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材料建构的陕北说书史 评《黄土高原上的荷马：陕北盲说书人研究》
秦国庆
延安大学孙宏亮教授新著《黄土高原上的荷马：陕北盲说书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一书，是作者多年研究陕北民间说唱文学的呕心之作，也是作者继《陕北说书研究》《弹起三弦定准音——陕北说书考察》后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为七章，约30万字，在长期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当代民俗学理论方法，全面呈现了陕北盲说书人拜师、学艺和行艺的过程，记录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图景。该书以丰富、翔实、鲜活的新材料，生动建构了陕北盲人说书的历史。
新材料是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基础，对于陕北说书这一古老的地方性民间说唱文学种类而言，新材料的来源无外乎方志和田野调查两个途径。孙宏亮教授科班出身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深厚的文献学基础，除了长期田野调查陕北说书外，近年来专注于明清说唱文学文献和陕北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借鉴古典文学文献分析方法，研究民间说唱文学，自是本书研究方法应有的选择。”该书引用了大量方志资料，对陕北说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了新的阐述。
陕北说书的起源，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众说纷纭。在前期研究“三皇说”的基础上，作者不仅补充了“皇”本义为“神巫”之名的考证和新发现的《三皇遗训》等材料，还引用光绪《绥德县志》相关记载，以及实地考察中发现的《重修三皇龙神庙碑序》《重修扩建三皇庙碑记》等资料，做了更加充分的论证，从而使陕北说书起源于上古巫瞽的观点更具说服力。陕北说书形成于明清时期，这一观点的提出，作者不仅引用清康熙《延绥镇志·艺文志》“刘第说传奇”的记载，还引用《吴堡县志》中光绪三年（1877）地方文人编写《白麦伸冤》《乱陕西》等唱本的记载，说明文人创作和陕北说书的关系。这些材料不仅佐证了陕北说书的形成，也为考证传统说唱文学的底本来源、文人创作与口头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线索。尤其是第二章论陕北盲说书人的传承和发展，作者据陕北各县县志记载，列举1960—1970年代成立盲人曲艺宣传队的情况，不仅纠正了地方《曲艺志》中所谓陕北说书被视为“四旧”而遭到禁演、“一度销声匿迹”等片面说法，而且通过翔实的材料，指出盲人曲艺宣传队为盲说书人的生存和演唱提供了保护机制，极大地影响了陕北说书的当代发展，为人们重新认识陕北说书史提供了依据。
该书中运用的田野材料，大多是作者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作者自2006年以来，从未间断田野调查，走遍了陕北所有县市区，多次跟随盲说书人深入农村庙会采访，结交了几十位“书匠”朋友。与一些外来采访者不同，他事先并不准备提纲，许多材料都是在和盲说书人的闲谈中不经意间获得的，因此更加鲜活真实，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这一点，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无论是对于盲说书人拜师、学艺和行艺过程的描述，还是对于他们师承谱系和日常生活图景的呈现，作者都直接从自己的调查采访中提取出材料，加以叙述。例如盲人曲艺队时期的陕北说书，作者引用说书人的口述，通过盲说书人下乡途中被引路者戏弄、说“旧书”因忘记断开广播而传遍全乡的两件事，生动再现历史情景，读来唏嘘。对于几位盲说书人的生活图景，作者分别通过“干儿子”的讲述和说书人的自述，结合自己的耳闻目睹，将盲说书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多层次地描述出来，字里行间饱含着同情和关怀。至于盲说书人仪式和表演现场的叙述，作者选择田野调查的个案，用简洁、生动的文字记录表演的语境和过程。在作者的带领下，读者仿佛置身于书场，聆听着古朴浑厚的弦声，惟妙惟肖的表演跃然眼前。叙述效果妙不可言。
该书是一部材料丰富、翔实的学术著作，作者借助方志文献和长期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材料，生动展示了陕北盲人说书的历史，呈现了陕北盲人说书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极具开创性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必将引起学界及喜欢陕北文化者的广泛关注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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