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郭敬明“社会性死亡” 考验平台时候到了
在互联网上，编剧们正在发起一场针对于正和郭敬明的抗议。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名编剧签名参与讨伐，其中不乏琼瑶、汪海林、高群书这样的知名影视界人士。在未来，签名的编剧人数或许还会增多。
这是相当罕见的一幕。用编剧汪海林的话说，于正和郭敬明已经“遭遇社会性死亡”，编剧行业的活动，都不会邀请他们参加。参与联合抵制行动的人士希望能彻底把这两个“害群之马”从影视行业清理出去。
目前看来，这个任务还任重而道远。其实引发大家抗议的直接原因，并非于正和郭敬明有什么新的抄袭行为，而是他们正在影视平台呼风唤雨。郭敬明、于正分别参加表演类节目《演员请就位2》和《我就是演员3》，在节目中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进行表演，尤其是郭敬明和著名演员李诚儒的争执，更让“圈内人”感到愤慨。
如果是在前些年，郭敬明和于正可能对这样的“联名抵制”非常不屑，或许还会利用这个来炒作一把。他们的粉丝一定会指责这些编剧都是“失败者的嫉妒”。但是，在2020年底的这场公开抵制行动，或许会让两人感受到一丝恐慌（愧疚则不太可能）。
编剧们瞄准郭敬明两人，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是“抄袭惯犯”，有些抄袭案，并非只是口舌之争，而是在法庭上形成了判决。但是，两人只是按照判决赔钱了事，从未公开承认错误和道歉。现在，他们还能在公开场合参加节目，侃侃而谈演员的修养，实在荒谬。
另一方面则是编剧们已经朦朦胧胧感觉到，但是可能还没有形成清醒认知的：这两个人可能代表了某种新的模式、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能会对传统编剧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郭敬明是靠作文大赛出道，但是后来转型为一个“商人”。他的成长小说（是否原创暂且不论）陪伴了很多青少年的成长，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铁粉”，强化和这些人的联系，通过电影《小时代》实现了收割。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创作”逻辑，有的只是商业逻辑，从事的是“文化生产”，集体创作、借用、抄袭，这些对他来说都只是一种手段。对一个商人来说，重要的是利润和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原创。
据媒体报道，于正本人早年是编剧行业潜规则的受害者，他的作品被署上别人的名字。等到他本人成功翻身后，他变本加厉，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报复，也可以说他洞悉了编剧这一行业的暗黑力量，那就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不再在乎某个情节和桥段是否是自己的，哪怕像大面积抄袭琼瑶被告到法庭，对他的触动可能只是提高抄袭水平和技巧而已。
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无疑是“聪明”的，也是“成功的”。他们定义成功的标准，就是赚取更多钱（像一个企业一样），而不是作品有创新，写出好的剧本。他们的“成功”，当然是他们“努力”（彻底摒弃羞耻心）的结果，但也有深层次的原因。他们遇到了一个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在过去10年，影视行业迎来大批投资，以编剧这个行业来说，一部40集的成功剧目，编剧的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元，它的号召力显而易见。
这个时代，衡量电影成功的标准是票房，电视节目则是收视率，对投资商和平台来说，在行业快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硬指标”是最看重的。尽管业内一直有批评唯收视率论，但是郭敬明和于正却是业内对此认识最深刻、拥抱得也最彻底的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带来金钱的同时，也在塑造大批粉丝，而这正是源源不断的“印钞力”。
如果浏览微博会发现，在郭敬明、于正和他们的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强联系。这是过去编剧（通常被视为幕后人员）和观众之间所没有的。他们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粉丝的行为，大多数粉丝和他们一样，把抄袭指控看成是对成功的嫉妒，因为拥护偶像，也就是捍卫自己的成长史。谁愿意承认自己感动得流泪的作品是抄袭的？
这就是他们“战斗力”异常强大的原因。因此，汪海林老师所说的“社会性死亡”“编剧活动都不邀请他们”，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这种来自同行的抵制，在粉丝那里可以转化为悲情的支持和购买力。
但是，这次“联合抵制”和过去某个被侵权作者的维权行动，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一旦抵制行为持续升级，成为行业共同体的自觉，必然会对那些平台形成压力。这可能才是郭敬明和于正会担忧的。
因此，这样的抵制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如果真要奏效，就必须对平台（电视台和网络综艺平台）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许，现在是考验这些平台的时候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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