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上的牧马业
武威汉墓出土的木轺马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出土于秦安叶家堡的唐代三彩骑俑队列
山丹马场
本报特约撰稿人车安宁
中国历代王朝都认识到马的重要作用，把马排在六畜之首，对马的驯养、繁殖、使用极为重视，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采办、牧养、训练、选用和激励的管理制度，把马业纳入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称为马政。甘肃地区是历代王朝实施马政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马匹驯养、使用和交易最活跃的地区。
一
人类驯养马的历史，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几乎与狗的驯养历史一样长。马在我国被驯养，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马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帮手，马吃草不与人类争食，饲养方便，用途广泛。马不仅是交通和生产工具，同时人类也吃马肉、喝马奶，并在早期的祭祀和殉葬中使用马。在古代，马由于兼以乘骑、驮运、农作等，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体现，犹如当今社会之汽车、拖拉机等器械。同时，在冷兵器时代，马匹也充当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工具，马匹的数量和质量成为一国军事实力的体现。直至近代，骑兵依然在冲锋、侦察、通信、运输、边防巡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与马有缘。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肃地区。伏牛乘马，是屡见于史籍的典故类成语，其意是指伏羲部族驯服牛、骑乘马这样的劳动技术。
甘肃在历史早期其地理、气候条件适宜牧马，因此便成为历代王朝实施马政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马匹驯养、使用和交易最活跃的地区。这一点从当代中国旅游标识和中国邮政标识都源于甘肃的出土便可见一斑。在甘肃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向西拓展，丝绸之路的通畅，漫长的官方驿站等都少不了马的踪影。在敦煌壁画中，丰富多彩的各类马的形象，更是把甘肃的“马缘”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王朝时期，周孝王专门任命秦人的先祖在今天水一带驯养马匹，因有功，对其赐姓封地。秦立国以后，秦穆公称霸西戎，将甘肃东部的天水、甘谷、武山、岷县、陇西、临洮等地纳入秦国版图，当时这里地广人稀，山青草盛，又与河西及北方游牧民族接壤，易货易马，因此拥有大批良马，当时被称为“秦马”，以后秦国之所以能横扫六国，拥有大批军马便是原因之一。
二
至汉，中原军队在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对抗中，一度处于弱势，特别是汉高祖白马之战失利后，更加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汉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以免除兵役的政策鼓励私人养马。经文帝、景帝两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仓储充实，牲畜大增。汉武帝登基时官马即达40万匹，并出现“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这才有了建立强大骑兵军团与匈奴对等较量的基础。
早年，生活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当年这里背靠祁连山，土地广袤，水草丰茂，牧畜兴旺，多出良马，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河西走廊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竞相争夺的“宝地”。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率远征军在河西击败匈奴，为汉朝拓展疆域，设立河西四郡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当时在甘肃大地上进行的河西之战，就是当年最大规模的以骑兵为主的决战，没有之二。后人普遍疑问，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剽悍勇猛，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怎么会败于汉军？其实，西汉初年，当政者除大力养马驯马，又发展了马鞍、马镫（此时是马镫雏形）等技术，而当时的游牧民族除了文化落后，军事思想不及汉军外，其马政也远不及汉王朝，处于一种部落与家族间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
西汉拓展河西后，开始实行屯田开垦制度，同时也在祁连山下的大马营滩（即现今的山丹马场）设置皇家马场，发展牧马业，还通过丝绸之路采购西域良马。在与乌孙国“和亲”后，乌孙王作为回报，曾赠送汉朝数十匹矫健骏捷的“乌孙马”。汉武帝下诏，在中央王朝设立苑马司，专司马政。武帝为得到大宛马，曾不惜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
