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艳抹式修复背后的美育盲区
□跃兴
前段时间,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遭遇“浓妆艳抹”式修复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安岳石窟的佛像为宋代雕造,既有唐代粗犷古朴的刀法,又兼宋代写实的特点,但佛像重绘未做到修旧如旧,反而被粗陋地“浓妆艳抹”,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有网友调侃说,千年佛像就这样被修成了“喜洋洋”,眼怀慈悲、神态安静的神佛生生被画成了“地主家的胖儿子”。从精美绝伦的千年佛像,到几乎被修复成笑话的“喜洋洋”,我们只能说:历史上我们美过,而且美得超前,但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审美恶俗的时代,我们的美育已经远远追不上物质滚滚的车轮。
可悲的是,这绝不是孤例。观音像遭遇水泥补脸,清代西游记石雕被用化学颜料“美容”,摩崖造像生生变成了农家乐审美,类似的修复式损坏不胜枚举。这既反映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某些欠缺和失误,同时也暴露出整个社会对美育的忽视已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这后果绝不仅仅体现在文物修复这一件事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各城市公园里、广场上那些本意是为城市增加美感的雕塑作品,或题材庸俗,或粗制滥造,丝毫没有美感,有的还十分恶俗夸张,甚至有网友发起了“全国十大丑陋雕塑”之类的“评比”。这样的“城市垃圾”的产生,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审美能力的匮乏、美育的缺失。
美育不是新话题,但长期以来不被重视,以至于画家吴冠中曾有“美盲多于文盲”的警示性呼吁。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冯骥才曾在“两会”上通过提案呼吁,教育应重视美育。他认为,由于长期忽视美育,审美品位的低俗是普遍的现实存在,以致影响我们对较高品质的美的事物的感知力。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审美境界与审美风范,可是如果我们的审美能力有限,就无法真正感知与继承传统的精髓,对于外来事物的美与丑也会缺乏鉴别力。美不仅是艺术美,人的语言举止、道德人品,无不含有美的标准。美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培养人们认识美、鉴别美、欣赏美、感受美、崇尚美乃至创造美的能力,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与气质,还能滋育他们追求美的理想、品格与人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礼乐教化”,美育一直被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周朝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了近代,王国维、蔡元培等大师更是对美育推崇倍至。王国维认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记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木心先生也曾说过,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当一个民族的美学教育跟不上物质充盈的步伐,不仅各种喜剧、闹剧频出,悲剧也会接踵而至。今天,一些科学领域的大师也同样强调美育的价值,比如杨振宁就曾以“方程式是造物者的诗篇”来阐述科学与美的关系。
但是,在这些年的教育实践中,美育却大有淡化、缺席的趋势。在考试的指挥棒之下,无论学校、老师还是家长,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但往往把学习的目标定位于实用性、功利性的特长考级、升学加分等,无疑是陷入了误区。美的教育,是审美教育,更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把美育边缘化、功利化,不仅有损于孩子审美能力的培养,更无益于其人格的完善。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一些人,即便已经“功成名就”,却依然人格粗鄙、趣味恶俗,美育缺失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美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发现美、享受美的能力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通过系统的美学教育,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欣赏艺术的美,并将艺术的美转移到生活中去,进而发现、创造生活中的美,这是美育的基本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情感、精神、气质、胸襟等都会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澄澈,有助于形成高雅的气质、完善的人格、丰富的精神世界。而这些内在的涵养,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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