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救命的洋芋

王祖文

1978年，我正在上初中，有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题目是《XX好》，我写的是《沙杂洋芋好》。“沙杂洋芋”是一种新品种白皮洋芋，抗旱能力强，产量高。我那时真不知道什么叫诗，竟然第一次写了十段所谓的诗。这篇作文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虚荣，老师自己是农民，看到学生歌颂沙杂洋芋，引起他深深的共鸣，他不仅在各班轮回表扬我的作文，而且把我这篇作文抄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

其实，这首诗不是我的创造，而主要是我母亲一句一句原创的，我父亲一句一句修改的，记得前两段大意是：

沙杂洋芋就是好，

陕北农民忘不了；

品种好，产量高，

拔掉穷根填肚饱，

致富路上称英豪。

沙杂洋芋就是好，

家家户户少不了；

早也好，晚也好，

一日三餐碗中宝，

有它农民喜眉梢。

这首劣诗表达手法笨拙，但写出了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老师就注意了。

四十年前，在广袤的陕北大地上，先前种的是紫皮洋芋，这种洋芋不耐旱、产量低。在以洋芋为主食的大陕北，家家户户饿肚子。那时，我们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69人逃荒到延安、山西、宁夏。据《子洲县志》载：“1974年到1975年共收容遣返2136人”。据1982年10月29日《陕西日报》载：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子洲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一万多外流人口返回家园。

我的大伯为了活命，一家人逃荒到宜川寻求落户，不得已将漂亮的大女儿嫁给了当地一个村长的智障弟弟，使全家得以到宜川安家。

沙杂洋芋在陕北子洲一带引进是在70年代初期，那时种植面积非常小，但农民隐约间意识到这是填肚子的好东西。1978年，我们那里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分开的农户开始大面积种植沙杂洋芋，不仅阻止饥饿，而且每家每年冬季到市场上出售一些，可以维持简单的生计。

沙杂洋芋种多了，秋天收获可是大难题：我们所在的村庄是山沟，必须一袋一袋往回背。上坡背洋芋，两眼发花；下坡背洋芋，双腿抖颤。我年幼力气明显不够，背半口袋洋芋已经累到了咬牙切齿热汗横流的地步，我曾经问过走出故乡四十年在西安定居的邻居姐姐最难忘的体力活是什么，她的回答就是在深沟里背洋芋。不过，累了，困了，心理甜了、美了，因为我们的大人不应再拄讨吃棍。

洋芋在今天城里人的饭桌上基本当菜吃，但在当年的陕北农村，它不仅是副食，更是救命的主食。用洋芋做成的饭食可谓多不胜数：烧洋芋块、洋芋擦擦、洋芋粉条……甚至将洋芋片晾干研碎磨面吃。

母亲把所有收获回来的洋芋分成三类：最好的卖掉换钱；次好的砍破的全家食用；指蛋大小的喂牲口。我在十三里之外的学校上初中，中午回不了家自己带着饭食，这饭食多是各种洋芋，洋芋支撑着我的梦想，那梦想便是：通过拼搏可以吃上梦中日夜期盼的白馍啊！

有一次，我和父母到20里外的马蹄沟镇拉一架子车洋芋去出售，到了中午，母亲便拿出事先蒸好的洋芋让我吃，站在一旁的同村石匠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赵秉英，给娃娃买的吃碗面啊！”我听到这话，多么盼望母亲能给我买的吃一碗面，但是母亲没有买，父母和我最终各自吃了两颗蒸熟的洋芋。

四十年前，陕北农民在两种场景下演绎着共同的内容：一种是他们的碗里的饭食都与洋芋有关；一种是在腊月赶集遇会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拉着洋芋到县城卖，当然也有洋芋贩子到村里来收购的，过年的一切费用就全靠这宝贵的洋芋了。

洋芋在那时就是金蛋蛋：男子娶媳妇的钱靠卖洋芋，女子的嫁妆钱靠卖洋芋，农家修窑洞的钱靠卖洋芋，孩子上学的费用靠卖洋芋。

农村里的孩子总是姓穷，我们带着洋芋上学时，换过干部工人家孩子的玉米馍，我们到熬小盐的锅前央求盐工给我们煮过洋芋。秋天，我们偶而会偷偷摸摸地在洋芋地里挖几颗洋芋扩充自己的午餐。

陕北农民，很少有人不种洋芋的，他们的血液中有了洋芋的因子，洋芋撑起了他们高昂的头颅，洋芋成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轴线，洋芋成了他们脱贫的集体印记。

洋芋救了不少陕北农民的命，可惜40年来没有人给它立碑，没有人为它撰文纪念，没有歌手为它歌唱，在歌颂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好政策的时候，我想我们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洋芋的特殊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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