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眼中的成都
很多的建筑物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建筑与建筑之间留出来走路的地方就是街道。城市就是一个扩大的综合性的整体的建筑群。建筑是人类创造里面最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东西。（梁思成《祖国的建筑》）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成都以历史悠久、文化昌明、物产丰茂、环境优美，给无数来过这里的人留下了美好印象，纷纷以文字为其写下瑰丽诗篇：老舍眼里的成都是可爱的，特别具有爱美性和创造性；张恨水眼里的成都纤丽、静穆、飘逸……同样的，七十多年前，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来到成都，以照相机、测绘仪器、鸭嘴笔等调查和记录当地建筑，为那些如今已经消逝的老建筑和文化留下了另一幅生动形象的画面。
皇城的金碧辉煌已成为传说
明蜀王府遗址是营造学社到达成都后考察的第一个古建筑。1939年9月29日上午，梁思成、刘敦桢一行人先去市政府拜访杨市长和郭子雄先生，接洽川康古建筑调查事项。结束拜访后，上午十一点他们便前往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明蜀王府遗址（今成都四川科技馆、天府广场一带）参观，又于10月1日上午再次前往详细调查。
明蜀王府曾经是明朝西南地区最雄伟的建筑，整个宫殿坐北朝南，严格按照明代礼制建造，其建筑格式、布局基本仿照皇宫，只是缩小了规格。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为蜀王。朱元璋在修建蜀王府时诏谕“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历时8年，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之后，这座担负着威震边疆民族使命的蜀王府终于建成。虽然只是王府，却颇有皇宫的气派，被成都老百姓称为“皇城”，而城楼前的一大片空地则被称为“皇城坝”。
蜀王府规模极大，占地38万平方米，几乎为当时成都城内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北起骡马市街，南至红照壁街，东至西顺城街，西至东城根街。建有两道城墙，宫墙高3丈9尺，周围5里，四周蓄水为御河，御河外再环以长达9里的萧墙。内城之中有宫殿十几座，建筑重殿叠宇，恢弘壮美，寝宫之后还有精致优美的王府花园。
谁也没有想到，如此雄壮巍峨的蜀王府却仅仅存在了两百多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以蜀王府为宫。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败走，在撤离成都之前，他下令放火“焚毁内外民居及各府署寺”。在这场意欲毁掉一切的大火中，蜀王府数座宫殿连续数日仍未被毁，张献忠不甘心，调来各种发火器具，填充各种引火材料，才将这些曾经花费了无数工匠心血的木构建筑烧毁一空，仅仅留下端礼门三个门洞、石栏桥、宫墙、石狮等不易烧烂的砖石结构。“徧国朱甍，映日连云，碧瓦飞翚”，这样的金碧辉煌从此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了传说。
而梁思成一行人所看到的明蜀王府遗址，那时已是国立四川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原为蜀王府正门的端礼门，高大宏伟的重檐歇山式门楼早在火灾中化为灰烬，只剩下光秃秃的门洞，上面写着“国立四川大学”几个字。康熙四年（1665年）蜀王府内城旧址改建贡院，作为四川省乡试之地。贡院中的主体建筑明远楼和致公堂，都建在蜀王府宫殿的旧基之上，只是将规模和基址缩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又在贡院创办各种学堂，设立新的官署。
尽管蜀王府的辉煌历经战乱早已湮没不存，但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依然细心考察留下的遗迹，试图在残垣断壁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曾经的精彩。他们在石座刻饰中触摸明朝的痕迹，“端礼门三洞，下构石须弥座，上累砖壁。壁之两掖，于女墙下，饰以青琉璃垂莲柱数事，犹属明制”“（承运殿）殿下承以石台二重，所镌螭首，圭角及束腰花纹，皆明代标准式样”（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他们在踏道里窥见皇家宫殿的气质，“其北有承运门故基，前后设踏道各一例而已。道之内侧，与台基连接处施半圆券，以通明沟，自南京明皇极门外，国内所存为此一例而已”（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象眼，本是台阶侧面的三角形部分，从不引人注意，他们在这里察觉出宋人手法，“（承运殿）台之正面，陛三出，其下象眼，逐层向内凹入，犹如宋《营造法式》所图”（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他们坚持以营造学社的文献考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工作理念研究古建筑，“案明藩府制度，定于洪武初季，至弘治间，大事减缩，而现存蜀府故基所示间数规模，显与洪武旧制为近，不仅台基踏道等结构雕饰，足资参证也”（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
五百多年前，宏伟壮丽的蜀王府彰显着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五百多年后的抗战时期，成都被敌军轰炸数次，国立四川大学为了师生的安全已南迁峨眉。战乱之时，每个人的生命尚在风雨中飘摇，哪里还会有人顾得上没有生命的建筑，这些无人看管打扫的遗迹，石缝中已经长出不少杂草，它们的生机勃勃更凸显出明蜀王府遗址的寂寥和荒凉。
历经沧桑的庙宇寺观仍然护佑众生
