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生莲 成渝古道上的佛国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武德三年造像是四川唐代最早题记的佛教造像群

大足报父母恩重经变造像生动再现了世俗生活场景

安岳毗卢洞紫竹观音

安岳卧佛沟“释迦牟尼涅槃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左侧卧佛造像

傅盛 文/图

唐代，成都与重庆间的商贸日趋紧密，官道东大路堪称最早的“高速公路”，连接起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唐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条比官道近256里的东小路，进一步促进了“双城记”的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东小路在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一条世所罕见的石窟艺术大道，代表了公元9至18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些刻于砂岩上的佛像寄托了上至帝王下到庶民的信仰与希冀，也像琥珀般凝固了千年川渝社会风俗人情，实证了川渝文化的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褒衣博带

成都引领风气先

成都在南北丝绸之路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东传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丝路河南道，从中亚经西域，进入青海、甘肃，经川西北，到成都汇集，再从成都向西南扩散，并沿长江而下传播到建业（今南京）。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佛教传入成都的时间不晚于东汉中期。南北朝时成都大寺林立，佛像森然，梵音震天。以万佛寺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以“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之风，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宋代成都是禅宗的重要基地，名僧辈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在万佛寺内印制。

随着唐玄宗、僖宗先后入蜀，以及此后武宗灭佛，大批中原的官吏、僧人、画师、匠人入蜀，佛教在成都迎来第二次大繁荣。当时名寺众多，城内有大慈寺、开元寺、正觉寺、宝历寺、福成寺、圣寿寺、龙兴寺等43座。以大慈寺为中心的佛教艺术影响极大，在这里创作或改造的佛像题材，后来成为东小路上唐宋石窟造像内容的母题。成都平原无开凿石窟的自然条件，寺院多以铸造和圆雕、绘塑为主，龙泉山脉是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的分水岭，造像由此一路向东开凿，步步生莲直达重庆佛图关。

安岳西禅寺石窟有全国最早纪年（818年）的僧伽三十二行化图造像，这一展现西域神僧僧伽如何演变为观音化身的最早经变相，其粉本就来自于大慈寺。根据《益州名画录》记载，当时这位西域神僧的画像在中原早已失传，建中元年（780年），大慈寺建起僧伽和尚堂，画家辛澄偶得胡人所携真本，一见甚奇，遂依样描绘于壁，尚未完工，“蜀城士女瞻仰仪容者侧足，香灯供养者如驱”。

僧伽信仰能在巴蜀地区流行，得益于东小路。从丝路而来的胡人将粉本带到成都，再由成渝古道间善雕的安岳工匠转换成模板，并沿着盆地内复杂纵横的官道私路和交错的水路传播开来。西禅寺僧伽龛刻出现后，迅速在安岳、潼南、简阳、夹江等地开凿，到南宋在大足和内江、宜宾等地还长盛不衰。

一路向东

记录中国石窟艺术流变

东小路从成都出发，经龙泉驿，在简阳分道，往乐至，经安岳、铜梁、璧山、歌乐山三百梯与东大路汇合于佛图关，进入重庆。此路沿途所经之地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最密集的区域，现存近千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共10个单位23处，四川省级文物石窟24处，重庆市级石窟保护单位14处，集合了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华。

为何东小路上会有如此密集的造像和寺观？选择此道的多为商人、僧侣。旅人为求趋吉避凶，出行前往往到佛像前焚香拜祭。佛像比经文更具普及性和感染力，更能给跋山涉水的旅人心理慰藉。官吏或富商由此捐资开凿佛像做功德，不少僧人也一路行脚弘法。加上川中盆地经济殷实，石质易雕，东小路沿途由此掀起了一场官吏支持、民众积极参与的声势浩大的造像大潮。

成渝古道上的第一处石窟，是位于龙泉驿的北周文王碑和摩崖造像，557年北朝驻防简阳的大将军强独乐等为歌颂北周文王宇文泰的功绩而建，成为千年来成渝古道上的一个地标。由此东行，三教道场碑、苏家沟、魏家石、木鱼山、清音溪、元堡村、两河口、幸福村、玉皇观、望场坡、老金龙等20多处从唐代到明清的佛教、道教石窟密布于龙泉山麓，一路护佑着旅人来到简阳。

简阳的延绵丘陵中，牛王山、红岩寺、店子山、大林、朝阳寺、大佛岩、千佛崖等至今佛光闪耀。成渝两条古道由此分路，东小路进入乐至和安岳。唐时称为普州的安岳，地处成渝咽喉要道，版图还包括了如今乐至、遂宁、潼南、大足的一部分，自隋代起便是军事和经济重镇。全境山峦起伏，怪石林立，当地人很早就在山丘上挖凿岩洞，营建墓穴，垒筑石屋，有劈崖建寺造像的技术和传统。

安岳在隋代已有佛寺、佛塔，现发现最早的造像为武德三年（620年），为唐代四川佛教最早的造像题记。到了五代和北宋，安岳扛起了中国石窟造像的大旗，大小寺观道观林立，400多年的造像史积累了丰厚题材、经验与人才储备，为大足石刻这一鸿篇巨制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石窟“唐盛宋衰”的论断在安岳被改写。

