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甘肃的艺术成就
汉墓砖画宴居图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彩绘木舞蹈俑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汉漆耳杯
武威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马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汉墓群出土属东汉时期的“青铜舞蹈人”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绢底平绣人物
本报特约撰稿人李清凌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有着地方色彩浓郁的音乐舞蹈艺术，还有品类繁多的绘画，许多成果万世流芳，泽溉后学，为地方历史文化平添了几分光彩。
亦夏亦夷的古乐
秦汉时期，国家部门仍有乐府采风的传统，能将民间新鲜活泼的音乐、舞蹈及时地采集起来，同专业乐师的技巧相结合，加上活泼的多民族乐舞，使甘肃的乐舞艺术呈现出亦夏亦夷、异彩纷呈的特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甘肃东南部今陇南、天水市的“真秦之声”，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的俚俗状态。就是击瓦器、弹秦筝，拍着大腿，咿咿呀呀地唱歌。
缶，其形“如足盆”，按《旧唐书》的记载，它本是“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就是说，秦人从西戎那里引进了缶，并将它广泛地应用到各种演奏场合。秦国社会上层在以击缶弹筝为乐的基础上，又引进了东方的《郑》《卫》《桑间》《昭》（一作《韶》）《虞》《武》《象》等较高水平的“异国之乐”。然而，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却又失去了秦的声乐本色。汉朝音乐家就较好地解决了陇上民族乐同中原音乐交融的问题。如汉的军乐《鼓角横吹曲》，就是在此前周代鼓舞士气所用鼖（fén）鼓的基础上，又配之以从胡人那里引进的双角横笛，使胡乐融入中原传统的军乐演奏，汉胡乐和谐地搭配，得到各族将士的喜爱。从“秦声”到接受中原乐，再进一步吸收胡乐，相互配合，甘肃音乐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和提升。
据载，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的横吹技法带到汉朝，但当时能演奏的只有《摩诃兜勒》一曲。陇西音乐家李延年据此创作了28首新声，皇帝将其配做武乐。东汉和帝（89年-105年）时赐给边将，规定凡带兵万人的大将军都能得到一部。除了军中，在一般场合演奏，则只用其中的《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10首曲。这部乐既有西域的乐器，又从《陇头》等曲名上可以看出它吸收了陇右的音乐成分，是西域音乐、陇右音乐和中原音乐的有机结合和融会，因而更具有广地域、多民族的特点。
汉代活动于今甘肃、青海一带的羌同汉人的乐舞交流，已经达到难分彼此的程度。再以笛为例。汉代大学者马融《笛赋》序认定“笛生乎大汉”。他写道：“近世双笛（双管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易》京君明（易学家京房，字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大意是说，笛子是汉人发明的。近世羌中盛行双管笛。吹起来像龙吟水中，很好听。《易》学家京房兼通音律，他将汉笛的四孔增为五孔，比传统七孔笛后出，完成了所谓五音笛。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汉笛七孔；羌笛三孔。段玉裁注：“汉时长笛五孔甚明，云七孔者，礼家说古笛也。”是说华夏族的七孔笛在汉初就失传了，羌族盛行三孔笛，后来，汉族“庶士”即民间艺人丘仲又从羌人那里学会了笛子的制法，并制成四孔笛，易学家兼音乐家京房在丘仲的基础上加了一孔，将四孔笛变成传播至今的五孔笛。
