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撒贝宁 屏蔽张绍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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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印象里，撒贝宁与张绍刚之间的差距，是“讨喜”与“讨厌”的区别。
舆论笔下——
前者品学兼优、八面玲珑、讲话得体、进退有度；
后者附庸风雅、偏执独断、犀利毒舌、偶有冒犯。
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张绍刚与撒贝宁，他们是对立的个体。
可若将二人的人生轨迹重合，人们或许不难发现：
所谓撒贝宁与张绍刚的“好”与“不好”，不过是看客一种相对主观的“自我选择”：
很多人想成为“十项全能”的撒贝宁，但现实却是，所有人都曾做过并不完美的张绍刚。
2000年，刚刚成为央视主持人不到1年的撒贝宁，成功拿下了“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的金奖，瞬间名声在外。
比赛结果宣布后，撒贝宁的手机近乎一直处于忙碌状态，道贺的电话和短信从未停下，其中却唯独没有好友张绍刚的消息。
那天之后，很多不和谐的声音甚嚣尘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绍刚来”便是那时流传最广的言论之一。
议论声中，张绍刚拨通了撒贝宁的电话。在那次通话中，张绍刚先是极为真诚地表达了祝贺，而后又毫不掩饰地说道：
“撒贝宁，我其实挺嫉妒你的。”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撒贝宁比张绍刚“讨喜”一点。
相较于前者身上时刻闪现的“机敏”和“周全”，舆论习惯用“鲁钝”、“犀利”等词汇来形容张绍刚的表现。这是旁观者对二人形象的主观判断，同时也是过往时间在他们人生路上的客观表达。
在张绍刚的记忆中，18岁之前生活在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时光，好比是在一个完全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理想国”中。
那时候，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是“厂矿子弟”。“平均”是那片黑土地上最原始和最习惯的生产、生活方式。
张绍刚童年照
年幼时他成长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整日里老实巴交地工作，周围也皆是知足常乐的“平均人”。“过年厂子里分的年货都差不多，每个人的家底都一清二楚，所以大家从来不比较”。
张绍刚享受这样几乎透明的生活，质朴的成长环境搭配传统价值观，张绍刚将这种朴素的品质总结为“真诚”，也就是他时常提起的“不装”。
“不装”，成为日后张绍刚为人处世的核心准则之一，为了遵守这个原则，他可谓拼尽全力。
无论获得过怎样的荣辱，在讲述自身经历时，张绍刚最多强调的仍是那句“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张绍刚习惯坐地铁上班，他认为用私家车来彰显身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坐地铁也确实方便些。
北京地铁的早高峰拥挤异常，张绍刚却尤其喜欢。那是他无限接近市井烟火气的时刻，同时也给了他观察人间百态的机会。为此他还特意总结出一套“地铁文学”，来记录自己在地铁里感受到的鸡毛蒜皮。
网友在地铁上偶遇张绍刚
某天，张绍刚在乘坐地铁时亲眼目睹了一场“战争”——
起先是一男一女展开骂架，而后随行人员加入战斗。于是原本二人的口角火速升级为四人群殴，几人一路厮打到了张绍刚的身边。
彼时，张绍刚正安稳坐在座位上，他只是想凑个热闹，但为了不错过精彩的战况，他毅然选择追随打架人员下车，即使自己并没有到达目的地。
在观察混战的过程中，张绍刚很是兴奋地拨通了一位好朋友的电话打算“实况转播”，但极为不巧的是，对方正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一则法制节目，主题便是劝诫人民群众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
而这个朋友，就是撒贝宁。
当张绍刚坐地铁体察人生百态时，撒贝宁的人生和事业，已经坐上了火箭。
