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三任知县”陈锡鬯（上）
富顺文庙，文脉之地。
《富顺县志》
《栈云峡雨日记》记载有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的故事。
湘军将领刘蓉，陈锡鬯是其女婿。
陈锡鬯 绘图罗乐
刘光第，视陈锡鬯为恩师。
刘光第墓
□刘刚
陈锡鬯（chàng，音同“畅”）是清末富顺的著名知县，同时也是富顺历史上罕见的三任知县，曾分别于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后任职。他鲜为人知的人生履历曲折多变，丰富而又充满传奇。
出身望族
“新城二陈”后裔
1993年版《富顺县志》载：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今江西省黎川县）人，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因黎滩河贯穿全境故称黎川。在新城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迁居中田的第二代陈氏子弟就高中进士，从此家道兴隆，一批陈氏后裔先后获取功名，“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此后陈家代代有贤能，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
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他的散文作品《欧阳生文集序》中，提及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时，中田陈氏第六代“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赫然在列，并称他们为江西建昌府（新城旧属建昌府）的桐城学派，就连他好友欧阳兆熊的儿子欧阳生也拜“新城二陈”（即陈艺叔和陈广敷）为师。由此可见，“新城二陈”属当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引领着江西一带的文风走向。而在富顺大名鼎鼎的清末知县陈锡鬯即身出以“新城二陈”为代表的“中田陈氏”，堪称望族之后。
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陈艺叔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两人同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
结亲名门
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
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与陈家不仅关系亲密，而且刘家的女儿还嫁给了陈家的后生，可谓亲上加亲。而青年陈锡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陈锡鬯）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指出“盖楚材之尤著者，为曾文正公国藩及弟国荃、左宗棠、胡文忠公林翼、罗忠杰泽南、李忠武续宾、李勇毅续宜、江忠烈忠源诸公。江罗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众，胡曾左则有雄才大略，而曾学术尤优”。据黎川文史爱好者推测，日本人或为误记，“光叔”应为“艺叔”，原因有二：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二是晚清“陈艺叔”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故陈锡鬯是陈艺叔的儿子。从刘蓉与陈艺叔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感叹。
初任富顺
下车伊始问志书
富顺建县至清光绪初年止，已千年有余。一直以来，这里盐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被时任知县段玉裁誉为“典午（即晋朝）以后，才俊蔚起，文物称最盛。”遗憾的是，“民气和乐”“山气佳秀”的富顺县竟然“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段玉裁决定重修县志，竟“五阅月而书成”。该志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优美，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方志中之表者”，成为全国“著名方志”，史称“段志”，其影响力堪比陕西的康海《武功县志》（“康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韩志”）两部明代名志，连宋育仁修《富顺县志》（以下称“宋志”）时，也明确提出“踵段志而作”。
陈锡鬯任职富顺县以前，曾任成都新繁县知县等职，对“段志”慕名已久。他这样描述自己对“段志”的仰望———“需次来蜀十余载，旧闻是志未获一睹，及莅此邦接见士绅辄加谘访。”急不可耐的陈锡鬯刚一上任便遍寻“段志”，成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车伊始问志书”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陈锡鬯运气不佳，寻觅“段志”足足花了四年的工夫，终于在光绪八年（1882）“乃得窥其全书”，阅后大加赞赏，称该志“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也许是出于对段玉裁人格魅力的钦佩和对其治县有方的景仰，加之寻找“段志”达四年之久方得一阅，陈锡鬯对志书倍加珍惜，“蔚为伟器”，决定重刻“以兴此志，共相流播”，并亲自为重刻本“段志”书写跋文，并落款“时光绪八年壬午后令江右新城陈锡鬯跋”，史称“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踪影全无，唯“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传世，不能不说陈锡鬯为富顺文脉的永续传承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更为可贵的是，陈锡鬯通过对“段志”的阅读、研究和使用，以志为鉴熟悉县情并从中寻找治县方略，他这种“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执政之风，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
三任知县
资助刘光第京城做官
“宋志”载：“（陈锡鬯）四年四月由犍为调任……十五年复任，创办学田，裁减随粮浮征约银一万两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泸州。捐银四千三百两，置公积堂业，每岁约收租百石，以年尽赈贫民。”宋育仁用百余字，言简意赅地总结了陈锡鬯在富顺县的三个任期，文字虽短，但可看出陈锡鬯是一个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官。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及陈锡鬯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的业绩。
一是兴办书院。富顺从宋朝的知监周延儁开始，历任行政长官都崇文重教，宋、明两朝共中进士约200名，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使全县人口锐减，文化教育遭受重创，直到清中期开始出现转机。时县境有县城的江阳书院（又名学易书院）、自流井的炳文书院（又名东新书院）和赵化镇的文昌书院等有名教育机构，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聘名儒为山长，有功名之学者为教习。在此期间，陈锡鬯不仅关心重视地方教育，还以知县身份兼任教习，亲自到书院讲课，为全县培育了大量士子。
据“宋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为江阳书院“拨前令吴鼎立发当商生息本利钱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钱一千串，均生息为院生堂课膏火，又添购书籍”。光绪十八年（1892），陈锡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卢庆家为炳文书院山长，先后有百余人中秀才，十余人中举人、进士，培养出如谢奉琦、雷铁崖、李宗吾、张光厚等一大批近现代名人。在刘光第乡居守丧期间，陈锡鬯鼓励刘光第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贡献，特聘其出任刚开办仅十年的赵化文昌书院山长。不难看出，陈锡鬯任职期间不仅身体力行躬身教育，还实施了一系列教育强县的举措，这既体现了一县之长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当时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二是创办新学。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利，发展新学培养新型人才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和要求下，清廷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先后参照日本及欧美各国教育制度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文风颇盛的富顺县毫不落后，也开启了废书院、办新学的改革之路，县内各书院分别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堂。“宋志”云：“（富顺县）官立中学一堂，清光绪二十九年知县陈锡鬯奉文，委绅陈庆文、郭昌翰等于城北三里十字岭创修，三十年开办，专设中学未准。三十二始升中学。”文中所述“官立中学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四川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富顺二中。这是陈锡鬯在富顺任知县的最后一年为全县教育办的一件大事。
三是慧眼识光第。光绪四年（1878），19岁的刘光第首次参加富顺县试，正巧遇上新知县陈锡鬯主持县试。由于光第考试成绩优异，引起同场考生的嫉妒，于是他们集体声言光第是“待诏”之子（旧时称理发师为“待诏”，光第父亲早年曾以剃头为业，时属下贱职业，实际并未规定手艺人的子女不能考试），无考试资格。陈锡鬯爱惜光第才华，把闹事考生训责一番，以“律例无禁考明文”驳回，将光第“拔置案首”（县试第一名），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取更大功名。从此，刘光第视陈锡鬯为恩师，并在《送陈洛君先生序》中对恩师感激道：“先生县试首拔士，谬蒙期推，以训以养。”
后来，陈锡鬯也乐意把刘光第视作爱徒，一直资助刘光第读书考试。当刘光第好不容易连捷成进士被授职刑部广西司主事，却因家中贫困难以赴任时，陈锡鬯不仅自己每年出资一百两白银，还积极联系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每年出资二百两白银，共同资助刘光第在京城当官，极力帮助他去实现“振刷”朝纲、变法图强的梦想。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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