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斋里的故事
□李辉
结识熊光楷先生，源自藏书。
他的《藏书·记事·忆人》系列，书、节目单、邮票、画册、签名封等，不同类型的藏品，在他笔下铺展开来。他在自序中写道：“购书、索书、读书、藏书，像蚂蚁一样辛苦，像蜜蜂一样勤劳，既是为了书，更是为了人。书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是媒介。检点自己的藏书，仿佛是与人类的众多精英分子进行跨时空的精神交流，又仿佛是与我的众多朋友倾心交谈，互通款曲。”此话甚好。
藏书与人，其实就是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藏书者，在自己的一味斋里静静品书，字里行间，不时与作者心有灵犀，就读书和藏书而言，足矣。
几年前，恩师贾植芳先生的诸多藏书，从上海复旦大学千里迢迢走进远在甘肃张掖市的河西学院。从此，先生融于河西学院，成为校园里一道风景。我们这些弟子，仿佛与他的书和精神相伴，也融于其中。2016年7月初，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河西学院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和贾植芳先生的弟子们，汇聚张掖，缅怀先生，研讨文学话题。于是，我们想到，何不设立一个“贾植芳讲堂”，每年约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前来河西学院演讲，用他们不同的创作体会与研究思路，为河西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不一样的知识天地，开拓他们的视野，让课堂的教育走进更宽阔的领域，在不同演讲者的话题里，学生们从中获取新的启迪。
2016年10月初，我邀请熊先生和马未都先生前往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演讲。在演讲中，熊先生谈了诸多有趣的签名书的故事。
让人难忘的是霍金的签名过程。霍金不能写字，熊先生居然也能如愿以偿：
我收藏霍金签名书的经历也很有趣。我们知道，霍金是不能写字的，因为他是一个肌肉已经僵硬的人。霍金两次到中国来讲课，我都参加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他签名的书。你们知道他怎么签名吗？最后我得到的是一本盖着他的手指印的《时间简史》。可见，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可以用手印作为身份的证明。这和印章是一个道理。印章是刻在石头上的，如果用高分辨率的放大镜把印章放大的话，每一个印章的刻痕都不一样，不好复制，所以印章很难伪造。手印上的指纹更不好伪造了。签名、印章、手印都不好伪造，都具有证明身份的功能，都同等有效。霍金留在我收藏的《时间简史》上的，就是他右手大拇指的指印。
一味斋里的诸多故事，如今都在“副刊文丛”这本《一味斋书话》里娓娓道来。
熊先生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人家。他说自己出生于教书匠家庭，祖孙三代都是教书的。祖父、外祖父是教书的。祖父在上海教财经，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外祖父在清华学堂教国文的。父亲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哥哥是清华大学教授。他退出现役，兼了八九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在河西学院演讲之前，河西学院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爱收藏、爱读书的人，又一次融于教育。
熊先生的小学、中学都在上海。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些学生，早早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远在县城以下的中学生，当然无法企及。
正是这样一种艺术爱好，行走各地，熊先生总是把许多节目单留存，甚至请表演者签名。这样一些看似简单的节目单，却由此多了文化韵味。他说的这句话，颇有意思：“签名节目单固化的是表演艺术家的一咏一叹、一曲绕梁、一剧动心，是他们活生生的艺术实践活动留下的痕迹。”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曾保留一些话剧和音乐会的节目单，遗憾的是，居然没有想到请音乐家、编剧签名。幸好前几年，找到北京人艺公演的高行健话剧《绝对信号》《野人》等节目单，导演是林兆华，终于请他签名，了却心愿。
一味斋的故事很多，写到的许多人，我大多都认识。如巴金、曹靖华、金庸、周有光、季羡林、秦怡、田华等。
在写曾任上海市长汪道涵的文章中，熊先生用不少篇幅，叙述他得到巴金签名的故事。故事很温暖，过程也十分精彩：
我收藏的巴金签名书，就得益于汪老的好人缘和好书缘。
有一年，我到上海出差，在看望汪老的时候，专门带了一本巴金的《春》。在和汪老谈完公事之后，我拿出这本《春》说：“汪老，巴金老人因病住在医院，想得到他的签名很不容易，我想来想去，只能拜托您了。巴金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这三本书，我都买了，都想请巴老签名。但因为他年事已高，过度烦劳他，于心不忍，所以，巴老如果能签其中一本，我就心满意足了。‘激流三部曲\’中，‘家\’太小了，‘秋\’太老了。所以，我想请巴老在这本《春》上签名。”
……
听了我对“激流三部曲”“强辞夺理”的解释，汪老温厚地笑了，“你把书放在这儿吧，我会想办法的。”汪老说。
委托汪老，是正确的选择。不久，我就收到了巴金的签名书。令我惊喜的是，巴金不但在《春》上签了名，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我只把《春》给了汪老，巴金怎么会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呢？原来，汪老想让事情做得更圆满一下，就自己掏钱，另给我买了一套“激流三部曲”。而且，我交给汪老的《春》是简装本，而汪老自己掏钱买的“激流三部曲”却是精装的。
这令我更添感动，更感温暖。
（《德高望重的长者，博览群书的智者》）
巧的是，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我与陈思和二人在贾先生指导下开始研究巴金，马上就到四十年。巴金对我们而言，一本《随想录》所倡导的“说真话”“独立思考”，一直激励我们前行。读这篇文章，才体会到汪道涵与巴金之间的深厚友情。
2011年秋分将近，熊先生打来电话，约请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莫言、我等几个人相聚。聚会时，他带来一大批书，陈列于桌上，任我们慢慢翻阅。
与莫言多时不见，听说他前来，我特意带去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八六年，列入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
第一辑共五种，我一直留在身边。分别是阿城《棋王》、王兆军《蝌蚪与龙》、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我把《透明的红萝卜》交给莫言，请他题跋。没有想到，他琢磨一下，很快写了一首打油诗，题写于书上：
有胆有识气纵横，
钩沉探微建奇功。
心中一轮清秋月，
书生亦敢擒大虫。
辛卯秋分将近
为李辉兄题莫言
如果没有这次聚会，当然就不会有莫言的这首打油诗，写在他的《透明的红萝卜》之上。他说的“书生亦敢擒大虫”，是说我两年前质疑文怀沙。
喜欢藏书的人，缘分就是这样美妙。
漫读《一味斋书话》，没有想到，引发出这样一些话题。
（李辉，《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写作以传记、随笔为主，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主要作品有《巴金论稿》（与陈思和合作）《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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