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山西会馆探幽
张鸿清/文
在张掖古城区，以钟鼓楼为中心，四街八巷，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城市历史格局。现在，四街里面唯有南大街不是笔直的，街道在张掖山西会馆门前摆出了一条弧线，关于这条弧线还有一段佳话。
1996年，张掖南大街因城市建设改造升级需要拓宽。其中，山西会馆山门占压红线14米，被纳入拆除之列。由于事关重大，政府邀请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顾问、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等专家，专程到张掖，就山西会馆山门是拆迁，还是就地保护，召开了专题会议。专家们一致认为，文物古迹一旦拆除，不可再生，即便是迁建他处，也失去了其原真性；南大街拓建应避开文物，拐弯建设，对山西会馆施行原址保护。此举，在1996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分片年会上，被传为佳话。
张掖山西会馆，位于南大街中段西侧，大佛寺东北角，坐西面东，是目前张掖保存最为完整的会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谓会馆，就是特殊人群聚会、交流、客居的场所。顾名思义，山西会馆就是专供山西商贾逗留聚会住宿的所在。那么，山西人缘何将会馆建到了张掖呢？这要从明朝建立九边重镇说起。
一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徐达率军北伐，元军大败，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草原。明初，中原大地百废待兴，而回到草原的蒙古骑兵，也始终没有放弃复辟图谋。
1403年，退守漠北的北元政权经历了五代大汗后，分裂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落。明王朝与蒙古部族数次开战，尽管明军战绩不错，却始终无法将对手彻底消灭，这样北部边患问题就成了一块心病。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明王朝决定加强北部的军事防务。
1369年，明王朝在推翻元朝的第二年，朱元璋即下令开始修筑自山海关到河北宣化一线的长城。经历了明成祖朱棣，到明宪宗朱见深六代皇帝70多年的修筑，到16世纪中期，明朝建成了东起辽东鸭绿江边的虎山，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嘉峪关，全长17700多里的万里长城。并从明永乐初年到正德年间，用了100多年时间，先后在北部边境建立起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九个军事防御重镇，被称为九边重镇。
明朝自建国起，国防重心就一直以北方边镇为主，明军与蒙古骑兵沿长城形成长期对峙。可以说有明一代，其北方与蒙古部族的边患就从未停止过，直到亡于李自成。
九镇之中，甘肃镇总兵驻扎在甘州卫，也就是今天的张掖市。管辖驻守长城约800多公里，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至今明长城遗址在张掖境内还时断时续，有多处遗存，保存最为完整的在山丹县境内，是与汉长城并存的一段。永乐时期，甘肃镇驻军兵力约9.6万人；崇祯时期，驻军兵力约4万人。甘肃镇以居河西走廊一线之路，孤悬千里的特殊地理位置，承受着来自边防的巨大压力。当时，北方行踪不定的鞑靼部落一直虎视眈眈，西北方向快速崛起的东察合台汗国，屡屡袭扰甘肃镇，试图控制河西走廊。
九边重镇派驻的总兵力，在明朝各时期有较大变化。从永乐年间至明末崇祯皇帝时期，连马匹带兵丁，其兵力从四十多万到近一百万不等，庞大的军队驻扎，吃喝便成为令朝廷头疼的问题。为了解决戍边将士的军需和粮饷，明王朝将盐引（换取盐的凭证，俗称盐票）大规模地运用到边防，以解决边境戍边军队的军粮储备问题，史称“开中法”。
1370年，明王朝首先在太原、大同两镇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们运送粮食到边塞，以粮食换取盐引，赋予商人贩卖食盐的资格。盐，自春秋齐国管仲起，基本历朝历代大都是国家专营的。没有盐引被视为贩卖私盐，是杀头之罪。而“开中法”，放开了对食盐的控制。
1371年，明王朝制定的“中盐例”，规定一至五石粮食可换取一小引，约200斤盐，后来随着粮价高低而不断调整变化，每年的盐引数量在8万引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给近水楼台的山西太原、大同商贾带来了历史性商机，也因此成就了晋商五百多年的商业传奇！
靠近边关的山西商人捷足先登，他们迅速组织贩运粮食到就近的边镇，以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的盐场换取食盐，再运往指定的地方进行销售，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刚开始他们只是通过收购贩运粮食到边镇，但因为成本高，挤压了利润空间。为获取更加丰厚的收入，一部分晋商开始在各边镇周边直接雇佣劳力垦田种粮，就地换取盐引，从中渔利，史称“商屯”，商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和稳固边防的作用。
