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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东城 千帆尽过——内江传统航运业记忆

内江日报 2017-12-03 02:13 大字

2015年,沱桥加宽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两年多以来,工程取得了明显进展,住在两岸的老人们偶尔路过这里,围观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为内江的飞速发展而感慨万千。

“桥梁越来越宽,人们不用坐船也能过河,传统的水路运输再也看不见踪影啦……”他们感慨。

◇全媒体记者 李静 文/图

走遍天下路,内江好过渡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句被吟诵了千百年的诗,会让沱江儿女联想到李白赠友人范金卿的佳话。沱江河的精彩故事,远不止于此,盛极一时的水路运输,繁华兴旺的码头,见证了甜城糖业的兴盛衰败,也促进了内江文化的发展。

自古以来,内江便以舟楫为主要运输方式,这使得内江沿岸的渡口日趋兴盛。

那时,内江没有桥梁,陆地交通不发达,只有通过渡口过河,渡口分设官渡、私渡、义渡。其中义渡为免费过渡。

内江东渡曾是著名的义渡,明朝开始,官绅捐资造舟,冬春搭浮桥,夏秋保持20余艘义舟,通宵摆渡,因此也有了“走遍天下路,内江好过渡”之说。

不过,渡口上越来越多的行人和船只,也使得现场越来越不易管理。因此,上世纪50年代后,全内江地区整顿渡口船舶,除保留少数义渡外,其余全部收费。内江东渡的行人一次收费5分钱,人畜力驾车同行加倍。当时的数据显示,东渡日平均过3万余人次,节假日4至5万人次。1985年,全区共有渡口111个,专业渡口50个,义渡3个,剩下的都是农副业渡口。直到西林大桥建成后,过渡人才逐渐减少。

在渡口形成的同时,港口也不断发展。据《内江地区交通志》记载,秦汉时期,资阳、资中、内江城区的靠河沿岸已形成了物资集散港埠:石板铺路,石梯衔接至港口,港区沿河岸停靠船舶,木船分不同帮派沿岸建堆栈、仓库。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村镇依河而建,无论城镇还是村落,都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港口,内江港、资中港、威远港热闹非凡。

航运业带动两岸经济发展

内江物产丰饶,一个港口往往分散多个码头,负责载客或者装卸货物。资料显示,内江港装卸码头分布在城关、东兴一带,北门堤至清官亭为糖帮船舶码头,装载红糖、白糖、蜜饯等;清官亭以下是米帮船舶码头,运送粮食;小东门至小南门是柴炭帮、水酒帮、杂货帮、揽客帮;东兴纱帽石至罗家嘴是运送油枯、烟叶等大型船只的船舶码头,冬春时节,河面水位低,船夫在河坝街临时搭建席棚,热闹非凡。

71岁的李远辉是东兴区文化馆的退休人员,从小生活在内江的他,对内江的码头有着深刻的印象,“要说沱江流域船队最多的地区,当属内江这一带。东渡码头在当时是一个大码头,每天临擦黑的时候,就有许多船只前来停靠,沿江两岸灯火辉煌。”李远辉告诉记者。

老一辈船工通常比较节省,到岸后,拿一口铁锅,在岸上挖一个洞,捡一些木柴就开始生火做饭。这时候他们会点一盏煤油灯,罩上一个玻璃罩,这就是马灯,大风也不易吹灭。一到晚上,几十上百只船的工人在江河两边点着马灯,很有“江枫渔火”的味道。

年轻一辈的船工则比较爱玩,船一靠岸,他们就到岸上喝花酒、打牌、购物。因为这些船工的高频次、大幅度消费,老东兴街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衍生了一些专门为船老板服务的茶馆、烟馆、酒家等。

椑木镇就是在这样繁荣的航运业支撑下,发展成为一个小镇。一代又一代的沱江儿女,都因为航运业的兴盛,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传统航运业艰辛而危险

内江航运的船分为客船和货船,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内江港客船有二三十只,从事从史家到龙门镇的客运。

货运船就比较多了,沱江的货船多是小舢板船,往返于沱江流域,最远至泸州,一次运送五六吨货物,包括糖、粮食、猪鬃、药材、百货、水果等土特产,到目的地后,将东西交给老板或者转交大船,写好在哪里上货、运价、收货人的清单,在当地停留一天甚至十几天,然后将当地的布匹、火柴、煤油等“洋货”带回来。

一只船是不便出行的,一支航运队伍最少有五六只船在一起,有的船队甚至达到了十几只船,“这样一来便于互相照顾,对付途中的土匪;再一个,拉船、背船都是力气活,遇到逆流时,需要整个队伍的人齐心协力,将船拉上来。”李远辉说。

拉船是个费力又危险的活。现在的河边栈道,以前被称作“脚窝子印”,是船工拉船时候一步一个脚印,陷入泥中踩出来的路,它最能真切地体现船工们工作的危险性。“逆行的时候,船工站在河上,背着绳子,奋力把船往上拉,但是浪头大,船身重,如果用力不当,很可能被反拉,人掉入水中受伤甚至淹死。”李远辉告诉记者。