后人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可见汉朝的马政制度对后世的牧马业有深远的影响。此后沿袭，历代王朝都把马政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国策。
汉武帝时，有一个重要人物金日磾（前134年―前86年）对汉代马政贡献颇大。他本是汉代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人质入汉，武帝赐其姓为金。金日磾原是匈奴人，甚知马性，后得武帝赏识和信任，为汉朝廷的马监，总管养马事业。金死后被尊为“马神”“马王爷”，可见其在任时影响巨大。
汉末军力大衰及天下大乱与此时不重马政，疏于经营也有很大关系。
三国时董卓送与吕布，后由曹操转赠关羽的赤兔马。就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宝马良驹。西凉马超统帅的“西凉军”是三国时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可见当年甘肃地区便是出良马之地。这应当与此前实施多年的马政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说北魏时一位宗室王爷元琛甚为奢侈，家里养的是波斯进口的纯种黑马，可见当时丝绸之路在与波斯通商时，良马也是“进口商品”之一。
三
唐立国后，具有鲜卑血统的太宗李世民，征战出身，当然更知道骑兵的重要，故非常重视马政建设。贞观年间出于经略西北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在陇右地区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并加大对外马市贸易，这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军队提供了大量优质战马，在唐朝前期的开边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设在甘肃东部的陇右牧，是中国历史上官方经营的最大牧场之一。陇右牧是在隋代马牧基础上接手建立的。隋代虽短，但陇右牧设置机构复杂，官员颇多。唐王朝对陇右牧极为重视，唐太宗任命朔州人尚承奉御张万岁为太仆少卿，专司马政。陇右牧即从陕西大荔西南一带的赤岸泽移至陇右。由此，甘肃马业曾一度达到极盛。甘肃境内产的著名的河曲马和岔口驿马都是当时选育出的名马。
当时的陇右牧地跨陇西、金城（兰州）、天水、平凉四郡，幅员千里，有50监，分统于南、西、北、东宫四使，其中西使城是今天的定西城关，而南使城则是静边塞。牧马的役工除了在当地招募以外，朝廷也把一些罪犯流放于此，作为劳役。
张太仆在任20多年，并祖孙三代典牧，业绩不俗。据《新唐书·兵志》载：唐代初年，得突厥马二千匹，得隋马三千……此后的40年中，马发展到70余万匹，陇右牧不能容，全国马价大跌。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视察灵州时，还亲临陇右视察养马业。史书载“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措置有方的张万岁被后人誉为“大唐伯乐”，他不仅为唐太宗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也同时成为一代养马专家而光耀中国马政史。
唐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后，吐蕃乘隙东侵，经营历时120多年的陇右牧没于战乱。大唐失去陇右屏障，海内骚然。至唐末，西北边患未尽。
宋夏之时，甘肃大部为西夏属地。西夏采取农牧并重的政策，设群牧司专管畜牧业。西夏辅都设在凉州，这里的繁荣一度超过主都兴庆（银川），河西走廊的畜牧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史称“凉州畜牧甲天下”。而当时宋王朝的牧苑也在甘肃的文、阶、西和州一带。宋熙宁九年(1076年)，在甘肃河州设立了官办的大型买卖市场——榷场，由市易司专管，其中马匹和茶叶都是重要的大宗商品。
四
元代统治者为游牧民族出身，自然重视牧业的发展。元初，元太宗窝阔台之三子阔端，即率兵驻屯凉州。公元1247年凉州会盟后，阔端受封西凉王，统治今甘、青、藏、宁及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分地区。当时中央政府将驼马、牛羊等全归兵部掌管，地方上则由当地政府直接掌管。阔端在自己领地自然重视牧业发展。1271年元世祖又在宋朝、西夏统治期间在废弃了200多年的河西大草滩上恢复了皇家马场建制。
明初，为解决马匹紧缺，承袭了唐宋以来行之有效的马政管理手段，置群牧监，后改为太仆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设立了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5个行太仆寺。其中陕西行太仆寺设少卿、丞各一人，治所在今平凉。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将上述5个行太仆寺改为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四个苑马寺。其中甘肃、平凉苑马寺所辖都是六监二十四苑，苑马寺的最高官员为“卿”，从三品。甘肃苑马寺为最大，分布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地区，共牧马十余万匹。其中部分马场又恰好与明初“关西七卫”中的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相互交错重叠。这样，既利用了这里丰美的水草和少数民族善于畜牧的有利条件，也打乱了草原原有的势力分布，为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陇南也是历史上陕甘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中原王朝的军马与官府用马大多来自于西北地区，多由丝绸之路获得，这就使得处在丝绸之路陇右中线与秦蜀道北端的陇南，在明代以前就成为“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带。
