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牵挂叫潸然泪下
□ 刘武洋
每个星期四早晨，起床后首先上网阅读《资阳日报》的《苌弘广场》副刊，是我近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突然有一天， 我欣喜地在《苌弘广场》副刊上读到了秦耕兄的散文《远方有兄弟》。更让我惊喜的是，文中讲述的是我们之间十八年来相互关心、相互牵挂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心潮澎拜，慢慢品读，令人潸然泪下。
当年，我怀揣“一囊书剑闯天涯”的雄心壮志一路南行，投奔梁老师、秦耕兄。秦兄长我三岁，他常称呼我为兄弟，以示亲切。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们，是经历贫困、迈过温饱、走向富裕“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那时，我对秦兄有深刻的认识。秦兄是我们资阳的老乡，早年，他当过兵，种过地，在资阳城里蹬过人力三轮车，心中却有一个做记者的梦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一位邻居告诉他：“在新疆打工时，与我同租住在一个小院的一对老夫妇，他家考起了五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家里考出一名大学生都很不容易，而这夫妇家一连考出了五个大学生，并且靠拾破烂供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着实极其不易。凭着对新闻的敏感性，秦兄断定这事是一块“好料”。于是，他挤火车自费去了一趟新疆，采访到了这对夫妇。不久，他写出了题为《“乞丐夫妇”供出五个大学生》的特稿，短短的一个月内在《爱人》等全国各地四十多家报刊上发表或转载，轰动一时。三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喜欢看书读报的人或许对这个故事或多或少有些印象吧！
秦兄常常戏称自己为“流浪记者”“草根作家”。凭着自己的才华与智慧，秦兄当时在昆明媒体圈里早已是名声在外。对初来乍到的我，秦兄在生活和工作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关怀。
进入一个高手云集的世界，我才知道自己是“二把刀”。那时纸质媒体竞争十分激烈，也十分残酷。有报刊相继停刊，加之我“水土不服”的身体小恙，我最终选择放弃，选择离开，大伙儿苦苦挽留并没有把我留下来。就这样，我“四个口袋一样重”地“败走春城”。临行前，秦兄在我空空的行囊里悄悄地放上一包茶叶和十枚煮鸡蛋：“在路上吃。”顿时，我泪眼婆娑。
随后，我去了北方，弃文从商，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头再来。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有体弱多病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不敢松懈，不敢懒惰，唯有努力拼搏。
时间和空间阻碍了我们弟兄的亲昵。但是，心中那份牵挂时常折磨得我寝食难安。下雪了，远方的兄长，你冷吗？我已经忘记了你那边是四季如春。
今年，在秋高气爽的十月，我们“彼此等待了十八年”的相聚，是兴奋的，也是沉默的；是幸福的，也是心酸的——因为十八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历练。
正如当年秦兄挽留我一样，我挽留秦兄他们“多住一些日子”。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依依惜别”。“分手在歧路”，我们没有“儿女共沾巾”，只有更多的眷念与祝福。
离别，是相聚的前奏和铺垫；相聚，是离别的希望和归宿。
牵挂朋友是焦虑的，是惆怅的；被人牵挂是美好的，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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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资阳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