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的幸福生活
□汪古翔
前天在九曲河畔的三角梅花丛边，再次碰到我当年读村小时教我们的刘老师。将近70岁的刘老师回忆起当年当代课教师教我们时的情景，照例是一口一个大哈哈：“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哦！”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给了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和刘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2年3月，那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后一次春季招生。站在讲台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黑、瘦、矮小，春寒中着一件灰卡其布中山装，刮了胡子的下巴青乎乎、光溜溜的，简单中见整洁。
那一年，我们的新课本迟迟未到，拖延了近一个月，全乡只有中心校有一套书，村小老师只好去中心校抄课文来讲。开学不久，刘老师经常耽搁，代他上课的老师每次都能编个理由哄我们小娃儿：“刘老师到中心校抄课文去了。”“刘老师去公社看新书到没有。”
多年后，才有老师告诉我们真相：当时刘老师是频繁地相亲去了。那时，刘老师已经29岁，眼看就快娶不到老婆了。他妈老汉儿人托人面托面，为他在我们大队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活。一方面考虑到他个子矮小做农活吃力，另一方面是看人民教师这个体面活能不能帮他找个老婆。那时，一个大队支部书记都可以表态进一个代课教师，于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刘老师就到我们村小当起了孩子王。没想到，效果奇佳，刚当上教师，媒婆就找上门了！
后来才晓得，我们全校5个年级5个老师全是代课人员。这些代课老师有农村娃，有下乡知青，有转业军人；有民国时读过两年私塾的，有小学未毕业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毕业生。代课老师月工资18元，回生产队分粮。
学校的每个老师全包班，一个钉子一个眼，语文、算术、音、体、美全部一个人包干。可怜我的刘老师，教音乐不识简谱，教同一首歌，他相当于自己另外谱了一遍曲，我们唱的调和其他学校唱的不一样；图画课，每次就只晓得画个圆圈再加一个“把把”，硬说这是苹果——反正我们学生也没见过苹果；体育课就更简单了，“敞开”任我们疯耍。
刘老师的家离学校有8里路，下午放学后还要回家宰猪草吆鸭子，十分辛苦。中午就自带一盅米来，在讲台角边用三块石头顶个锅，煮稀饭。每天上午第三节课他就开始升火——一边是他在讲课，一边是锅在咕咕冒蒸气。全班同学就盯着那锅，见米汤溢出来，全体同学大喊：“刘老师，米汤出来了！”刘老师左手把锅盖揭开留出一条缝，右手继续在黑板上书写。再溢出，再揭锅盖。一节课，全班师生就在为那口小锑锅操心。学生放学后，刘老师就用几根酸豇豆下稀饭——现在想来真够清贫的。
我们上二年级时，刘老师家添了个女儿，他老婆照看不过来时，他还要把女儿带到学校来，一边讲课一边还要哄哭闹的娃。
由于没有任何政策支撑，那时的农村代课教师对未来前途连幻想都没有，不到20元的月薪也谈不上什么地位，只图不干农活重活，穿得干净体面点。因此很多代课老师都没坚持下来，一有机会和理由就选择离开。多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大学生，刘老师见人就说：“汪古翔是我教的学生。”“人民教师”这个称谓，可能是当时唯一让他感受过成就感和幸福感的词汇。
1981年，四川省对全省代课老师进行清理注册，直到1986年初，资阳全县有代课教师3035人，占教师总数的33.1%。这时候，刘老师们开始隐隐约约感到日子有点盼头了。果然，随后政府就开始分期分批对民办教师进行转正。直到1998年，最后一位代课教师转正，全县几千名代课教师经过十多二十年的修炼终于成了“正规军”，“代课教师”成了历史名词。
刘老师转正后，兢兢业业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在全县学校撤并过程中，辗转在多个村小任过教，想到工资逐年增长，越干越有劲，离家再远都无怨言。后来，刘老师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2013年，刘老师退了休。当时月退休金3900多元，一年有近5万元收入。在农村，有房屋有田地，种点小菜，养点鸡牲鹅鸭，钓钓鱼扯两口小酒，这日子令左邻右舍羡慕得不得了。
刘老师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后来在资阳城里工作。刘老师两口子也就时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田园牧歌似的乡间生活中楔入一段城市人的日子，这更是锦上添花。那一天，刘老师告诉我，现在他的月退休金已经涨到4300多元了，说完照例又是一个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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