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的艺术与人格精神

东昌时讯 2020-01-03 08:04 大字

徐无闻(1931-1993),本名徐永年,字嘉龄,四川成都人。三十岁后因耳疾更字“无闻”。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生前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宋文学硕士点、书法教育与研究硕士点导师,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去世后重庆文联授予终身荣誉艺术家称号,为我国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篆刻家和书法教育家。徐无闻先生以其学识渊博,修养全面,人品高尚而享誉书坛。生前与缪钺、启功、沙孟海、施蛰存、徐中舒、许宝驯等时贤交往甚密,作忘年之交,其才华和性情极得众人称许。启功先生在《徐无闻书法》序中叹道:“十年之后,竟有师友之谊相感不啻骨肉者,于以征先生教泽之深且远矣”,可谓的评。今观摹先师遗作,忆其音容笑貌,念其教泽德馨,无不感叹深思。

(一)

作为四川大学的高材生,无闻先生受到过很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父亲徐寿,号益生公,精书画,好交游,喜收藏,对年少的无闻先生影响至大。无闻先生在其父易箦后编成《鸿溟老人游艺留珍》一书,以作纪念。除幼承庭训外,先生先后受学于周菊吾、易均室、沈尹默、方介堪等国内名流。先生虽然早慧,但仍刻苦自励,好学深思。周虚白(阕室)先生在《徐永年墓志铭》中曰:“永年博学而艺事多能,虽继承家学而转益多师。书法如沈尹默、潘伯鹰;篆刻如方介堪、周菊吾、易均室,或日夕过从,或闻道往访,皆执恭谨閟奥窔,故能成其深。历览山川参稽古迹,得自然之薰助,故能成其大。有承传而后有创造,有实践而后有会通,永年有焉。故其问文无不引征赅洽,析理入微,人亦无以难之。所谓守己有度、伐人有序者邪。”(《徐无闻墓志铭》,周虚白教授所撰。徐寿之铭亦为周所撰,前后相差不久,现在青城后山徐先生墓处。周为四川大学资深教授。因此文所引为原作复印件,周先生手写体难辨认,个别地方未必准确。)周先生将无闻先生的成功之处总结得非常清楚。历来成功的书画大师都是深挖传统而取法自然,所谓内外交相养而成就其艺术的人生境界的。无闻先生生活在西南最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四川平原,不仅奇山雄水塑造了其伟岸的胸怀,而且处在文艺巨匠辈出的蓉城、锦江之畔的成都,唐时杜甫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宋时黄山谷有诗“家在成都万里桥”之句,对风光秀丽的蓉城做了歌颂。而成都的人文环境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徐先生曾刻有“司马相如同里”一印,用以自励。乡贤的治学热情和刻苦精神,常常激励徐先生自强不息的决心。19世纪70年代初,已经初有书名的徐无闻先生,曾专程到上海和温州拜沈尹默、方介堪为师,其好学精神令人感动。

徐先生学习乡贤或时流,更注重其人品与艺品的统一。他在纪念潜江易均室先生的诗中云:

吾师易稆翁,清节拟贞松。潜德俗难识,新诗穷后工。沧江悲夜月,锦里哭西风。愚拙非王粲,遗书感蔡邕。(《除夕感旧二首》,《徐无闻论文集》)

徐先生对易先生的尊敬,不仅仅是对其诗文的赞赏,而且更注重对其诗文中的“清节”、“潜德”表示由衷的赞许。古人所云“先器识而后文艺”,“德成为上,艺成而下”、“先文后墨”等,不过就是要求为艺者,首先应立品,品高则下笔不俗。我们可以理解这“品”是心胸、气质、德行、见识、学养的综合表现,不应拘泥理解为道德伦理意识。表现在诗文书画中则是一种雅逸超然的气息、格调和韵趣。中国文艺最具有体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功能,注重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观艺如观人。人因艺传,艺因人弘,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规律。

(二)

徐先生的艺术,可以用“清健雅逸”、“秀润潇洒”来形容。

先生耳聋,在一方印作中表明了志向:取“无闻”之名,一是为了甘于“默默无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二是为了“永去浮名”,不问世间俗事,我想他更多是取韩愈“不病无闻,病其晔晔”之意。先生的孝行是出了名的,正如周虚白先生《墓志铭》所云:“永年承孝友家风,立身行己,直道如弦”。这种高尚的人品反映到艺术中也是如此,那就是不媚俗的品格。