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山西商人又得以与关外各民族开展贸易，互通有无。就这样，他们和后来的部分陕西、河北京客，抓住天时地利，依靠贩盐发财兴旺起来。可以说，明“开中法”的实施，让晋商淘到第一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晋商藉此渐成气候，跻身于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也为之后山西商人的茶叶之路铺平了道路，积累了商业资本，更为走西口打下了基础。
山西地少人多，历史上就有重商从商的传统。这一传统促使很多优秀的人才走向商道，他们凭借“开中法”，以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精神把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基本覆盖九边重镇。
1496年，明代中期，户部尚书叶淇于弘治五年，废除了“开中法”，实行“折色法”。“折色法”废除了盐商向边关运送军粮换取盐引的制度，改为直接向盐产地用等值银两购买盐引的制度。自此，山西、陕西等地的盐商为了生存纷纷搬到徽州、扬州一带，促使边关的军粮再度出现严重的供给矛盾，引发明朝后期的边关问题，并最终亡国。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攻入北京，明王朝覆灭。长城内外，漠南漠北，远至蒙古的萨彦岭和恰克图，重新成为中华封建帝国的领土。
长城则成为清政府分治蒙汉民族的藩篱，为此建立了严格的查验制度，明文规定长城内外，蒙古人不许随便进边墙，汉人则不许随便出边墙，如有犯者，抓住就是死罪。
清朝康熙三十一年，长城解禁，山西商人也开始了长达260多年走西口的历史。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百姓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活动。
清康熙年间，走西口的规模达到高峰。到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地大旱三年，这时的山西商人已不再是风光的往边关运粮，而是为了生存走西口。走西口，有数条线路，主要的目的地是现在的内蒙古境内，后来发展到新疆、欧洲、俄罗斯等地。其中，经杀虎口进入归化城，西行至萨拉齐，过包头，穿宁夏，越甘肃这一线，张掖、酒泉、敦煌成为必经之地，然后到达今天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最终，晋商用牲口驮运等传统方式把生意做出了国外，成了纵横欧亚大陆500年的大商帮。晋商最辉煌的时候，清朝户部国库，王公贵族的家产，都交给他们经营打点，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时候，路费也是由晋商所出。
明永乐时，甘肃茶马司设在甘州。清初，设陕西洗眠、河州、西宁、庄浪、甘州等茶马司。至圣祖康熙四年，茶马政策一直沿用明朝制度。因此，清代的甘州府商业贸易非常繁荣，是河西走廊马市和茶市的交流中心。与此相关的商贸交往均在此集结，承接着东来西去的商队，来自山西、陕西的大商巨贾不断涌现在甘州街头，路上车马商贩，南来北往，时有驻足。
纵观历史，无论是作为九边重镇的驻地、还是西北重要的茶马互市、抑或是“走西口”的重要驿站，甘州都是晋商、陕商等各路商贾必到之地。每逢交易旺季，四方商贾云集甘州府，全国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催生了甘州的繁荣，这种繁荣一直延续至清中后期。
乾隆十八年，王学潜所作《甘州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其都市之间，衢(qu)衖(xiang)连延，廛(chan)市周环。逆旅传舍，轮蹄错盘。酒旗当垆(lu)，茶灶蜚烟”，“百物繁颗，争珍斗妍”，“击毂(gu同轱)摩肩，袂（mei）云汗雨，熙攘往还”，“檀板红牙，觥（gong）筹纵横”，“马牧金埒(lie)，矢射蒲姑”。
《甘州府志》载：“红灯夜市，依稀槛外之旗亭；画角秋声，隐约城中之箫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甘州府，不仅商业繁茂，人员凑集，百业旺盛，而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十分热闹。
甘州府各大旅店饭庄经常人满为患，一铺难求，远道而来的商人们穿梭于古城甘州，甚是热闹，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转和交易的中心。但同时，也有一些初来乍到者，人生地不熟，不要说做生意，有时甚至吃住都是大问题。
一时间，富裕起来的各地商贾，尤其是晋商，在重要的商贸重镇修建会馆蔚然成风。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同籍商户在异地经商的诸多不便，同时也成为他们拥有财富的象征。