明代建立官办的“茶马互市”，以国家垄断性质管理茶马交易。据《河州志》记载，传统的古河州榷场成为中心茶马司。朱元璋把茶马贸易纳入政治范畴，把它变成从政治上分化和控制番民的手段，从而把茶马贸易推向规模化、制度化。客观上“茶马互市”加强了农业与畜牧业的互通有无，促进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也增强了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巩固了边疆。今天河州人的“善商”意识也许就是由此而来。
明王朝为解决苑马寺种马和马源的稀缺，曾多次下令从“互市”调拨马匹。永乐年间，河州茶马司就所交换来的1434匹北马全部分配给陕西、甘肃的苑马寺。明代甘肃境内的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以内，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朝廷纳马的职责，这无疑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官办的“茶马互市”后来也因为“茶贵马贱”交易不公和官员的贪腐而消失，但民间的“互市”依然延续存在。
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马政的衰落，大量牧地废弃。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下令裁减平凉苑马寺。正统四年（1439年），革甘肃苑马寺。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平凉苑马寺下辖只剩长乐、灵武二监，牧地仅数百里。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并核查整顿陕甘马政。由此陕甘的牧马业得到短时发展。后杨一清被陷去职，西北的马政又趋于衰落。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王朝重新整治修缮山丹大草滩马场设施。此时的草场面积300多万亩，养马4万多匹。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各苑遵选人员，集中于平凉，开办牧马学校。但明朝后期腐败，一切都已成颓败之势。
五
清康熙元年（1662年），靖逆侯张勇率军驱逐盘踞在甘肃河西大草滩的羌人，并在此重设永固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为用兵西北的需要，在甘肃广设营牧场。乾隆元年（1736年），在甘州、凉州、肃州、西宁各设马场一处。甘州马场选在大草滩，凉州马场设在黄羊川，肃州马场设于嘉峪关外花海子湃带湖，西宁马场置于摆羊戎。四场各立牝、牡马1200匹为本马。嘉庆六年（1801年），仅大草滩马场繁育马1.8万多匹。至道光年间，马大蕃息，各场马匹多至2万余匹。
鸦片战争前，各牧场皆繁荣兴旺，其产出大批牲畜除调给军队和屯田外，还参加驮运矿石、救灾赈恤。道光六年（1826年），新疆发生叛乱，清廷先后从天山北路和陕甘运兵3万前往征讨，动用马匹不下5万。
鸦片战争后，国运不济，甘肃马场大都逐渐荒废，牧场大多开垦为田。杨昌浚主政陕甘时，马政虽有恢复，但已趋于衰落，在甘肃大地上曾经万马奔腾的景象已经一去不返了。
最后一次在甘肃境内见到庞大马队的是清军收复新疆的大军。清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率西征湘军六七万人，其中骑兵15营，近万人，加上后勤辎重马匹不少于5万，由兰州集结出发途经河西走廊，沿途还不断征集马匹粮草，浩荡蜿蜒，进军新疆。
总的来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马政兴则国运兴，马政衰则国运衰”的说法。甘肃地处西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多民族杂居、农牧兼蓄、半农半牧的社会，作为马政实施的重要基地，对历朝各代经济发展和边疆稳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甘肃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马文化，这种文化，从谚语、民俗、民风、歌舞等都可以反映出来。例如甘肃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赛马的风俗，甘肃境内的诸多地名都留有马的痕迹，诸如：马鬃山、马衔山、马营河、邓马营湖、马家塬、放马滩、海马湖、驿马镇、马集镇、马路滩、马营镇、贡马井、羊马古城等等。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军马和民用马都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马的踪迹也不再随处可见。甘肃作为古代重要的牧马基地，也成为一段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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