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川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薛焕创办尊经书院的前前后后
薛焕（1815———1880年），是从宜宾走出的晚清头品顶戴总理衙门大臣。他致仕后联络士绅自筹资金，在成都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宜宾因此与今四川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京洋务受挫 回乡欲办书院
在长期内忧外患的晚清，薛焕率先在中国实施洋务并作出卓越贡献，却被时人误会而备受打击。特别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洋务派之首恭亲王奕訢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那场宫廷内斗失败，被免去议政王后，薛焕在京办事更是处处掣肘。一连串挫折让他意识到，中国要自强，必须在传承优良国学的基础上学习西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薛焕在京，抱负难以实现，于是他于同治五年（1866年）以母病为由奏请回乡终养，欲在四川创建一所振兴蜀学的新式书院，从教育上打破闭关自守桎梏，让国人放眼世界以自强。
当时，四川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设立的以习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薛焕想要新办书院困难重重，不但倡导“师夷长技”为当时主流所鄙，就是所需那笔巨额资金，也让他望洋兴叹：四川连续十年的天灾人祸，遍地饿殍，这时要办一所书院，谈何容易？更不说，新办书院必须地方督抚与学政支持，最后报皇上批准才行。
当时的四川总督，是被咸丰帝与同治帝皆誉为“老成硕望”的骆秉章。薛焕与他素无交谊，很担心为其所阻。不想几经交谈后，骆秉章不但为薛焕所动，还在致军机处首席章京朱学勤信中为其抱不平：“薛觐翁到省，弟晤谈数次，议论皆有见识，何至为都人所不容？实不可解！”但遗憾的是，骆秉章虽理解薛焕，但因四川财政寅吃卯粮，谈到银子就叹气。加之年老体衰，不久竟病死任上。薛焕创建新书院这事只得搁置。
早在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任上时，薛焕鉴于“川省介在边隅，士子苦鲜师资，且无经史善本致根柢之学，未能实在讲求。”就特别注意搜集这方面书籍：“公素好蓄书，入都时已有三十余箧。在都二年，几两倍之。”（《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因当时四川缺乏教根柢之学的师资，学子难以学以致用。薛焕在江苏任职时，就开始为革新四川教育搜集书籍。
但仅有这些书就想创办书院是远远不够的，薛焕还得消除各种阻力与动员士绅们捐资办学。当薛焕发现锦江书院主讲伍肇龄原为翰林院编修与侍讲学士，不但在办学方面很有成就 ，对振兴蜀学方面的见解与自己又是一致时，便引以为援，一起多方宣传在四川创建一所新书院的必要性。
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 支持薛焕办学
四川经几年休养生息，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现生机。这时的四川总督是吴棠。薛焕署两江总督时，吴棠任江宁布政使，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同治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劾吴棠在赴任四川总督途中收受属员“规礼”，清廷派时为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为钦差来四川调查。薛焕不知吴棠有无收受“规礼”之事，却看到这些年吴棠在四川善政宜民方面做出不少成绩，如实向李鸿章讲了，使吴棠免于处分。为此，二人关系又进一步。
当时四川学政是张之洞。他是同治三年（1864）年殿试钦点探花，在京可是少壮清流之首，经常与清流们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恭亲王为首的洋务人物。而薛焕曾为封疆大吏，进京后又为总理衙门大臣，与清流们势同水火。但张之洞是薛焕创办新书院绕不开的主管领导，薛焕虽有头品顶戴，却无职无权，他必须汲取教训，尽力与其搞好关系。
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前曾有两段婚史，其原配与继室皆因疾病去世。据清史专家唐浩明先生所著《张之洞》载，张之洞任职四川学政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经在籍侍郎薛焕为媒、四川总督吴棠主婚，又娶了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女为第三任妻子。从这事上看，薛焕为办新式书院，为争取张之洞这个清流之首支持，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独钟儒学的锦江书院山长牛树梅年老回乡，受新学影响的主讲伍肇龄成了实际山长。薛焕觉得条件成熟了，便联合伍肇龄等在四川有名望的十五个士绅，在找好建书院的地皮并协议好筹资方案后，即投书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碑记）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文教类第8号件载，吴棠与张之洞接薛焕等投牒后，立即向同治皇帝上了《奏为绅民请捐建尊经书院并刊刷经史以裨实学》的奏章。同治帝于八月初五日，即御笔朱批，同意四川新建书院。
