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往事见证甘州巨变
陶琦
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生活水平也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取得了全球瞩目的伟绩。饮水应该思源，致富不能忘党。这里，我想通过“小故事反映大道理”的形式，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讲述几个小故事，希望通过这一回顾和反思，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哪些变革，以便更好地珍惜今天的和谐盛世。
难忘买帽伤心事
我于1968年出生，那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自然，我的童年和其他孩子一样，几乎弥漫着艰辛和贫困。因为家里穷，姊妹弟兄多，常常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穿上新衣服。家里日子过得颇为辛酸。尽管大人们一年四季在田地里拼命劳作，家里还是穷得叮当作响，没有一点生气。
其实，我说的事情发生在1980年，当时，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已一年多了，我国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了，但整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经济还没有完全搞活，物资还不太充裕，人们的生活还比较困难，购物还实行凭票制度。虽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张掖城乡的人民群众穿衣戴帽也不再是“灰蓝”一片了，年轻人也紧跟时尚、潮流，连衣裙、高跟鞋、喇叭裤也开始流行了，但那是城市部分孩子的生活，它跟农村娃娃无关。特别是家在部队留守处的一些同学，他们穿草绿色服装，非常惹眼。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别提多神气了。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穿绿军装的同学，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套绿军装，哪怕是拥有一顶军帽也就心满意足了。可笑的是，有时晚上做梦，梦见自己戴上了军帽，样子很威武，睡梦中竟笑醒了。梦醒后为此竟很是伤感。我有个家住在化肥厂的同学懂得我的心思，他时不时借他的军帽给我戴两天。有军帽戴的那些日子，甭提多高兴、多精神了。后来，我和他说好，用十块“光绪通宝”换他军帽，起初他同意了，后来他又变卦了，于是，我就多次跟父母亲谈了我的想法，我想要一顶军帽。父母亲老是说等有钱一定买。由于这个愿望一直不能实现，所以我时常为此而伤感。以至于一天晚上，乘父母熟睡之机，从父亲衣袋里“拿”了他仅有的十块钱中的五块钱，第二天中午放学后，约上一位平时形影不离的周姓同学，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地进了城。在他的参谋下，我在当时最繁华的县府街百货大楼用那五元钱买了一顶蓝色大盖帽。回校后，有意无意地在同学面前到处显摆。当时，由于心情太激动，走路姿势都有点不自然，说话都有点走音变调。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不几天事情便完全败露。虽然我如实向父母亲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父母亲怕我学坏，硬是把我吊在房梁上，用芨芨做的鞭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顿。这是自我懂事以来挨的第一顿打。当时，我哭了，哭得很伤心。老是想不通，家里咋就这么穷，娃娃要个帽子也买不起。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了工作，挣了钱，想买啥就买啥。
细细回想起来，现在的社会真好！真的是你想买啥就有啥。关于这段伤心往事，作者有诗为证：
一
当时年少正青春，也有追求爱美心。梦里几回军帽戴，醒来伤感苦难寻。
二
可恨当年物质贫，家家日月倍伤神。难忘买帽伤心事，回望昨天感慨深。
黑面馍馍证沧桑
我是农民的儿子。对“锄禾日当午”的诗句也就有着更深的理解。
我忘不了过去。我上小学的那阵子，家庭成分是富农，所以在村里遭白眼受冷遇是没说的了。父母亲在队里做最苦的活，夏秋收后分粮食，我家排在最后，分到的粮食又脏又差，还短斤少两。工分不值钱，姊妹兄弟又多，自然日子过得颇为难肠。平时一日三餐除了清汤寡水的米面条，还是寡水清汤的面米条，白细面做的干面饭是不多吃的。上学的事儿也是很苦的，天麻麻亮就要起来到校晨读，早餐就是干嚼黑馍馍。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附近工厂的职工子弟，他们吃得比我们这些从乡村里来的土里土气的孩子要好多了。每人每晨一个或两个白细面做的馒头--拳头般大小，足有三、四两重。看着真叫人眼红嘴馋。那时虽说人很小，自尊心好像挺强。老师同学给的白细面馍馍就是不吃。心里老嘀咕：他们为什么吃得那么好，我啥时候才能每天都能吃上那用白面做的馍馍。这样看着同学吃白细面馍的时间长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开始时是拿出来当着同学老师的面吃，渐渐地不敢拿出来了，生怕别人看了笑话。所以把那黑馍馍偷偷地装在衣袋里，趁人不注意时忙忙地拧一块赶紧塞在嘴里，嚼也不嚼就下咽了。后来觉得尴尬，干脆早餐时躲在没人的墙角处狼吞虎咽。说实在的，那时就这黑馍馍，竟也连不住嘴。我的启蒙老师姓葛，人很好，很会关心学生。葛老师为了让我吃她带的白细面馍馍，想了好多办法。她说：“小淘气，咱俩换馍馍吃，我特爱吃黑馍馍”。这样把她带的白细面馍馍给我吃。虽然她只教了我一年，但我会记她一辈子的。事隔多年，我每与老师重逢，总是要主动谈及此事。