徐先生的文艺创作,虽然多样化,其艺术中包涵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学有渊源,意不循俗,善待别人,不避己过。先生强调文史哲的广泛修养,加以艺术实践,不要追逐时风,而应在深入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来求创新。初学者不能妄谈创新。他在1998年《戊辰试石偶作》诗中云:

夜中不能寐,起弄石与刀。篆刻虽小道,成赖积年劳。虚名误学子,炫世徒皮毛。游艺不循俗,风格斯可高。峨峨丁钝老,千载仰清标。

无闻先生在1991年《自题篆刻拓本立轴》中又反复声明了这一观念:

莫谓雕虫计,惟凭石与刀。植根在篆籀,润泽赖诗骚。立意不循俗,风规斯可高。白头期寸进,不负此生劳。

先生反对过分的追逐时风,尤其是为了入展或获奖而摹仿评委之风格。他特意刻了孙过庭《书谱》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字朱文,在边款中题道:“此八字,是吾箴。行无惑,必有成”。在徐先生的艺术实践中,他一以贯之的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而且在生活态度上也是如此。学习古代之精华,取法自然之物象,陶融心中,自成高格。而“不循俗”并非就是不学时人,而是不学其弊,克服时风不良的一面。对于时贤的优秀成果,当然应该去研究和学习。他在多次书写的自集联句中有“处世当知今日事,作事正须少年时”、“勤旧学不懈夙夜,辟新知时有见闻”等句,可见其力身行事之一斑。徐先生在1990年观赏了山东嘉祥范氏墓所出铜印后曾作有长诗,最后写道:“我之重此印,直是敬其人。三年鸡黍会,千载有余情。寄语后来人,人生贵信诚”。无闻弟子、四川美院李伟鹏先生在印存后记中云:“(先生)印风影正醇和,才情并茂而绝去怪诞浮躁”,可谓一语中的。要想克服时俗流风对书画创作者的不良影响,先生认为一是潜心古人经典,而是投身自然,感悟自然。他在1990年为蒲逵所写的行书横幅中,摘录了他游黄山诗二首,其中一首云:“壑深山峻兴云雨,土薄室坚长劲松。奥秘天留谁有会,立身行事可成功”。至今这幅作品还在我处,每睹遗泽,唏噓良久。先生之心,日月可鉴;先生之人,光风霁月。

(三)

徐先生最好画墨竹,而且笔法生动,繁而不乱,颇得宋代文同之神韵。他在《题自画竹》中云:“画竹颇亦难,笔常与心左。潇洒出风尘,我思文与可。”他认识到要学到文同的笔墨精髓,首先要学文同做人的超然,不逐俗尘,人格独立,才能写出竹之真态,亦是人的真情。1992年在书法创作中,甚得合作之趣,作《感兴》云:“老去书犹拙,尚期得寸进。晴窗笔砚精,起我临池兴。”在1984年的《题谢无量自书诗卷》中云:心手相忘意自贤,啬翁诗卷蕴金丹。世人苦被虚名误,笔不生风画虎难。

徐先生认为,只有超越虚幻名利的藩篱,才能进入到物我两忘、心手合一之境界。功名本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实至名归本无所厚非,但虚名却是妄念,易误人子弟。1982年先生游兰亭时,对晋人王羲之最后有“终焉之志”的乐山乐水情怀表示赞赏,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作《山阴兰亭留题》二首:

兴酣落笔领群贤,一序临流万古传。逸少风规真未远,我来依旧见崇山。

放浪山川少长集,永和当日此流觞。天机妙会忘心手,何计千秋论短长。

学者风范要求学术的严谨,而文人情怀则怀抱的萧散,而真正有作为的学者或文艺家,都会将二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因为一个书画家或文学家,总离不开具体的感性体验,更离不开抽象的理性升华。理学家程颐虽认为诗是“闲言语”,却留下了“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之名句;朱熹提出“文从道中流出”的观点,更留下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句,充满了理趣,启迪后学。