那一天，撒贝宁极为严肃地“批评”了张绍刚凑热闹的行为。因为比起“唯恐天下不乱”，他更崇尚理性的克制，这是原生家庭留给他的印记。
和张绍刚的自由不同，撒贝宁从小便被要求生活在“规矩”里。
撒贝宁的父母都是军人，一辈子从令如流，偏偏生了个儿子极为活泛，整日里上蹿下跳，一刻不得安生。仅是学生时代，撒贝宁骨折的次数就超过5次，最早一次发生在6岁那年。惹是生非是他的“长项”，以至于老师曾数次气急败坏地对撒贝宁父母说：
这孩子如果不好好管教，长大就是社会的危险分子！
造化弄人，任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孩子，长大居然学了法律，还成为了法制节目的主持人，并且还做得不错。
撒贝宁童年照
小学2年级时，受父亲工作影响，撒贝宁开始频繁转学。他时常要与新环境周旋，可他从来不觉得局促。因为他总能快速且准确地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火速与周围人打成一片。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后，他已够熟练掌握了与人和平相处的方法。这是他的长处，可对此张绍刚并不擅长。
张绍刚说过，因为一直处于生活能够完全自洽的环境中，自己对于陌生的人和事有着天生的抗拒。所以他从不应酬，也极少主动交友，饭局里如果有不认识的人，他都懒得到场看一眼。
年幼时他从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印象中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距家4公里外的购物商场。他偶尔会拿出2分钱坐一趟公交车，没有目的地，单纯体验，然后再下车兴奋地跑回家里，和小伙伴们分享一路看到的风景。
在张绍刚成长的年代，周围不存在贫富之分，就像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即使一直到小学2、3年级都没去过饭馆吃饭，他也从未觉得丢人，在“地板革”都是稀缺物的时代里，生活便是纯粹地过日子，平淡，甚至略显无聊。
如此，在当时张绍刚的心中，厂区里最牛气的不是下馆子吃饭的有钱人，而是能在俱乐部里播放电影和演出节目的演员——通过他们，张绍刚总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如梦一般的舞台世界。
于是，张绍刚开始羡慕与向往，他想，或许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美梦成真。
1990年，张绍刚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没有丁点的犹豫，“只想去广播学院（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调剂专业也要去，别的都不考虑”。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他被广院摄影系录取。对于一心渴望做编导的他来说，这样的成全差强人意，但他仍心甘情愿。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他相信有遗憾，才有动力。
那一年夏天，张绍刚背上行囊激动进京，预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沿途的风景全是惊喜，可让他最难忘的，却是广院小卖铺里的那瓶冰镇可乐。
当时因为太热，张绍刚放下行李便冲到了宿舍楼下的便利店，打算买一瓶冰镇汽水解渴。
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饮料有品牌的区分，仅在收音机中隐约听到过可口可乐的名字，因此当老板在众目睽睽之下问出那句“要什么汽水”时，为了不丢人，他脱口而出“可口可乐。
1990年9月12日，张绍刚18岁，这辈子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
甜水咕咚咕咚下肚，与二氧化碳在体内同时爆炸的，还有一种莫名的，略显玄幻的满足感——
这种感觉时至今日张绍刚仍清楚记得。
20年后，张绍刚回忆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的场景：
“那是在文学作品里才会见到的东西。”
当张绍刚靠着读书看见大千世界时，已经生活在大城市的撒贝宁迎来了人生首个“觉醒时刻”。
1990年，14岁的撒贝宁上初二。