张掖山西会馆、陕西会馆、民勤会馆、武凉会馆，包括酒泉的山西会馆，都是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修建的。
二
自古以来，为了生存、为了积累财富、为了出人头地，有无数商贾抛下妻儿，背井离乡，远赴关外，奔走于漫漫丝路商道，此一去千山万水，或许只能是山河入梦了，毕竟关山迢迢。独在异乡为异客，对大多数人来说，心中都有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离开故乡越远越久，乡愁就会越醇厚越浓烈。所谓“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漂泊在外，总是故乡音最动听，总是故乡人最亲近。
这些往返于遥远商道的商贾们，对乡愁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且不说千里商路上的困苦寂寞，纵使是富可敌国，吃穿不愁、锦衣玉食，但客居他乡的绵绵思乡之情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赵世贵是一名远居甘州府的成功晋商，经过多年打拼，已在甘州拥有多处商号。在经商历程中，他一直以乐善好施著名，经常出资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乡。在甘州扎稳脚跟之后，赵世贵对故乡同道仍是充满关注。他深知山西人在千里从商途中的不易，更是体验过背井离乡的苦痛，对在外奔波的故乡人没有可以容身之事，一直念念不忘，便思索着如何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到河西边塞时能获得最大的便利，于是萌生了在甘州筹建会馆的想法。一日，他将心中所想告诉了同在甘州做生意的弟弟赵继禹和同道张朝枢，三个人一拍即合，于是，向当时在甘州做生意的山西籍商界人士发出筹建倡议，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不出手则以，出手就是大手笔，为了兴建张掖山西会馆，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前前后后的晋商，总共投入费用数千两。
雍正二年（1724年），在赵世贵等晋商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六年，将张掖大佛寺东北角的一座关帝庙，于雍正八年，改建为忠义会馆。
在现会馆南耳房的院棚下，有一块立于民国九年（1920年），重修山西会馆大殿卷棚厢房牌楼碑亭记记事碑。根据碑记载，山西会馆当时叫忠义会馆，由晋商创建于雍正初年。宣统二年（1910年），会馆的大殿、卷棚、厢房、牌楼等，因年久失修已是岌岌可危。于是，甘州的协同庆、同积永、义同泰、起盛永、大德隆、三和玉等二十五家商号和个人，捐助白银1397两，钱16千文，从二月开始，至九月初，历时半年多，重修了正殿的卷棚，南北献殿六楹（间），厢房十楹，牌楼三楹，同时新修碑亭三楹。
另一块重修山西会馆碑，则记载了时隔6年后，对会馆的又一次修葺：“山西会馆创于清雍正间，自乾嘉道咸同光以来，其间善造加饰，先后非一人岁月，费一时均之。经始于丙辰（1916年）季春，落成于丁巳（1917年）仲夏，需时逾一年之久，用款约六千余金。”
与张掖毗邻的酒泉山西会馆，则修建于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7年)，是在当时驻肃州的川陕总督黄廷贵主持下，也是在原关帝庙的旧址上，由在肃州做生意的山西人出资修建的。
关帝庙以供奉三国大将关羽而兴建，因关羽是山西人，更为世代晋商所推崇，其忠义诚信之精神是他们经商的座右铭。因此，国内外所有的山西会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关帝庙为主体建筑，尊奉关羽，逐步形成了晋商在关公信仰中的独树一帜。这种文化也随各地的山西会馆，将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推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山西会馆整体完工之后，看到山西人千里而来者息肩投足，至若家居，乡语喧哗，往其为客的情景，赵世贵不由心生感叹！意识到山西会馆的修建，已经不仅仅是为漂泊在外的晋籍商贾提供了一个可供安歇的所在，更是凝聚了一种精神、一种对家乡强烈的自豪感。成为此后百余年间往来于山西与张掖之间，羁旅之人的荫蔽之所，为身在异乡的晋商找寻到了一个精神家园。
会馆的建成，使山西商人的精神为之一振，在赵世贵等故里先贤的感召下，更多晋籍商贾纷纷千里迢迢来到甘州驻足从商；或做短暂休整后，继续西行前往遥远的新疆甚至欧洲。会馆的建成，同时也体现了晋商在甘州府的实力，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河西地区经商的影响力，一时间晋商在河西实力日强，并声名远扬，对后来不断客居在此的晋籍商贾们，又是莫大的激励和荣耀。
到了清中期，甘州已经汇聚了大大小小数家会馆，会馆名称大多以具体的州府地名为名，专门接纳本籍同乡。会馆的大小、条件好坏，则大多与此地行商人数的多寡和情怀相关。经常光顾会馆的，除了同籍商贾，还有一些有商务往来的各地客商，毕竟商场险恶，世俗喧嚣，惟故里乡音能够让人稍感欣慰，会馆的大门就像是通往故乡的捷径，门里是淳朴的乡情，门外则是繁杂薄凉的世俗。