这奏章是按薛焕等所投之牒意见奏报的。从其题目可见，这书院是由“绅民请捐建”，不会动用官银。而建这书院的目的，是“以裨实学”。
奏章的第一句话，就很清楚地奏报了薛焕等意见：“在籍候补京堂薛焕、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呈称：书院之设，原为国家培养人才。士子在院读书，必期经明行修……查川省地方，省内向建有锦江书院，省外各府厅州县亦各分建书院。均系专课诗文，其经义古学阙焉未讲。是以各属士子能文者多，专经者少……”
筹资修建尊经书院 担任第一任山长
经皇上批准后，薛焕立即带领绅民们抓紧创建书院。《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记载了薛焕在创建尊经书院时的作用：“省城创建尊经书院，经费皆赖公一言决之……”
光绪元年（1875年），倡导新蜀学的尊经书院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
关于书院山长，薛焕曾函请享誉江南的大文豪王闿运出任，但王闿运正在写《湘军志》不能来。吴棠等也曾邀一些享誉国内的学者来任教，也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因当时具备省级书院山长资格且擅长经学的学者极为鲜见，而薛焕提倡的“经学”暗藏洋人的天文地理算学等，能讲的没资格，有资格的又不会讲。年老多病的薛焕只能亲自当了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并延请同治二年识于上海并随之入京为西席的学者钱保塘及钱铁江为主讲，任命在成都府任训导的侄儿薛华墀（后任尊经书院第四任山长）为监院。
书院设立后，薛焕即“发旧藏经史有用诸书，畁省中书院刻之。自后蜀中书渐多，士知崇尚朴学，风气为开。”（《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
不想就在这年，云南马嘉理事件爆发。清廷一边派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烟台与英使周旋，一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使、云贵总督刘岳昭为副使前往云南查案。但刘岳昭宁愿被革职也不前往，清廷只得改派虽退隐多年却“洋人畏服，当足备折冲御之才”（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语）的薛焕前往。事关国家安危，薛焕将尊经书院事务托付钱保塘，拖着病体再度出山。
这期间，据《创建尊经书院记》载，“都督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 按四川总督吴棠与薛侍郎焕要求，张之洞不但按其职责为书院制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十八条章程，还为学子们制定学习书目，并慷慨捐资为书院购买书籍。任四川学政三年，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不但转变了“世界观”，为今后在封疆大吏任上大搞洋务活动打下基础，二十年后还在《劝学篇》中公开宣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成为近代史上四大洋务名臣之一。
光绪二年（1876）薛焕处理完马嘉理案后，回到四川因操劳过度病卧在床，唯将书院山长之职交付钱保塘。
为学子亲自校勘两书 为民族光复之用
虽病卧在床，但薛焕仍密切关注着尊经书院发展。光绪五年（1879年），垂危中的薛焕致信书院第二任山长钱保塘，谈到他正在亲自校勘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读史方舆纪要》与《郡国利病》两书，以为书院学子用：“卒前数月，贻书保塘，言方手校《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二书，补刻其漫漶者。岂意工垂竣，而公卒也。”（《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在这之前，《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只有少量手抄本与刊印本，但都残缺不清。因该书旨在“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为清廷所忌。薛焕不愿牵连尊经书院，便由蜀南桐华书屋薛氏家塾修校刊发。办完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后，薛焕于次年二月去世。
《清朝碑传全集·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对薛焕创建尊经书院评价极高：“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
尊经书院创办后，其学以致用的新知识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沉闷的学术氛围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人才，如著名的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
到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经四川总督传旨，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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