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
明朝绘画中的明军将士。
《东田漫稿》
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
□ 高璐
边镇，意谓边境地区的要塞重镇。明代以其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对外边警不断，军费始终是国家财政支出重项。在诸多行边的身影中，驻边官员、入幕书记、逃难僧侣、谪戍迁客都曾在边镇留有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文学遗存，而奇异的自然景观、备边演武与战争场景、独特的民风民俗也使所产生的文学样貌极具特色，呈现出与明代其他地域迥然有别的文化内涵。与前代相比，明代诗文与西北边镇的联结中的现实因素有所增强，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类联结方式。
行经与居留
边镇场域对创作的直接触发
无论是行经还是居留，均要求作者有亲身赴边的经历，因此这类诗文的产生与边镇场域有直接因果关系——边镇是其直接“触发地”。作者通过诗文记录行边经历，使其带有行旅文学的特征。
弘治元年（1488年），马中锡赴陕西任管粮佥事，转饷延绥。其《东田漫稿》（明嘉靖十七年文三畏刻本）卷三自《赴延绥》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雨卧书臬司壁》《入宜君界》《望中部》《宿三川》等，串联起来宛如一幅行程图。不仅如此，嘉靖十年（1531年）延绥告警，朝廷任唐龙为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其《渔石集》卷四（明嘉靖刻本）自《发榆演武场》诗开始，后十余首诗为《榆阳桥》《驻军响水堡》《波罗堡》等，详细记录了其行军路线与沿途见闻。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的形成，是因作者受到眼前迥异的边塞风物的触动而产生了复杂的内心情绪。马中锡的行边诗以摹景见长，叙述四野荒寒，边民以窑洞为家等景象，末句道出“平生不识春明外，潦到于今出塞西”（《暮投园林驿》）的喟叹。明代行边文学中屡屡出现思恋故园宁馨、追忆庙堂尊崇的情感，大半是行边者被眼前陌生荒凉的景象刺激而产生。难以适应的心理落差成为明代行边文人的一种突出情绪，使创作蒙上了消沉的调子。而另一类行边者的心态恰好相反，因身负国家使命而显得更为积极进取。唐龙总制三边时期，由“飞峡凌天际，骄胡在目中”（《登红石峡次东瀛韵》）之景激发了建功豪情，写出“横矛倚长柱，臂断左贤王”（《榆阳桥》）、“能作三军气，当为万里城”（《发榆演武场》）等慷慨诗句。在考察延绥备兵情况后，他提出屯田足食是取胜关键，满怀信心地称“问我安边计，储粮第一筹”（《龙州城》）。就整体而言，无论是荒漠中的艰苦行旅还是气吞万里的移营拔寨，相关描摹的出现均是由边镇场域直接赋予创作者的。
如果说第一类“触发”来自作者行旅途中印象式的“惊鸿一瞥”，第二类“触发”则源于作者较长时间的居留而对边镇环境所产生的更为深入细致的生活体验。晚明诗僧释昙英从北京行至榆林卫，在当地居留数年。其《昙英集》卷一中存有数十首居边诗，对明代榆林卫的独特气候与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记述。无论是“六月仍披褐，方知朔地凉”（《休夏五律十首》其一）的气候特征，还是“乡俗皆操刃，衣裳半着裘”（《榆林》）的边镇风貌，都被这位僧人写入诗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诗中叙写自己每日耕田种地、参禅打坐、待客访友等日常活动，乃至涤器熨衣、煎茶做饭等具体生活片段。与短期任职的官员相比，在边镇长期居住者的观察视角就显得更为从容不迫、细腻生动。
寄赠与题作
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
寄赠与题作并不要求作者亲身赴边，这意味着此类诗文的创作地点与边镇不是必然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事酬答取代了边镇场域，占据了触发创作的主导位置，成为促生寄赠、题作等涉边作品产生的直接因素，而“边镇”则退居为作品中的点缀性元素。
语涉边镇的寄赠作品就用途与内容又可分为“寄”与“送”两类。前者包括寄往边地的诗歌和书信，后者则包括用以饯行的送诗送序。但无论是遥寄还是饯行，一般涉及以下内容：叙述所赠对象赴边的缘由，对所赠对象品德才能的赞美，对边陲景象的遐思，对所赠对象建功的期许。
万历十八年（1590年），郑雒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府、大同、山西边务。王庭譔作《送郑少保经略西边》诗，开篇叙述西北边警频报，交代作诗缘起，继而称颂郑雒老成持重，能使“单于罗拜汉衣冠”。最后提醒郑雒牢记使命，“行矣慎为百年计，无使至尊空自忧。”与此相类，边贡在《送金中丞赴延绥》诗中，以“长城一身是，讵数霍嫖姚”来称颂赴边者的才干和此行将取得的功绩，明确表达出对所赠对象建功立业的企盼。