一杆小小的笛子，竟然也凝聚和体现出多民族共创华夏音乐的史实。
舞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周朝的五行舞改名为“五行”。秦的角抵、俳优也是综合性的娱乐形式，其中的俳优，舞蹈成分则更多。汉代有雅舞，有俗舞。雅舞多用于祭祀；俗舞来自民间，包括袖舞（执长袖而舞）、巾舞（执巾而舞）、盘鼓舞（在盘、鼓之上或之间跳跃舞蹈）、拂舞（执拂尘而舞）、铎舞（执铎而舞）、鞞舞（执扁鼓而舞）、建鼓舞（击建鼓而舞），还有龙马舞、鱼舞、桂树引凤凰舞等，“百戏”中的鱼龙漫衍（戴面具、披假形而舞）等也被纳入舞蹈节目，它实际是一种集舞蹈、歌唱及杂技、魔术于一体的表演形式。汉代还盛行从西域传入的“胡舞”。所有这些舞蹈盛行于京师、皇宫，陇右只出现在贵族、富户之家和官府，但毕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和流行着。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两件彩绘木舞蹈俑，其中一件宽4.9厘米，厚3.5厘米，高26.7厘米。木俑梳高髻，着长袍，身体向右倾斜，左臂置于胸前，右臂举起，头微侧，作舞蹈状。另一件木俑底宽5.4厘米，高14.5厘米，削制而成。以黑、红两色绘五官和衣领等。木俑挽高髻，穿袍服。左臂抚胸，右臂向前上举起，身子倾斜，作舞蹈状。它们和同一地点出土的漆樽舞蹈画一样，都是现实生活中官僚贵族富户舞伎的艺术再现。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族民间的舞蹈虽较粗犷，但其多姿多彩，粗中有细则不容置疑。
绘画艺术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绘画，从载体或材质上大致可以分为墓葬壁画、砖石画、铜器画、陶器画、漆器画、木板画及纺织物画等。
甘肃发现的许多汉墓中有壁画。如1956年发掘清理的酒泉下河清一号东汉墓为砖筑三室墓，双层砖砌成。前室四壁砌彩绘砖57块，照墙砌彩绘砖7块。画有“羽人”“舞人”“弛牛”“翼龙”“行虎”等。墙北边羽人展翅飞行，头发飘在脑后，着短裤，赤足，周围有云彩。“舞人”嵌在照墙正中。头发直竖，双手捧一物，下部有云纹。“驰牛”嵌在照墙南边，四蹄腾空，似在飞奔。“翼龙”画在照墙下部南端，呈在云中昂首，两翼向后，后尾高翘，急速行走之势。“行虎”也画在照墙下部南端，昂首举尾，行于云中，很有生气。前室砖画，南、北两壁分6层，每层8块，由上而下。第1层和第2层绘飞禽走兽，第3层绘树木、人物，第4层绘人物、帷幔，第5层绘树木、人物、走兽，第6层绘帷幔、人物和动物。东、西壁第1层与南壁相同，绘飞禽走兽，第2层绘有农人背树而立，头戴圆帽，着长衣，腰束带，持物劳作。画中有长嘴、长尾、红眼眶的飞鸟；有姿态雄健的大象；有在云中奔驰的麒麟；有头戴圆帽、身着长衣，手持长竿捕鸟的扑禽人；有身中三矢的一只野猪在拼命地逃跑。有一女子着红衣红裙，身后置一长竿，竿头挑一灯笼；有一男子身着红色长衣，面向树枝，双手挽弓；有二女子跪在灶前，双目注视灶门，右手扶灶台，像做炊事。又有一猎人骑马上，挽弓射箭，动作十分夸张，两臂几乎要拉成直线，壁画中还有隐约可见的彩绘动物及宴饮画面。绘彩用黑、白、朱砂、粉黄、赭石（土红）等，极富艺术研究价值。
这些壁画一图一个内容，各有寓意，互不连贯，但都蕴含着美好的精神寄托。在创作方式上，作者将现实世界同神异境界相结合，亦真亦幻，以表达主人对死者灵魂的美好祝愿与祈福。线条简练、流畅、粗犷、古拙，是民间艺人的精心之作。甘肃各地的秦汉墓壁画大都是这样的内容和风格。
砖石摩崖画。1974年，在酒泉上坝乡石庙子滩、五坝河出土汉代彩绘砖画，上有“犁地”“射猎”“煮肉”“仕子”等图像。1987年，文物工作者从天水市甘谷县收集到三块汉代模印砖，现藏天水市博物馆。一块是狩猎纹模印砖。长方形。砖面上下分四栏，各栏排列整齐，内容相同，为山涧狩猎题材。山谷间刻出猎人、奔马、猛虎、野猪、羚羊、鹿和飞燕等。整个图像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是较典型的汉代构图方式。一块是青龙纹模印方砖。砖上沿刻二花瓣，右边和底边是锯齿纹装饰。砖面中间模印一青龙，昂首腾空，首似马，尾似蛇，头长两长角，张口露齿吐舌，脊有二长须，四爪伸张，尾上卷成S形。青龙上方有一燕，下方饰三个柿蒂纹。一块是瑞兽模印方砖。砖上沿为锯齿纹，格线将砖面分为大小不等的六个区间，分别饰朱雀、羚羊、蟾蜍、青龙、鹿、人物等形象。有的是完形，有的为半露，生动活泼，古色古香，是已见这一时期甘肃砖画的代表作。