明朝万历年间,沱江船工队伍中兴起了唱号子,李远辉告诉记者,当时十几只船共用一个号子手,一边拉船一边唱,能够提神鼓劲,号子手一开口唱出:“资中开船吃枇杷吔”,所有船工就齐声和道:“嘿嘿!”趁着这股劲,往前走两步,接着,号子手又唱道:“登赢五里杨柳杈吔”,大家继续回答:“嘿嘿……”

张方元今年83岁,荣昌人,他的父亲、爷爷都是船工,1952年,十几岁的张方元在家人的推荐下,成为一名船工,那时候他所在的木船队属于椑木镇合作社,“社里总共1000多人,许多靠这航运业为生。”张方元那时候常常划着木船,沿着小河,到泸州、宜宾等地。

“做船工讲究多劳多得,航行的距离越远,工资越高,但我们是小船,经不起风浪,最远只能到泸州,然后将货物转交给大船。”往返泸州需要半个月,一趟能挣十几元,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30多元的工资。

吃苦耐劳的船工

船工地位低下,工作艰辛,民国时期被称为“水爬虫”、“船拐子”,但他们并不畏惧这些艰苦,善于苦中作乐。

李远辉的舅舅是船老板,李远辉4岁的时候,曾跟着舅舅在船上生活了一段时间,每次来去一趟半个月,船上货物多,不便生火做饭,一般都是到了码头才在岸边做饭,把第二天早上、中午吃的一起做好。

船工最爱吃的是豌豆饭,拿一口铁锅,倒入米和豌豆焖好,配上泡菜,方便省事,味道可口。

汪玉华今年60岁,其父亲汪志久今年93岁,曾是船上的舵手。汪玉华告诉记者,除了父亲,同一条船还有4个船工,船工因为要经常下水,常年光着上半身,他们拉船的时候,将洗澡用的抹布裹在纤藤上,避免勒肉,“船工拉不动的时候,我父亲就下河背船,调整船的方向,越过危险地段后,再上船掌舵,其他船工继续拉。”

对于船工的伙食,汪玉华印象也比较深刻,她7岁之前,曾跟着父亲在船上呆过几年,那时候,父亲带着铁锅上岸,负责蒸饭。饭好了后,拉船的人上岸吃饭,每个人拿一个小瓦缸,装的咸菜。“炒菜不方便,他们只有把青椒切碎,用盐巴腌制密封好,每次吃饭时,挖一勺子出来,就着白米饭下咽。”汪玉华说。

在船上,年幼的汪玉华偶尔会吵闹,为了哄她,父亲就买了一些豆豉给她做零食,为了节省,汪玉华往往将一颗豆豉分为两半吃,“豆豉很咸,父亲就从河里舀一大瓷钵河水,烧开给我喝。”汪玉华说,“到了码头后,父亲就拿着粮票本、菜票本,在当地码头去买食物、交货、收货等,一路奔波劳累,十分辛苦,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他这一生都不容易。”

汪玉华告诉记者,父亲是安岳人,从小被送养在叔伯家,十几岁时,就被送到船上做学徒,担负起挣钱的任务。学成回来后,父亲的叔伯为他买了一艘小船,但是河风大,小船不好操纵,汪志久便用竹篾编成5张凉席,重着盖在一起,弯曲成拱形,并刷上油漆,钉在船舷两边,搭成船篷,晚上则扯下船篷上多余的凉席,遮住船头一方的通风口,船尾一方则拿一块布挡风。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养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大家人。

传统航运业的衰落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机动船逐渐在内江地区兴起,木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58年,张方元到位于重庆的长江航运公司学习,两年后,他被分配到轮船上工作,前往更远的湖北、江西等地,运送煤炭、矿石等物资。其间,他经历了从船工到舵手、“三夫”(管理钱财)、“大夫”(开船者)的转变,也在职位的上升中完成了自己的航运生涯,见证了传统航运的衰落。

1994年,张方元退休,后辈没人再愿意继承他的工作,社会在发展,陆地交通的进步,让码头不再繁荣,渐渐地,连货船都看不见了。

沱江航运线上,像张方元这样的船工还有不少,健在的如今都已经八九十岁了。偶尔,还能在东兴区凤窝街一带看到一些老船工,他们常常到东兴老街的茶馆里打牌、喝茶,颐养天年。

东兴老街外,东渡码头还在,不过早已变了模样,两岸开阔,天空蔚蓝,江面波光粼粼,木船、轮船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甜城湖观光游船。时不时有市民扶老携幼,到码头晒太阳,在栈道上散步,或者花几元钱坐一坐观光船,欣赏甜城湖的美景。

为内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传统航运业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沱江母亲河正携手横跨两岸的宽阔桥梁,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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