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时期的运输 张国斌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骆驼运输（1938年摄）
陕甘宁边区时期经济落后，运输方面主要靠群众肩扛牲畜驮，驮运牲畜主要是驴、牛、马、骡子、骆驼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形成联合抗日的局面。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成立，在西安等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组建汽车队，向陕北和与日作战的八路军运输军需等物品，向边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和人员。西安是当时边区和八路军物资集散地和转运枢纽，包括宋庆龄及南洋侨领陈嘉庚捐送的物资。边区与外界的交通运输呈现少有的公开的良好状态。
国共虽然联合抗日，但国民党并未放弃其“溶共、反共、灭共”的目的，不断挑起摩擦，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明目张胆破坏联合抗日的局面，停发边区和八路军的军饷和物资供应，全面封锁边区，迫使边区与外界的交通运输转入地下。只有边区食盐的运销维系着少量和急需的与外界的隐秘的物资运输。
边区日常的运输，经常的、大量的是边区内部的运输。1941年前，边区运输大多是自流的，主要靠民间长脚（靠牲畜驮运为生者）、短脚（以农为主兼搞驮运）、农户脚（日常务农，利用春季放青驮运几回）和外来脚（往来外部与边区从事驮运的）。边区成立前，边区有驴、牛、骡子等大家畜约10万头，平时以农为主，驮运时，这些大家畜就是运力的主要来源。一般情况下，每头驴驮重约60公斤至90公斤，牛驮90公斤至120公斤，骡子驮110公斤至140公斤，骆驼驮120公斤至160公斤。
边区时期的运输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公粮的运输，保障部队和各机关团体的生活。1937年和1938年，救国公粮的任务都是一万石（每石10斗，每斗约30斤），1939年为5万石，1940年为9万石，1941年为20万石，1942年为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8万石，公草925万公斤，1945年公粮为12.4万石，公粮主要是米、麦。运送地点、距离、范围很广。如1942年有一次动员民众运送公粮1.5万石，平均每石运送距离187华里；1943年有一次运送公粮13773石，平均每石运送里程106.4华里。第二类是食盐运输，第三类是临时战勤运输，如担架、伤员、军事任务。第四类是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和工业材料运输。
1941年前，边区食盐主要靠民间驮运即能满足军民之需。抗战以来，海盐断绝，西北各省和中原地带对边区食盐需求大增，尤其是1941年1月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强了对边区的军事侵挠和经济封锁，内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严重阻滞，给边区军民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生活生存极度危险。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所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和严重形势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动员全边区的军民同仇敌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自给、半自给运动，军民大生产一浪高过一浪，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正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度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我们就是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而组织和动员边区军民进行大规模的食盐运销，正是这许多办法中一个强有力的措施。
食盐是边区的一大富源，是平衡内外贸易、稳定金融、调剂物价的骨干，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1943年统计，边区出境的盐占出口总值的47.4%，可见食盐在边区的战略地位。边区食盐的主要产区在定边和宁夏盐池，古称“花马池盐”，久负盛名，晾晒面积达3000多亩。
边区的家畜也有了很大发展，1941年与1937年比，毛驴增加了8.05万头，牛增加了8.1万头。边区参加运输的牲口，1943年为5.5万头（绥德分区未计入），1944年达6.79万头。
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60万驮食盐的决定》，将食盐运销纳入了边区统一管理，还成立了以西北局书记高岗为主任的边区食盐督运委员会，各分区和县成立督运分会，各区乡组成运输大队或运盐队，各级领导担任队长。党政军民齐动员，军队派出3000多人参与打盐，1941年运销食盐29.9万驮（其中公盐6万驮），比起1938年的7万驮，1939年的19万驮，
1940年的23万驮，是一个伟大的成绩。1942年运销24.1万驮（其中公盐12.75万驮），1943年运销38.7万驮（其中公盐10万驮）。
随着运盐量大增，仅靠民间运输无法完成，边区军民，包括部队、机关、团体、学校都分配有任务，全民参与，边区呈现一片繁忙运输的景象。而且各种各样运输合作组织不断涌现，这种合作有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股本构成有现金的、驮畜的、人力的等几十种。
公家运输队主要是驻地部队、机关团体。1941年办起十多个运输队，驮畜有700头，1942年三五九旅仅驮骡就达到600多头。1943年，三五八旅有347头，警一旅有334头，警三旅有驮畜142头，各机关团体和学校驮畜较少。其中杨家岭中央直属机关运输队有驮骡16头，大车8辆。边区银行有10头，保育院有10头，高等法院有8头，民众剧团6头。1942年，西北局有驮畜17头，科学院有4头，大车2辆，西北党校有10头及2辆大车，光华农场有2辆大车，建设厅有2辆大车等。1943年发展更快，边区参加运盐的驮畜达5.5万头，其中公家运输队2300多头，合作运输的6267头，民间长脚20822头，短脚27900头。1944年参运驮畜67900头，其中公家6000多头，在延的机关和留守兵团3198头，畜力大车166辆，
合作运输的6884头。
为了搞好合作运输，边区政府1941年12月份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大纲》，1943年8月公布了有关奖惩办法，年底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奖励了近500名各种英雄劳模。如习仲勋、王震、惠中权、刘秉温、马文瑞、马锡五、王世泰、贺晋年等一批身先士卒的领导，也奖励了一大批如延安县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一样的模范合作社及运输队及刘永祥、张仁等模范运输队长及张治国、郝树才、黄立德等英雄模范。
为了搞好运输事业，边区军民、沿线群众相继办起许多骡马店、转运栈、运输站、草料店、脚宿店，沿路凿井种草，大大方便了运输。仅三五九旅从佳县到延安一线就办起4个转运栈，10个骡马店。在其他线路上办起38个骡马店。据1943年8月统计，仅延定路上就有175家骡马店，延靖路上69个村子，有店的就有48个。定庆路上仅西川物资局管理的骡马店就有33家，三八五旅开的有17家。各类运输服务设施四处开花，应运而生。在全边区几百个骡马店中，仅部队就办起了122个骡马店，再加上民间办起的许多店铺，解决了运输中的后顾之忧。
边区境内各条道路上，一时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来畜往、热闹非凡。边区军民齐动员，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运输业，不但搞活和促进了经济发展，巩固了边区，粉碎了敌人“困死边区”的阴谋。而且调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患难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人民战争在交通运输上的最好典范。而且成千上万的运输人员到处传唱陕北新民歌和信天游，助推了边区的文化、文艺复兴，成为抗战时期边区大地上最壮美的景象，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作者原单位：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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