,她也没反应过来电影已经拍完了,只是默默置顶了一条微博:妈,电影《你好,李焕英》杀青了。我厉害不?
“这部电影都没有时间让我感慨,拍完了也赶不及思考,审完节目后我和团队开了一瓶很贵的酒,本来这是我打算结婚时才喝的(笑)。”
在贾玲的印象中,母亲对她的要求并不严格,就像姐妹一样,最给她力量的莫过于母亲嘴角的那一抹微笑,但现实生活中贾玲的母亲从未看过她的演出,甚至都不知道她后来成了演员。她也没见过母亲在病床上的样子,这些一直是她心里的痛点。贾玲在电影里增加了她去医院探望母亲和母亲去看她演出的情节,算是给自己圆了一个今生难了的梦。但拍到这些戏份时,她整个人却哭到崩溃,重拍了二十多条,因为眼泪太多,眼睛肿得不行,剧组的每个人都很心疼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劝慰:“真的拍摄过往,我似乎缓解不了自己的情绪,如果没有拍好,我会很自责。”
片中饰演贾玲母亲的是演员张小斐,她总听贾玲讲李焕英以前的故事,“我告诉她,我妈妈和我基本上就是一种性格的人,每次聊天都会提到我母亲。小斐的演技特别好,我这个戏周期又特别长,期间有小品,还有话剧,再来改成电影,电影剧本写完还要排一遍戏,这需要演员用大量的时间来配合我。”
另一个关键看点,是贾玲与沈腾首次大银幕合体,“当时腾哥说来客串我的电影,我说你别客串了,我这里有个男一号,他一听惊呼怎么跳跃这么大。后来,他用他固有的‘嫌弃表情’说看看剧本,看完觉得挺满意就答应了。”贾玲笑说,如果没有感情,腾哥是不会过来帮忙的。
标准悲伤体质
感情波动大,情绪化、太爱哭
在贾玲眼里,母亲什么都会,什么都敢做,很能吃苦,父亲也是如此。她身上的乐观开朗、隐忍,是父母性格与教育方式的融合,这也给了贾玲足够多的勇气,让她即使放弃一切,也愿意逃离舒适区。
2001年,她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相声班,也因此与恩师冯巩结下了一生的师徒情。谈起恩师,她说师父对她人生最大的帮助就是开了相声班,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她也没机会走上喜剧这条路。也因为冯巩当时的决策,让很多有喜剧天赋的女孩能参与其中。岳云鹏曾评价,贾玲是一个勇敢的女生,以相声女演员的身份出道,但相声对女演员而言是个“禁区”,没有机会,待遇也不高,可她愿意放下一切包袱去坚持——住过地下室,为生存打过工,因为身材被调侃,扮过丑角,也自黑过。
2008年,贾玲搭档白凯南的相声《论捧逗》在北京连演80多场。2010年,二人凭借改编后的《大话捧逗》登上春晚舞台。这一年,她28岁。对喜剧的爱,是她始终坚持从未改变过的,问她怕不怕自己的表演被喜剧形象所束缚,她急忙摆摆手:“当然不会,哎哟,你不知道做喜剧演员是多么开心的事!”
外人眼中的贾玲,一直都是个开心果,无论是台上台下,始终在释放着快乐能量,但她却说,自己其实是个标准的悲伤体质,原因在于她太爱哭了:“我的情感波动比较大,特别情绪化。举个例子,我喜欢小狗,短视频里就推荐很多与宠物相关的内容,比如有流浪狗之类的,我就不敢看,又忍不住想看,每次看到就容易哭。”几秒的沉默后,她又转而说,其实自己现在已经在学着和解:“我以前真的很讨厌我自己,过于善良,过于迁就别人,为别人考虑得比较多。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在乎别人会让我快乐,我也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贾玲的内心世界
小品好不好,在于编剧
新京报:录制《王牌对王牌》,算不算你在制作电影期间的一种调剂?
贾玲: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录综艺,反而有时会觉得影视作品才是我的调剂(大笑)。其实也没法衡量到底谁更轻松,谁的难度更大,就像小品也同样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每一件“艺术品”都是需要无限精力与时间的,有时排演一个小品甚至比综艺耗时更长。
新京报:很多观众说现在的小品缺乏讽刺,结尾多为煽情,语言类的节目在走下坡路?
贾玲:这不是由我们来定的,而是由市场来定的。这么多年我也努力、积极地在找编剧,编写出更好的小品。我觉得首先要提高编剧的行业待遇,挖掘出有才华的编剧人才,让大家意识到小品包袱是很值钱、很珍贵的。
一直在演自己成了创作瓶颈
新京报:陈佩斯曾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说,喜剧演员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一群人,你觉得喜剧难做吗?
贾玲:难做,肯定难做,你要不断地创新、产梗,但我始终觉得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一定也是个很快乐的人,同时自己内心也会非常满足,喜剧演员往往会有一种普通演员无法感受到的满足感。
新京报:灵感从何而来?为什么你接梗这么厉害,同时还能展现出高情商?
贾玲:可能有即兴的能力吧。很多时候我也是在网友总结出来后,才发现自己当时的回答真好(大笑)。但说真的我当时并没有设想专门去接什么梗,很多时候是处于零距离的状态,不管是记者还是观众,我都把对方当成普通朋友,我们的聊天方式也是自如的、随性的,完全没有疏离感,可能这样就很容易产梗吧。“产梗”?这说法,还“产卵”呢(哈哈)。
新京报:观众看到的你和现实生活中的你差别有多大?
贾玲:真是没啥太大的区别,比如《你好,李焕英》里就是我自己。有时我都觉得,现在的创作瓶颈就是好像一直在演我自己,等下一部(电影)我演别人的时候,我们再聊(笑)。
新京报:你会特别渴望去做其他类型的电影吗?
贾玲:暂时还没有这种欲望,我的作品必须要发自内心。其实我没有什么才华,也没有天大的本事,我的才华就在于情感浓度比较高,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很顺畅地表达给观众,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做电影四年,变得更焦虑
新京报:那你觉得自己这几年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贾玲:我觉得做电影的这四年变化最大,开公司、写剧本、拍电影,比以前更快了,但也更焦虑了,变得更在意这部电影给到的反馈。(大家觉得你现在什么都有了,还焦虑什么?)焦虑电影的表现手法、焦虑摄影画面好不好看,焦虑电影的每个细节,焦虑这一段表演、那一块调色、这首配乐……
新京报:是因为你太渴望把电影的每个细节都做得更好。
贾玲:就像刚才说的,因为这可能是我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出于本心,我也希望自己做完这件事后能更快乐一些,我非常不想等电影下映后,留有遗憾。
新京报:那你会很关注观众的反馈与评价吗?
贾玲:以前不会。(为什么?不敢看?)不是不敢看,因为以前总会想,演完就算了,表演只有一次机会,在能努力的范围内把它完成好就是过去的事了。但现在这种想法在改变,就像我很想看到这部电影的反馈,因为这是我想和观众表达的,也是我第一次想和观众倾诉的东西。
采写/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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