相较而言，送序则少于铺排夸饰，而详于记述分析。唐锦《赠都宪刘公巡抚延绥序》载：“戊辰秋九月，延绥缺抚臣，天子进方伯刘公为中丞，俾持节往殿之。再逾月，玺书即藩署，申谕焉。公谓延绥重镇，巡抚重寄也，不可以缓，即日整装就道。”其后，唐锦记录了江浒之别的场景、友人的临别叮嘱，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希望对方此行既不专事抚绥，亦不专事剌举，应当“会而通之，张弛不倚”。行文有条不紊，说理细致妥帖。
与送友人赴边相类，遥寄给边镇人物的作品内容亦包括对所赠对象的褒扬，对军威整肃、边塞靖定、君主策勋等情景的想象。而一旦传来友人立功边陲的捷报，则会极大地激发作者的热情，直接促使寄赠作品产生。嘉靖十年（1531年），唐龙总治三边，此后屡有斩获。田汝成闻捷报作《闻延绥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诗表述其功：“开府雄三略，元戎控八区。不须纡庙律，方叔拥皇图。”屠应埈亦作《夏日延绥捷至奉寄总制唐相公三首》，对唐龙坐镇边塞的威仪进行了想象：“戈剑明朝日，旌旗拂夜霜。中兴汉业盛，麟阁有辉光。”
除寄赠外，为边镇建筑名胜题作也是因人事往来促生的重要创作活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马理作《榆林巡抚察院堂铭》，称述延绥巡抚张子立招抚流民的安边善政。由于前官暴虐，边民遁逃，逐渐成为聚啸势力。张子立赴任后，通过教化招抚，增强了边民凝聚力：“我境既安，我众戴德。君子尽心，小人尽力。彼虏匪茹，鼠窃是组。薄言御之，执讯获丑。余丑喙息，我师凯还。露布献俘，喜动帝颜。”记述娓娓，可补史阙。类似题作还有张四维《延绥镇修边记》、刘珝《新建榆林卫庙学记》、马汝骥《榆林道题名记》等。作者可能亲身行边，在实地为建筑名胜题作，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必远赴边镇，只需差遣仆役往还，借助间接描述与想象即可完成。
想象与议
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
对边镇产生想象与议论的明人往往远离边镇，甚至终身未尝赴边。空间的阻隔并没有阻挡明人对边镇的好奇，因阻隔形成的陌生感反而激发出他们各种瑰丽的遐思与揣测，而一些重大边事的发生则促使这种想象集中爆发。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西巡。此后两年间屡次出关，历次宣府、大同、榆林、绥德、太原。君臣暌违，内外否隔，朝野议论纷纷。王韦《圣驾传闻幸榆林》诗、许成名《雪夜冬至节时驾幸榆林未还》诗、薛蕙《雪》诗均述及此事。这类作品中对边镇的描述大都出自主观想象。
而当边警频现局势转急时，浪漫瑰丽的想象就被严肃峻切的议论所替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庭譔北还京师。入京后不久，在《答赵宁宇中丞》信中，他对时任陕西巡抚的赵可怀吐露了自己的担忧：“今之兵果练邪？积果厚邪？其威已单，而其锐不可挫邪？徒令三军之士力疲于修筑，虏乃长驱如坦途。财竭于供输，而虏乃坐食如外府。”但实际上这种议论也无法全然客观，由于创作者未尝亲身赴边，对边镇形势的分析仍带有许多想象色彩。王庭譔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坦言“书生不学军旅，只以忧切枌榆、事关庙社，辄敢矢口浪谈若此。然亦恃营平，持老成之虑，富方略之才，而后敢效一得之愚耳”。可见这种侃侃而谈尽管凝结了作者的极大诚意，但其笔下所涉及的西北边镇却不一定与现实完全对等，与前述“瑰丽的遐思与揣测”一样，属于作者在脑海中对现实场域的二次构建。
上述三种联结方式如同三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以作者与西北边镇接触程度的不同依次向外扩展。最内圈是“路过与居留”，表现为边镇对创作的直接触发。其次是“寄赠与题作”，表现为人事往来对酬答作品的促生。最外圈是“想象与议论”，表现为时局忧患对特殊书写的推动。明代文学中行边赴塞、备战演武等具体情景则在这三种联结下产生，并由此构成明代文学中西北边镇的主要风貌。由于创作者未必亲身赴边，其笔下情景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而亲身赴边者对当地的表述则糅杂了较多个人体验与主观情感，使明代文学中所构建的西北边镇场域并不完全与现实对等。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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