小学时，撒贝宁最大的梦想是考进家乡最好的中学武汉一中，尝试一把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感觉。那时候他最喜欢语文，尤其擅长作文，凭此他获奖不断，但成也文学，败也文学。
升学考试时，试卷的命题作文为《老师，我不是机器人》，原意为讨论应试教育的利弊，没成想却被撒贝宁写成了科幻小说。于是在那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中，他获得了总分213.5分的好成绩，而武汉一中录取分数线为214分。
那是撒贝宁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绝望的滋味，跟五雷轰顶没什么区别。
愤愤不平地进了初中，撒贝宁仅短暂痛苦了几天便快速投入了打篮球的快乐中。作为球场上最靓的崽，撒贝宁爱篮球爱得忘乎所以，一直到中考前3个月才幡然醒悟：
“人生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一直玩下去的后果，就是彻底完蛋。”
撒贝宁旧照
撒贝宁至今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何种神秘力量点醒了自己，那之后他发愤图强三个月，最终完成了进入武汉一中（高中部）的梦想。
拿着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撒贝宁感受到了学习生涯中的首个高光时刻，但这样的快乐仅维持了一个暑假，便随着开学的到来，瞬间烟消云散。
上高中时，撒贝宁学习成绩并不好。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一句话5个单词，其中3个他不认识；后来碰上化学，他连最基础的化学方程式配平都一塌糊涂，“公布成绩的时候恨不得把脸埋到裤裆里”。
整个高中时代，撒贝宁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鳄鱼池里的兔子，周围皆是强者，而且各个对他虎视眈眈。
时刻身处紧张气氛，撒贝宁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解压方式，即不学习，就没压力。
作为班中最不务正业的学生，撒贝宁高中的前两年承包了年级所有的娱乐活动。
在身边人都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时，撒贝宁跳跃在篮球场上、舞动在文艺汇演上、歌唱在合唱团里，还曾因参加演讲比赛而享誉全校，简而言之：
撒贝宁喜爱一切，除了读书。
身处花花大世界，撒贝宁总是快乐的。生活很少给他学习以外的压力，于是他总能轻装上阵，可这却是张绍刚极少能体验到的“轻松”。
张绍刚出生于1972年，4年后，1976年，撒贝宁呱呱坠地。
这样的年龄差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代沟”，例如，在张绍刚已经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保送通知书时，撒贝宁还在苦恼去清华还是去北大。
因为父母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撒贝宁自小便对舞台极为熟悉。4岁时，他为了救场凑数第一次登台，结果到了领奖环节唯独没有发给他奖状。
当时，他以一种坚定不移的姿态笔直地站在舞台中央，直到老师递来一壶橘子水，他才不情不愿地走下了舞台。
“我一定要站在舞台中央，否则绝不罢休。”这样的执着贯穿了他的成长。
21岁的撒贝宁
1993年12月，距离高考仅剩半年时间，某个下午撒贝宁被年级主任叫到办公室，在一番苦口婆心地教导后，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孩子，你要醒来，人生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一边说着，他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张北大文艺特长生冬令营的报名表，接着说：“反正你也不爱学习，不然去试试吧。”
很久之后，在母校80年校庆典礼上，已经身为“优秀毕业生”的撒贝宁这样回忆那个极为神圣的时刻：
年级主任逆着光坐在办公桌前，他的四周好像焕发着圣光，普度众生。
接过老师递来的报名表，撒贝宁一路狂奔回班级，在同桌极为惊诧的注视下，他说明了自己即将参加冬令营，并且极有可能凭此自主招生进入北大。在几秒钟的沉默后，同桌忽然开口说道：