甘肃的汉代摩崖壁画以成县鱼窍峡《西狭颂》正文前的《五瑞图》最有名，该石颂文前刻有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等五种祥瑞物。布局紧凑，刀法古朴，形象具有表意性，反映了人们对武都太守李翕任官为政的赞美，是对《西狭颂》文字部分的有机补充。它和《西狭颂》书法一样，都是这一时期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秦汉天水郡、武都郡都盛产大漆，邻近的蜀郡也是漆和漆器的产地，因而这里漆器和漆画很流行。出土文物所见的漆画素材主要是动物、人物、几何纹饰、自然景象等。漆画家根据漆器的造型和大小，经过巧妙的设计，将上述纹样恰到好处地安置到器物的特定部位，大大提高了器物的美感和艺术价值。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漆器装饰上的动物纹样既有神话类动物纹，如龙纹、凤纹、仙鹤纹、麒麟纹等，也有现实社会的马、牛、羊等形象。各种动物画线条交错，萦回缭绕，变化多样，丰富多彩。如武威磨嘴子62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夹胎漆耳杯，其腹外四侧分别绘以四对朱漆凤鸟纹，四周则填勾曲线纹作辅助装饰，耳杯上的凤鸟被简化，整个造型呈“S”形曲线，极具动态、气势、神秘与虚玄之感。
漆器人物画有羽人、舞人等。图画多用粗线勾勒，灵动传神，色彩简单明快，赋性若神若人，给人以很大的思索想象空间。如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车马舞蹈漆樽，木胎径约20厘米，腹部残留铜兽面铺首两个，朱漆底，黑漆绘垂帐纹及车马出行和舞蹈等两组画。舞蹈画上有三个束腰窄袖，体型矫健的男子在旋转起舞。画家只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强烈的动感美；旁绘几团云纹，又平添了空灵的气氛。这幅漆画的构图技法、人物安排及对其神韵的刻画，都达到了汉代漆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漆器上的几何纹画，主要有菱形纹、三角纹、圆圈纹、平行线纹等。如武威磨嘴子4号汉墓出土的漆钵，其腹、底部交接处绘二方连续菱格纹，菱格内填圆圈纹和涡漩纹，口内次要部位则绘几何平行线纹。
自然景象纹主要为云气纹、卷云纹、波折纹等。云态气韵，有聚有散，舒卷自然，变动不居，一气呵成，具有很强的运动感。如成县西汉墓地出土的漆樽、碗、盘、耳杯等，其图案上就是以勾连云气纹为主。而出土于武威磨嘴子4号汉墓的彩绘铜扣兽纹漆钵，腹部靠近钵口部位，也以流云纹组成带状，整体图案奔放灵动又有规矩，表现出华美庄严的艺术效果。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木板画，长37.6厘米，宽12.2厘米。白粉敷底，红、黑双彩，有相对而立的主、婢二人。黑色发髻，红色交领宽袖深衣，均用墨线勾勒轮廓。右侧还绘有一棵树。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武威磨嘴子汉墓还出土了一件木板饲猪图，长36.3厘米，宽8.1厘米，厚1.1厘米。左侧墨绘穿宽袖深衣之人，高髻，右手前伸，似欲喂食，右侧墨绘猪一头，拱嘴翘尾，并用墨线绘出猪鬃，同样显得线条流畅生动。
武威磨嘴子72号汉墓出土一块绢底刺绣人物图，上绘吏人，头戴尖顶帻，身穿窄袖紧身衣。1972年武威磨嘴子4号墓、23号墓和25号墓共出土了三件盖在棺板上的丝织铭旌，上面绘有日月蟾蜍图像，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玉兔。武威磨嘴子一号墓出土广山锦三块。织法及颜色相同，是墓主人的覆面及覆盖物。棕色底，黄、褐、白三色显花。在变体云纹之间，织有青龙、白虎，作相对奔走状。在龙、虎纹中间织“广”“山”二字。此外，还有织锦衣领边饰带一条，为上衣领口边饰。黄地，淡黄、褐、橘黄、石蓝显花，斜经组织。上下间以长方格对称隔离，内用淡黄、褐色织出龙虎等图案，中间夹织橘黄、石蓝色间隔的长形条带。这些文物都是甘肃纺织画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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