三
张掖山西会馆的山门，是一座造型华美的建筑。两侧是砖砌的六米长“八字”墙，墙中央分别有“忠”、“义”大字楷书砖雕，山门中间高挂匾额“山西会馆”。
进入山门，南北两侧各有耳房数间，为生活用房，有通道可以分别进入院内；同时，两侧还分别设有木梯可以上到二楼，入口上方分别有“出将”“入相”两块匾。正面是深约十米的一个甬道，两侧设木栅栏，栅栏内原来有镇牛鬼蛇神的诸神塑像若干。穿过甬道来到会馆院内，通道上面二层与山门背向面西，是一座巧夺天工的戏台，其一层两边各书有一个大字“财”“禄”。
戏台正前两侧，建有对峙的上下二层看楼，各为七开间，宽约二十米，进深三米有余。观戏楼建筑为单面坡顶，前檐柱间，置有木构花栏，廊柱间施雀替。当年看楼使用时，楼上应该设有雅座，为上宾就坐观戏区，楼下及中院应为次宾及大众席。站在中院，面向戏台，仿佛置身当年，楼上楼下商贾云集，高朋满座，在丝弦锣鼓声中，台上台下互动叫好，货郎穿梭其间，晋剧、秦腔、豫剧、昆剧、花腔轮番上演，好不热闹！在无意间，晋商将中原戏种带到了河西走廊，并通过各地的山西会馆，将传统戏剧剧种推广传播到大江南北。
迎面是牌坊楼，牌楼建筑为三门四柱，柱底部两面均施夹杆石，石面雕有吉祥图样。中间嵌板上，高悬蓝底金字匾额“威震华夏”。牌楼左右两侧，分别是钟楼与鼓楼，楼前摆放石狮一对，建筑为两层攒尖四面坡，或南或北中间开门，进入钟鼓楼上二层，可通向观戏楼二层。
极目仰观，牌楼为三门四柱三楼式，中间楼高达十米有余，牌楼之上，斗拱层叠，达六层之多，并逐层增大，呈倒梯形，歇山顶，楼顶青瓦覆盖，两层飞檐，随着一阵微风，檐角风铃发出幽远悦耳的声音。
穿过牌楼，便是主殿，主殿前为抱厦，抱厦面阔三间，进深十米有余，宽约十四米，卷棚顶覆青瓦。抱厦中间悬牌匾“关帝庙”，透过抱厦南望，可见张掖土塔秀美的身姿。
正殿面阔三间，进深约八米左右，卷棚顶，前檐大额坊雕有各种卷草花纹，殿角为砌砖方柱，上端砖雕花鸟虫草，走兽珍禽，其雕刻形象生动，惟妙惟肖。正殿上方悬匾额“乃大丈夫”，为阎锡山所题。大殿门柱挂木刻楹联：
汉朝忠义无双士，
自古英雄第一人。
为四川省书协会员、中华书法研究会江祥章所书。进入大殿，正上方供奉关公夜读塑像。
在主殿内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会馆由关帝庙改建的痕迹。当时的会馆，日常除了按时举行祭拜关帝的仪式外，其重大集会议事都在主殿举行，其他事务则在附属建筑进行。
会馆整体建筑布局为合院，建筑搭配起伏开阖，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整体院落浑然一体。其间的木雕、砖雕、石雕都十分考究，而考究只是古人精于工艺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美学的表象。每每漫步于会馆之中，除了欣赏建筑本身的美，更加吸引我的是这里的木雕、砖雕、石雕所呈现的内容，用当下的语言叫“满满的正能量”。
会馆最大的两块砖雕在山门南北两侧。南面的砖雕内容为“锦绣山河”，巨幅砖雕的周边雕刻有琴棋书画、牡丹荷花等传统纹样。北面为“百荷图”，寓意和合，以和为贵，周边雕刻有花瓶，寓意平平安安，还有琴棋书画等精美的传统纹样。
其实，古人的生活智慧全部藏在建筑中！只是，当下的人们总是脚步匆忙，很难停下来，细细品悟。不由心生感慨，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建筑，才是中国人应该住的房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岂会焦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才不会让我们忘记从哪里来，又将去往何方。会馆处处渗透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之集大成者。
山西与张掖相隔千里，而在这千里之外，山西会馆乡情存焉，来此可一解思乡之愁。到清末民国时期，会馆还曾开办义学，供同籍商家子弟入学读书。
明清年间，山西商人几乎遍及全国，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有五百余家山西会馆，张掖山西会馆是其中之一。这些遍布的会馆，是晋商当年艰苦创业、闯荡天下的历史见证，是他们创造辉煌商业奇迹的缩影，也成为传播三晋文化的重要载体。
四
从雍正二年到民国初期，这座地处河西走廊商贾重镇的会馆，曾居住过无数山西商贾，这里成为他们事业和人生的中转站，而经由张掖山西会馆走出的山西商人，又对后辈乡亲多有帮衬。百年间，张掖山西会馆承载着山西人的乡愁，也在遥远的河西维系着山西人的文化血脉。
如果你是一位生于明清两代的山西商贾，如果你有幸一路披荆斩棘，千里迢迢来到张掖，举目无亲的你，有很大概率会先找寻属于自己的家乡会馆。
如今，行走在张掖南大街，似乎还能够看到各路晋商进出会馆的情形，似乎也还能寻觅到当年山西商人走过的路和寄托乡愁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孙晋浩，《开中法的实施及影响》。
2.《明史》。
3.《甘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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