“现在唱歌也能去北大了？！”
事实证明，确实可以。
这之后不久，撒贝宁还真的凭借一首《小白杨》踢开了北京大学的大门，在一众“撒贝宁去北大唱歌了”的惊呼中，他开始了往后书写人生“惊叹号”的旅程。
在北大的撒贝宁
多年以后，在某脱口秀舞台上，撒贝宁在张绍刚面前讲起保送经历时，他将其形容为“被迫北漂”。即，不是自己选择了北大，而是北大选定了他。
在大学，撒贝宁是校园里最“搔首弄姿”的存在。头抹金刚钻发蜡，身穿时下流行服饰，他穿梭在各大社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因为忙于文艺汇演，撒贝宁时常旷课，但每到期末考试前，他都会留几天时间“闭关修炼”。这时他会一天24小时躺在床上背书，“一个字不落，恨不得把书都吃了”。
虽是突击学习，可撒贝宁的成绩却经常超过安安稳稳上课的同学。身边人偶尔不服气，但在谈起撒贝宁时，仍会以“聪明、优秀”来评述这个运气好到爆棚的同学。
撒贝宁旧照
由于个性张扬，撒贝宁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极为突出的存在。
这完全区别于张绍刚的低调，他说自己最不期待的就是“出名”，他更喜欢追寻厚重的生活。
在撒贝宁迈进北大的第一年，张绍刚已被保送成为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当时他就读于纪录片导演专业，冷门，却很动人。这是他喜欢的“深沉”，也是他从大一开始就追求的“深刻”。
在张绍刚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冬天，一天晚上，系主任将全系学生集合在大教室，不讲课，不开班会，只为看一部纪录片《望长城》，一部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里程碑”的伟大作品。
那天晚上八点整，电视屏幕忽然一片漆黑，1.5秒后，一道闪电瞬间亮起，“咔嚓”一声劈开了画面，同时也劈开了张绍刚对于纪录片的探索之路。
那之后，张绍刚开始扛着摄像机奔跑，因为“我晃动，证明我存在”。他深信纪录片是最高级的艺术，并一度认为自己会为探寻人性和人文付出所有，但老天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张绍刚曾说，自己之所以喜欢和撒贝宁交朋友，是因为二人都是从“底层”一步步努力走到大舞台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对比撒贝宁所走的路，张绍刚选择的那一条则颇为坎坷。
毕业之后，张绍刚当过摄影师助理，赚钱不多，还都是体力活；后来好不容易能做编导了，结果拍摄的栏目却是《动物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会跟着团队到孤岛上蹲守扬子鳄，一待就是几天半个月。到了夜里，四处无人，唯有鳄鱼在水里用冒着绿光、像灯笼一样的眼睛盯着摄制组。
望着这些“绿灯笼”，张绍刚百感交集——当初学纪录片是为了探索人心深处，如今可倒好，连人都拍不上了。
“我忽然发现纪录片是一种没有回应的艺术，它是作品，不是产品。”
也就是从那时起，张绍刚身边扬起了一层迷雾。他开始在生活和高级艺术间摇摆不定，关于明天的“问号”也接踵而来。
对于“明天该去哪里”的回答，张绍刚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但撒贝宁很幸运，他极少迷茫，因为“好运气”似乎一直在推着他走向一座又一座高峰。
1999年，张绍刚与撒贝宁的人生第一次有了交集。
这一年，张绍刚27岁，做了几年健康养生节目的主持人，“您有病吗？”是他每日都要面临的问题；
这一年，撒贝宁23岁，大学还没毕业，却已收到了保送北大研究生的消息，一时风光无限。
也是这一年，央视内部组织结构变动，中国第一档法制节目《今日说法》横空出世，因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电视台决定启动新人，寻寻觅觅间，自荐的撒贝宁和被推荐的张绍刚成了最终的人选。
共同主持《今日说法》的撒贝宁与张绍刚
进入央视时，张绍刚已经有了几年做主持人的经验，撒贝宁还是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孩子。
去央视面试时，极为瘦小的撒贝宁穿着借来的、并不合体的西装，样子狼狈到前辈以“没长毛的猴子”来形容他——这个前辈，就是张绍刚。
初进央视时，张绍刚和撒贝宁虽共同主持一档节目，却被分在不同小组。因此他们很少见面，唯有年底会同台录制一期特别节目。