无闻先生的诗人气质,体现在书画中则是秀润清健,飘逸不凡的个性特点。而只有达到“洗尽沉滓,独存孤迥”的境界,才能有所飞跃。他在《书学随札》中论述黄道周的《山居诗》时说:“在明代众多书家中,黄石斋很突出,很有新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大幅行书的豪宕,长卷小楷的清峭,用笔劲拔生辣,没有半点甜熟庸俗,深具阳刚之美。”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语,也是他在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作为专业性的艺术指导教师,必须对技法有深刻的研究。他刻有“有乖入木之术,无闲临池之志”白文印,显示出不懈努力的决心。他在跋所临《雁塔圣教序》中云:“临《雁塔圣教序》须执管略高,全以肘运,方可以仿佛其空灵飞动之意于百一”。他在教学中亲自示范褚遂良楷书的空中落笔法,认为在快、准、稳三方面,必须要悬肘悬腕方能做到。而一般人写字因握笔太低或枕腕之故,只能写出绵弱无力的线条。他在《篆隶书法简论》中对于初学者为求篆书的均匀之美,竟然烧去笔头的做法作了批评:“烧笔头之所以错误,是不懂得篆书乍看是有提无顿,起止藏锋,但实际上仍然有提有顿,起止分明,只不过是潜气内转,含蓄不露而已。”这种对书法技法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他长期的书法实践基础上。

先生之画,更是走着传统文人的路子,以书入画,笔力坚实,骨韵遒健。他在1990年回成都之时,受我之邀请,在乐至小住,夜间挥毫画有墨梅、红梅各一,山水一幅。在墨梅上题诗云:“冬来乐至县,闲坐画梅枝。把笔年将老,此生无尽时”。此幅极为精妙,可谓妙手偶得。在山水画上题云:“余童稚时便好山水,然未尝一日学,今年将退休,或可得遂初志也”。他的理想就在于退休后多用功于山水,花鸟上用功较多,古意生新,意境高远,生趣活泼。可惜天不假年,这个心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四)

在2003年《书画文献》总第六期上,我撰有《重新认识徐无闻》专题介绍徐先生的书法篆刻。在《篆刻》杂志上也写有《立意不俗,风规自高》一文,对其篆刻进行了新的评价。当初本想全面一点,增加一些新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中谈到四个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一是身份定位问题,二是先生艺术思想与艺术风格统一问题,三是对先生的作品大小和体势等创作问题,四是先生的生活习惯、心态及名实观问题。(陈硕主编《书画文献》第六期)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徐无闻先生的创作及学术有着启发。我们以前的研究虽然有不少新的视角,如1995年成都举办了“徐无闻遗作展暨学士研讨会”,《四川书学》专版介绍了徐先生的学术思想及艺术特色。但现在跨越21世纪后,再来看徐先生对于文艺界的意义,就格外不同。徐无先生代表了19世纪末期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努力奉献,严于律己,服从大局,甘于淡泊。有着传统文人和学者的优良品质,是这个物欲横流时代不可多见的高士。先生晚年身体状况不好,但生性乐观的他却保持着超脱的心态。用中山王篆书集联云“此身祸福莫重论,自古贤愚同一丘”。在一方白文印中也刻道“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对待名利是每个艺术家要面对的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去辨别其利害关系。先生以“游于艺”的精神,能从体道中悟得艺术的快乐。而书画篆刻作为贯道或明道的工具,关键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韩天衡先生在《徐无闻印存·序》中总结先生之印三特点:高格调、多彩、新奇。(《近现代名家系列——徐无闻印存》,李早主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艺贵立品,技进乎道,所谓“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本立而道生。

当然,对于先生的艺术,我们不必为长者讳,仅从技巧来说,还有一些可以更进的地方,如书法大字作品偏少,笔力偏弱;篆刻的激情表现不足等,若假以时日,我想徐先生会弥补这一缺陷的。先生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也想在晚年来一次飞跃。他并不急着出版专集就是证明。尽管如此,徐先生完成了他的艺术人生,留下的珍贵资料,通玄达微,沾溉后学,真可以“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了。

(作者:邱世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徐无闻简介

徐无闻(1931—1993),四川成都人。字嘉龄,号无闻。原名永年,三十耳聋后更名“无闻”,室号守墨居、烛名室、歌商颂室等。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教授。在文字学、金石学、碑帖考证、书法、篆刻、诗词、绘画、教育、收藏等领域都是行家里手,是当代一位全能型的人物,对艺术界、学术届、教育界皆有巨大影响。他是二十世纪巴蜀书法、篆刻的代表人物,对巴蜀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代表了学者型书家的典型形象。

徐无闻先生自少的文艺启蒙,受到其父亲徐寿(鸿冥翁)的影响。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分配至西南大学(原来西南师范大学)任教。与荀运昌、秦效侃先生兼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育硕士点导师,最早在西南片区建立“书法专业硕士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西师书派”(或称“西师流派”)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评委,四川省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重庆书协顾问等。2013年四川省政府委出版了《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徐无闻》卷出版,对作了全面介绍。尤其是其人格魅力对于后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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