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陕北革命的发展壮大，吴堡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34年到1936年间 为陕北红军输送三个野战团的兵力
王兴华
吴堡战斗团在瓦窑堡编入红28军时，给地方留下一个连，由李启贤和薛英桂两位同志将这支部队带回吴堡。李启贤回到吴堡后，组织干部战士在吴堡贾家山办了一所医院，收容了300多人。1936年春节刚过，独立连改编为独立营，总指挥为慕生忠、李启贤，营长薛英桂，营政委张架武，副营长张俊胜。全营下设两个连。
为解决部队的枪支弹药，防止晋军向我根据地卷土重来，慕生忠去瓦窑堡向有关方面请示汇报，党中央给了吴堡300支枪，要求尽快在吴堡扩大红军部队。经过突击扩红运动，发展到300余人，县军事部根据陕北省军事部的命令，将独立营扩编为独立三团，下属六个连，同时组建了七支地方游击队。
1936年4月，国民党向陕北苏区发动围剿，总兵力4.5万人，超过了吴堡全县人口总数。敌军在吴堡县境内的宋家川、辛家沟，绥德石堆山三条交通干线上，修筑了3000多个碉堡，采取分进合击稳扎稳打战术，逐步将我党军政人员压在一狭长地区内。这时部队给养困难，几近断炊，老百姓被并村困在碉堡附近，无法与我部队接触。
党中央分析形势，指示吴堡军政人员在无法支持斗争时，可以北上神府或南下清涧、延川苏区。当时吴堡党政军领导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存在严重分歧，中共东地特委撤换了主要领导人慕生忠，命令罗文、李相良、薛英桂接替慕生忠等人的职务。
北路军三团在薛英桂、任之恩等人的领导下北上突围，与敌进行了血战，打开了几个寨堡，但很快又遭到敌军七个连的合围，任之恩不幸牺牲。7月初，部队驻扎在于家沟，新任县委书记罗文召开紧急会议，从三团中抽出二连，单独组编为绥吴游击大队，由李有益担任大队长，李道贵担任政委，向南转移。地方干部编为干部连，丁茂义任连长，省委巡视员刘义维任副连长，他们几经周转，在高园则袭击了敌人一个运输队，到后冯家畔待命。
绥吴游击大队周旋至北区，李有益带20多人绕到东河畔，插到敌后袭扰。敌逐步缩小包围圈，把我军两千余人围困在绥德梁家甲山上。县委在梁家甲村召开紧急会议，将所有武装部队合编为新编第四团，下属三个连，任命王正明为县军事部长兼新四团团长。会后的当天下午，部队与进攻婆婆寺的敌人交火，一直到天黑后停战。面对强敌和复杂的局势，王正明和二连指导员李丕常带了两支短枪和一支长枪，下山到深沟村投了敌，新编第四团解体，部队只剩两个连。这两个连由贾治华和李道贵带领，从婆婆寺转移至园则沟一带。几天时间，霍明昌、王正明、李丕常、宋武胜相继叛变投敌。几经周折，部队穿过敌军的几道封锁线，由李常家山迂回到东河畔与李有益带领的小股部队会合了。
敌人得知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吴堡东河畔一线后，又尾追而来，所有军政干部群众被挤到前冯家畔一带。此时，慕生忠正在后冯家畔村隐蔽，他和警卫员商议着从黄河上凫水漂流南下，冲出包围圈。李有益极力反对说：“秋雨水大且冰凉，人赤身漂浮，危险性很大！”慕就问李怎么办，李信心十足地答道：“跟我打出去。敌虽强大，但他们也摸不清我方的虚实，狼虎两家怕嘛。”于是，慕生忠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武装突围。会上，以慕生祥为代表的少部分人主张留在吴堡坚持斗争；以慕生忠为代表的大部分人主张突围南下，等机会再回吴堡斗争。
慕生忠等人于七月初十夜，在李有益的指挥下，离开了冯家畔，从敌军封锁线的空隙穿出，沿河畔南下拐进了南区的柳豪沟沟口，沿山间小路进入麦地山村。临近天明，便潜入几个放麦秸的窑内，待天黑后，离开麦地山，顺山坡爬上西风寺塬畔，张汉民的弟弟（二老蔡）端着冲锋枪开路。县党政领导罗文、李相良和团委书记惠中权等人领着几个负责人向南转到了西风寺，正好碰到李有益带领的突围部队，于是跟他们一起行进。在李有益的带领下，翻过塬畔向西下坡，经下张家山、任家沟、杏子塌村到前王家山，穿过了敌人的又一道封锁线，又经寨峁山、刁墕，过了挞裢坡的第三道封锁线，到达绥德东区的宋家窑则村才停下歇脚。由于叛徒告密，从枣林坪方向上来一股敌人，因为早上有浓雾，敌人到了院中才发现，战士们个个奋勇拼搏，敌慌乱逃窜，被我军收缴了7支长枪。部队急行至高家山，正准备吃饭，又有十多个连的敌人尾追而来，待打退敌人后撤至耿家山，这时天已大黑。又下着大雨，从河口渡过无定河，大家又饿又累，但为了胜利到达目的地仍坚持前进。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终于冲出敌人的多条封锁线，到达了延川苏区。
在高家山与敌人交战时，罗文指定慕汝勤回吴堡寻找薛英桂等人，经过三天的辗转，慕汝勤秘密回到吴堡，得知薛英桂已投了敌。无奈返程南下，途经绥德冯家山，又集合了地方干部百余人，经过九天半的跋涉，终于到了延川东地特委。
几天后，慕生忠被任命为第四作战分区司令员，李启贤带领部队南下开赴延长，在黄罗斌的主持下，编入延长独立营，不久改编为独立三营，在关中马栏驻扎与敌战斗。抗战时编为保安第一团，继而整编为警备三团，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11师30团。
吴堡县小且贫，为什么能在战争年代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呢？关键是吴堡党组织有坚强的领导者。作为吴堡革命创始人之一的王国昌，先后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黑龙山和佳县高起家洼等的会议，接待、接受特委领导人刘澜涛、赵伯平、张达志等同志来吴巡视工作的指示，在白色恐怖中忍辱负重、积极奋斗。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白如冰（1935年是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和曾任南京空军政委的李赤然将军（参加陕北苏区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就指出：在陕北革命的艰苦岁月中，王国昌同志以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揭竿而起，出生入死，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红军力量，做了许多工作，对创造陕北根据地有很大贡献。
1932年，慕生桂从榆中回到吴堡老家，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创建党支部，吸收慕汝勤等人为党员。1933年，经王国昌和慕生桂介绍，吸收慕生忠为党员。随着陕北革命的发展壮大，吴堡的革命斗争广泛开展，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苏区不断扩大。经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吴堡革命壮大的另一个关键。从1934年到1936年，几年间，为陕北红军输送了三个野战团的兵力，有2000多人，这是一个革命的奇迹，是吴堡人民为陕北和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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