还记得一件事。一个冬天，新疆的姑妈来了，久别重逢，母亲格外高兴，于是倾家所有来招待远方来的姑妈。然而说来可笑也可怜，最好的招待也只能是黑面外包上一层白面皮的黑馍馍。我看着那“镀了银”的馍馍，心里直发痒，趁母亲出去的机会，钻进厨房，把那一层层白面皮吃了。于是母亲在我屁股上打了几巴掌。结果我没哭，母亲却流了泪——母亲是
从不轻易打人的。我知道我错了，我吃掉的不只是几块馍馍皮，而是吃掉了全家的尊严。对于农民，有时尊严是等于生命的。
于是我跑了出去，不敢回家。当全家出动在生产队饲养场的草房里找到我时，我已经睡着了，天也黑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谁也没吃饭，全家七口为我几乎都哭了。
现在我一想这事就想流泪。现在吃白米细面红烧肉是不愁了，但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了那黑馍馍。关于这段酸楚的往事，作者也有诗为证：
贫困当年缺口粮，家家老少渡愁肠。至今难忘寒酸事，黑面馒头证海桑。
情侣难觅曾伤神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学的是师范类专业，毕业后，由国家负责分配了工作，在远乡的一所中学里教书育人。当年月工资才一百多块钱，一年下来，也就挣个两千多块，吃穿用度除外，几乎所剩无几。
当时是“方向盘，营业员，最没油水的是穷教员”。工作多年了，因为工资低，在城里一直买不起房子。加之工作又在乡里。因之，对象问题也一直不能解决。这使高堂心里老大不安。眼看年龄的步伐将要踏进“而立”的门坎，父母亲最关心的婚嫁之事也不容分辩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此时，父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躺在医院里，命在旦夕。那段时日，我生命中没有阳光，生命的天空里阴云密布。无论如何，得给父亲个安慰，必须成家，刻不容缓。鉴于此，决定一次性降价大处理。跟上介绍人去了几个姑娘家，其结交程序都是介绍人带我去女方家供其全家上上下下地展览，然后介绍人留下听女方家里谈观后感。叫人受宠若惊的是有两次我有幸被姑娘们相中了。相中了接着就是谈条件，不管介绍人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如何连夸张带渲染地称赞我，姑娘们都是非彩电冰箱楼房不嫁。说起楼房我汗颜，囊中羞涩一平方米没有。所以也就常抱怨父母不会搞家庭经济建设，没给我挣下个殷实之家。故常常向高远浩渺的苍穹发问：爱人在哪里？情侣在何方？“嫁女择佳婿，勿索重聘”之说难道已成古训？腰里若没二两铜，最好别谈婚论嫁。关于这段伤神往事，作者也有诗为证:
手无存款怕谈婚，二八男儿未娶新。愁煞高堂老父母，时闻叹息黯伤神。
政策归心喜万家
后来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张掖的城乡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广大的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富民政策的温暖。教师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工资待遇也越来越好了。自然我也得到了实惠。经过多年的打拼，我不仅工作调动进了城，而且在城里繁华之处购了房，安了属于自己的家，结束了多年无家可归的“游击”生活。当年买楼房欠下的债也早已还清。如今家中也添置了不少现代电器。我的小日子也像其他人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每天的日子打发的红红火火，像过年过节一样，其乐融融。吃的是美食，穿的是名牌服装，看的是有线电视，用的是电磁炉、微波炉，手拿的是智能手机，洗的是太阳能热水澡，出行时驾的是电动摩托车，生了病住院，还能报销一部分医药费。生活舒心自在。不像过去，吃了上顿愁下顿，出门时，头没帽子脚没鞋，令人难堪。
其实，我的家庭，只是张掖改革开放中渐渐富裕起来的万千家庭中的一个普通家庭，或者说是这些富裕起来的家庭的一个缩影、代表。
如今，回眸岁月，复读社会，品味人生，真是感慨万千。真的不敢相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还能过上如今这样的幸福生活吗？关于这段忧喜参半的人生经历，作者亦有诗为证：改革之前举国贫，少穿缺吃苦生民。迎来开放乾坤变，笑看神州万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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