宫殿建筑是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其修建往往集中了当时技术最高超的工匠和最好的材料工具，不论规模还是建造、装饰，都是最讲究的，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除了宫殿建筑，宗教建筑也是古代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古代，由于宗教文化的突出地位，宗教建筑也相应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它们庄严精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经典作品，因此也成为营造学社在这次古建调查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旧时的成都北门是个寺庙集中的地方，文殊院、娘娘庙、弥勒庙、量寿庵、喇嘛寺等星罗棋布在街头巷尾，处处香火缭绕、暮鼓晨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在天上的神灵成为普通百姓的一丝寄托。只可惜大多数寺庙都毁于明末兵乱，香火熄了，僧众没了，原名信相寺的文殊院也是同样的遭遇，不过，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慈笃禅师来到这荒芜之地，结茅为庵，苦心修行。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697~1706年），应信众要求，官绅军民捐资重修文殊院。相传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火光中有文殊菩萨显圣，众人便认定慈笃禅师为文殊的化身，改称“文殊院”。嘉庆、道光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建、扩建了主要殿堂，形成现今的规模。
文殊院原本小庙，康熙帝曾手书“空林”二字以赐寺僧，于是一时闻名遐迩，之后成为清代川西四大佛教禅宗丛林之一，也是目前成都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寺庙内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等五重大殿依次分布在长200米的中轴线上，坐北向南，东西两厢紧凑，布局严谨，组成封闭式四合院庭院。殿堂楼阁不施丹青藻饰，飞檐翘角、古朴庄严，梁思成不由得称赞道：“全寺规模，在当地佛寺中，虽非最巨，但堂殿廊庑，精洁整饰，远过他刹，僧规亦较严肃云”。
我国古代的木构建筑，墙体一般都不承重，因此窗户可以做得轻盈通透，棂条组合丰富、图案花样繁多，被称作建筑的眼睛，是传统建筑装饰的重点所在。文殊院各殿的镂空花窗图案精巧，式样多变，“计有网文菱花、方格菱花、码三箭、井口字文，及亚字、卍字、田字、八方菱花、四斜球文、如意文等合组之棂格多种”（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引得梁思成不断地按下相机的快门，要将这些庙宇上最灵动而美丽的眼睛一一记录下来。
在成都期间，梁思成、刘敦桢一行人还前往青羊宫、昭觉寺、石牛寺遗址（寻而未得）等道观寺庙寻访，这些曾建筑恢弘肃穆、风景清幽秀丽，甚至成为当时游览胜地的地方，都在明末被毁，虽然后世再修，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盛况。面对曾经在明末有着广厦千间的昭觉寺，看着与现有建筑不相称的庞大柱础，刘敦桢感叹：“向使昔时殿阁留存，其宏丽当何如耶？”
不过，这些庙宇寺观，不管于天灾人祸中是留存还是毁掉，终究又得以重新修建，熄灭的香火又点起来，它们传递着人们渴望幸福平安的心愿从来没有变过，它们历经沧桑，但仍还是在那里见证着、护佑着芸芸众生。
民居是有生命的建筑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民居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种建筑类型，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不过也是最不为人们所注意和研究的。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的古建筑调查中一直侧重于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经典性的古建筑，很少注意到普通人的住宅。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让他们大开眼界，开始认识到民居在中国建筑学上的重要性，感受到民居其实是有生命的建筑。刘致平曾经评价四川民居“富有地方特性，技术灵活巧妙，处理方法之简洁利落，形态之优美、自然，不是一般建筑师所能想象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成都传统民居大多是竹编白粉墙或灰色砖墙，施黑色或褐色梁柱，搭配小青瓦屋面或灰色盖筒瓦屋面，这淡雅朴素的建筑色彩与绿意盎然、四季花开的自然色彩相得益彰，让人觉得宁静之中又有灵动，适合日常居住。而建筑结构多为木穿斗结构，斜坡屋顶和木质花格门窗，使整个房屋看起来轻巧灵活、千姿百态。
1939年10月，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成都走街串巷时，遇见过不少让他们眼睛一亮的民居，使他们停下来细细观察和欣赏，“成都民居之大门，小者一间，大者三间，皆以挑梁自柱挑出约一米（一架）或二米（二架）不等，挑梁之前端，则施以莲柱及各种雕饰，敷以金箔，外观自成一格。而三间者，其中央一间之屋顶特高，尤壮丽可观。”（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
从1941年开始，刘致平在几年之内调查了南溪李庄、宜宾、乐山、荣县、自流井、夹江、彭山、灌县、广汉、成都等县市的建筑，参观了二百余所官僚、地主、富商、中农、贫农等的住宅，并择优测绘了六十多所。刘致平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四川民居的人，他第一次运用摄影、绘图等手段，将四川民居纳入现代建筑学的研究事业。
刘致平甚至在奔向郊外躲避日军轰炸时都不忘进行乡土建筑调查。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别人是拿着家中细软扶老携幼，而刘致平则是带上照相机、皮尺、笔记本等物。那时，乡民们对城里来的逃难者都非常热情，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歇口气喝口热茶。这对于刘致平来说，却是考察民居的“好时机”，他总是忍不住走上前去递名片，希望房主允许他仔细看看整个住宅，有时还会提出拍照测量的要求。
凭着对传统建筑的这股痴劲，借助金鼎铭、颜伯诤、彭华士、马澈民等朋友的介绍，刘致平曾于1941年夏、1945年秋两次深入成都进行民居调查。从典型的富豪地主住宅——位于双栅子人称“朱财神府”的住宅、“难得的官僚府第”——位于南府街的周道台府到“有点庙堂气象”的棉花街卓宰相府、位于犀浦的敢于“制度雕镂全是僭纵逾制”的陈举人府（人称“陈家桅杆”），再到城内普通小资产阶级人家常用的住宅式样——位于东城根街的刘宅、公务员小家庭的文庙后街颜宅，以及成都郊外农民佃户租住的肖家河某宅，他将不同阶层人们的居住建筑一一测绘摄影，进行详细记录，这些资料不仅充实了传统建筑的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住宅的具体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四川当时的风俗习尚、礼仪制度、人们的生活情形以及经济情况、文化水平等。
文/西西 图/林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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