外界对于二人的比较是从2000年开始的，也就是从撒贝宁获得主持人大赛金奖之后。
在此之前，撒贝宁是电视台里出了名的“问题少年”，录制3小时，成片2分钟，业务能力不强就算了，面对镜头时还满脸都是莫名其妙的微笑，看着有些诡异。
同一时间里，张绍刚却已对新工作熟能生巧，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他本是“榜样”，可大赛之后一切都变了样。
主持人大赛舞台上24岁的撒贝宁
张绍刚：“观众是残忍的。在自我介绍以后，他们会直接问我，《今日说法》的主持人不是撒贝宁吗？”
对于这几件事，张绍刚耿耿于怀至今，他说自己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但遇到“张绍刚没赢，是因为没参加比赛”的言论时，他又会坦然解释道：
“就算参加比赛，也赢不了撒贝宁。”
因为他从来不将自己定义为主持人。
张绍刚始终认为自己进入央视是一次命运的错位，其实他只想做一名人民教师。
张绍刚在中国传媒大学授课现场
自1996年至今，张绍刚已经在中国传媒大学做了25年的老师。
作为老师，张绍刚很凌厉，他酷爱开班会，且每一次开班会都是为了骂人。骂哭全班五分之四的人是他的最好“战绩”。
班级组织春游，有学生缺席，张绍刚直接打电话问“来了会死吗？”；
学生顶嘴，他站在操场上与其对骂50分钟，最终让对方心服口服。
学生说，张老师不仅能零障碍地沟通，还能零障碍地羞辱所有人。
他永远单刀直入，且完全不留余地。
课堂上讲课的张绍刚
“我特别不公正，非常主观，而且反感反抗。”
“我谈话的路径是，把猜测当最终结果讨论。”
张绍刚拥有极强的控制欲，这是教师身份在他身上留下的“后遗症”，以至于在他主持时，人们总能感受到他的强势。
2012年，张绍刚被推到风口浪尖。起因是他在某求职节目中与参赛选手激烈争执。
选手忽然晕倒，站在一旁的张绍刚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开口便问“你是在演戏吗？”。
瞬间，一石激起千层浪。
张绍刚的“晕倒门”
事件不断发酵，张绍刚成为众矢之的，舆论对他口诛笔伐，与他共同主持过一档节目的撒贝宁也在过程中成了比较对象。
区别于张绍刚，对于主持人的身份，撒贝宁始终抱有敬畏。
尽管已经站在舞台上20年了，如今的撒贝宁在登台前仍会觉得紧张。他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连穿西装是否打领带都要思量半天。
他看重主持这个职业，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身为媒体人的责任感。
前不久，撒贝宁在某节目中，因一段历史故事潸然泪下。在那时，他虽为故事之外的人，却也实在懂得了隐藏在其中的无奈与遗憾，他总能与舞台和观众共鸣。
最近几年，撒贝宁时常在综艺节目中露脸，虽属跨界，却不突兀，这是一种难得的做主持人的天赋。
就像儿时一样，撒贝宁仍能快速且准确地在环境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这在大众看来，是一种极为舒适和体面的互动。
有人说，张绍刚与撒贝宁的区别，是 “冒犯”与“周全”的矛盾。可撒贝宁并不认同：
“如果A打了B，张绍刚关心的是有人挥动了拳头，而我更多关心的，却是拳头落下后会发生什么。”
一个期待事件本身，一个关注背后的故事，他们其实很“互补”。
几年前，张绍刚宣布退出主持界，回到三尺讲台上专心做起了教师。
复出后，他离开了央视，开始尝试全新的领域，他主动放弃了一些东西，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带上撒贝宁。
他们曾在各个场合就“不和”话题展开讨论。每当这个时候，张绍刚总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撒贝宁总是满脸笑容。
多年前，二人曾在某节目中激烈争执，撒贝宁句句掷地有声，张绍刚脱口而出“你在装公平”。
这次之后，舆论将此视为他们不和的证据，但其实，那天之后二人近乎同时给对方打了电话，异口同声地问：
“你没事吧？”
忆往昔，当被问起最好的朋友是谁时，撒贝宁回答：“张绍刚不让我说别人。”
而张绍刚则说：
“老有人拿我和撒贝宁说事儿，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算个屁啊！”
一个“讨厌”，一个“讨喜”，他们向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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