大足石刻主要分布在大足、潼南、铜梁、璧山，正是东小路出蜀入巴的节点。唐末天下大乱，892年，昌州刺史韦君靖率军保城，为求神灵庇佑，在大足龙岗山上雕下了第一尊战神毗沙门天王，打通了东小路成渝一线的石窟长廊，成为大足石刻的起点。至今，在东小路中段100多公里的范围内，还星罗棋布着近600处佛道石窟，数量在17万尊以上，年代从隋代到民国，高10米以上的就有9尊，5米以上的逾百尊。

宋代手工业高度发达，繁荣的东小路上也诞生了以营窟为生的职业工匠——安岳文氏家族。他们祖辈七代主导了大足石刻长达130年的营造，并沿着东小路开枝散叶，在资中、隆昌、荣昌等地造像，最远抵达了离安岳180公里外的泸县，在延福寺留下了巧夺天工的水月观音。元代，东小路一度成为荒陌，明清再度兴盛。山城重庆山高江急，多以大佛造于沿江石壁之上，雄伟奇绝，多有保佑航行镇水之用。

卧佛长眠

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

巴蜀石窟，无论总数还是分布区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北方、中原的石窟衰落，唯有巴蜀继之而兴，把中国石窟的开凿年代又延续了数百年，续写了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

与北方云岗、龙门石窟皇家造像工程截然不同，安岳、大足因地制宜，以一山、一壑、一石为单元，倚岩取势，小龛妙像密如蜂房，大佛雄伟气势壮观；点多、面广、像多，具有鲜明的辨识度。传法的高僧，从中原逃难而来的匠人，在战乱阴影下寻求心理安慰的民众……石窟艺术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东小路由此成为一条卧佛大道，鼓动着在现实世界一路奔波的旅人为来生努力奔走。

唐开元前，安岳北部山沟中进行了一项超级工程，巴蜀第一尊超过10米的大佛——长21.5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图在此诞生，而闻名于世的乐山大佛此时尚在酝酿中。安岳卧佛沟的睡佛为东奔西走的客商带来巨大的心理安慰，继而开凿了8尊摩崖卧佛，成为东小路上的蔚然奇观。

在安岳南部也有两尊唐宋的左侧卧佛，唐天宝年间的左侧卧佛仅长48厘米，南宋卧佛长7.4米。乐至与安岳交界的回澜山山腰还刻有一尊10.5米的卧佛，头东脚西，背南面北。在潼南与合川交界的龙多山山顶，有一尊唐末的3米卧佛；合川钓鱼城内有宋代雕刻的11米悬空卧佛；大足南宋宝顶卧佛长31米，营建了70年……1930年，在安岳与潼南交界的马龙山上，民众集资耗时2年造出了体长最长、年代最晚的一尊卧佛，36米的佛祖双眼微闭，头枕高台，顺山势而眠，赶路人在10里外便可眺望。这一地标提醒旅人出蜀入巴，也为成渝古道上1300多年的造像史画上了最后的感叹号。

落地生根

巴蜀特色的世俗化改造

受禅宗和理学影响，安岳大足两地造像应时顺境自成体系，在注重写实主义的世俗化浪潮中，创造出一尊尊形神兼备的不朽作品，完成了佛教东传造像艺术的中国化改造。

安岳毗卢洞紫竹观音，突破了观音造像正坐庄严的宗教法条。其头戴华贵的坐佛花冠，蛾眉弯月，凤目含光，直鼻端秀，朱唇微合，肌肤似吹弹可破，衣裙飘逸，富于动感。既有少女的妩媚，又具女神的仪容，成为北宋最具代表性的观音形象。圆觉洞拈花说法龛，释迦牟尼一改前朝的肃穆威严，身披袈裟，头向右侧，右手间夹金婆罗花结说法印，双目下视，恰与右壁下方双手合十、企首仰望、嘴角带笑的弟子迦叶遥相呼应，相视一笑，心有灵犀的默契被刻画得异常生动。

大足石刻报父母恩重经变造像宣扬儒家孝道，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之作。工匠将佛经内容转换为日常生活场景，生动刻画了十组连环画般的造像，把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过程和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现了人间的世俗生活。

宋代，在东小路腹地还孕育出巴蜀特有的柳派造像。唐末五代战乱不止，乐山人柳居直于佛前盟誓，要济渡众生。他在成都一带建道场苦行，却与传统的密宗教义大相径庭。随着影响渐大，教众甚多，他得到王建召见并敕封，被视为毗卢佛下凡。柳派是融合了密宗、民间巫术等的地方教派，有学者称为“川密”。北宋晚年，有柳派传人在安岳开窟传教，造出高6.6米、宽14米的柳本尊十炼图龛。如今，安岳、大足境内留存柳教石窟造像超10处，最为出名的在大足宝顶以及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塔坡和孔雀洞等。

丰富的内容主题，浓郁的生活气息，多彩的艺术形式，鲜明的地域特色，安岳石窟与大足石刻承上启下，借鉴继承，互为影响，发展创新。当北方、中原陷入战乱，盛极一时、美轮美奂的石窟相继衰落后，这对“双子星”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并创造了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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