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周强：个体的欲望不断放大 最后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
文 | 草西
行走
北方的冬天令周强兴奋，身为一名艺术摄影师，他需要苍茫的迷雾感；但由于出发的时间早了些，那里还是柳绿花红的模样。
2019 年 9月，周强从成都出发，坐火车抵达西安，背着他的禄莱3.5F胶片相机，穿行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去了至少 20个城市，三四十个村庄。一个月下来，他拍了 21 卷、200 多张照片，从中挑出了三五张可称之为“作品”的照片。从 2017 年 8 月拍下第一张照片起，周强用完了200 个胶卷，按一卷 12 张算，少说也有上千张。
一切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除了行走这一创作手法外。从最初理性的构思，到按下快门时感性的冲动，中间的过程充满了偶然和运气。
窗外的风景咆哮而过，来不及看清就被挡在了后面。“走路就不同，我看到了、感受了。”当时，周强正在阅读《铁道之旅》一书，他留意到，随着交通工具的升级——从马车、火车到飞机，人类的感受空间急剧压缩。
“行走对我来说，是一种修行。”周强从《悉达多》中，领悟到人的修行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去庙里。在路上，随着前途的不确定性，周强愈发贴近一清二静的自我。
从大同到朔州的 200 公里，他走走停停了 6 天。一日，周强沿着荒窄的省道，穿梭于山间。眼见天色越来越暗，落脚的地方尚未找到，他着急起来。“如果我是一个女孩，人家可能就停车了。这个社会还真是男女有别。”他继续朝前走，几公里后终于见到山上有人放羊。走近一瞧，是一位 50 多岁的大姐。道明来意，大姐爽快地领他回了家。也许是空间密闭，又或者人员复杂，生活在城市的人不大接受陌生人到家里住。但是，在农村找个地方住“太容易了”，人们也热情。为表真诚，周强承诺替大姐拍照，回成都后洗出来寄给她。大姐不计较这些，将周强安排在靠左的房间。北方人习惯讲东西，但周强分不清，他只记得屋里有羊。
行走的一路，最初成立的东西，全部被推翻，“不停地否定，特别痛苦的过程。”周强不仅收获了累累素材，还与现实的中国交换了情报。
距离陕西神木县西70公里、鄂尔多斯南 70 公里的地方是红碱淖景区。那里有一个神湖，还有沙滩。沙滩上立着十来匹马，等着被人骑。马的四只腿捆着，后脚两只加前脚一只。这些马刚好可以挪一步，但跑不起来。有一匹马不知是不是太困——从早六点站到天黑要10 多个小时，突然倒下。周强赶紧拍了照片。“马和人一样，看似是自由的，其实并不自由。”
一个月的行走，周强已将拍照片这件事看得没那么重要。随着国人自信的增强以及审美的不足，拔地而起的建筑试图模仿不可获取的东西，却因做得不够精致而显得粗糙，诸如重庆洋人街，让周强觉得“中国的荒诞已经演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拍到什么取决于遇见什么，一切都很偶然。”行走过程有寂寞、孤独、沮丧，但所有状况“都要自己消化”。
老灵魂
世上存在一类拥有“老灵魂”的人，知悉生死，却无关年龄。周强无疑是这种人，少年便知“死”滋味，成为摄影师后，更是接触了大量死亡现场。“我是一个绝望过的人。”周强想过跳河。新闻重塑了他的生命。
七八岁的年纪，周强学起道士，知道了“自己会死”。小时候的他叛逆，亲戚朋友不喜欢，父母也不怎么管。在他 15 岁那年，父母听从亲戚的“怂恿”，生下了起保险作用的弟弟——大儿子不靠谱，养老问题后继得有人。
摄影前，他先爱上文字。但由于讨厌数学，与老师打了一架后，辍学了。
十六岁，他在宁波的工厂做梳子。打工没有身份证，找别人借了张糊弄过去。每月 1000 元薪水，做了 1 年多。工资卡不在手里，花钱还得找父母。正是那时候，他在 QQ 上认识了湖南娄底的女孩。女孩比周强大几岁，告诉他去湖南找她。“我们不是谈恋爱，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周强没想那么多，找父亲要了 300 块，逃也似的上路了。从宁波到湖南，车票花了 150 元；坐 30 小时的火车抵达娄底时，钱已花光。女孩到车站接他，带他到了一所学校旁的屋子。“床什么的铺好了，衣架等生活必需品也备好了。在这个社会上，怎么有人对素未蒙面的人这么好，不仅没有企图，还尽力帮忙？”直到现在，周强和女孩仍保持着联系。“她已经是两个娃娃的妈。”
住在城中村最难过时，周强只有书籍陪伴。一个人为温饱闯荡，他做了各种工作——理发、修车、修空调、装修等，慢慢失去了阅读的心境。
工作换了又换，他最终走上了摄影之路。那时，周强在医疗器械公司担任推销员，看到电视上的明星胸前挂着相机很时尚，便也想有一台。父母连同亲戚认为周强不务正业，唯有家境较好的舅舅不计“损失”，借了他万把块钱。周强买了一台佳能相机，拥有了人生第一台照相机。
起初，拍新闻是他的业余爱好。周强拍的第二个新闻故事，发生在 2012 年9 月湖南娄底一所幼儿园内。
园长将轿车里里外外冲洗干净，摇上玻璃窗，打开车门，停放在院子里晾干。3 岁的女童怀着好奇心爬进了车里，自己把门关上了。窗外的热气不断蒸腾，车里的空气日渐稀薄。一个没人在意的午后，孩子闷死在车内。到了放学的时候，老师点名才惊慌发现“班上少了个娃娃”。找遍了角落，最后想起贴了染色膜的轿车。
周强抵达现场时，映入眼帘的的第一幅画面是孩子的妈妈抱着女孩的小脑袋、奶奶抱着女孩的大腿，大哭不止。地上铺着席子——夏天睡觉那种。女孩的嘴巴黢黑，身子却白白胖胖的。幼儿园的窗户、车子等被打得稀烂。“那时候我还不会拍照，一阵乱按。”
事情过去不久，周强到了另一个突发现场。在新闻上，他看到一个通稿——有 20 多个旷工因瓦斯爆炸而被困井下。“这个新闻对我的打击很大。”
发生矿难的地方离周强所处的位置不远，但他连来回 100 元的车费也没有。“没钱怎么办？”他向在装修公司认识的设计师借了辆烂摩托。骑了五十多公里，快到矿区时，周强双手全黑，像被墨汁涂了一遍。脸、鼻子、头发全是灰尘。费了些力气，他到了现场，却被警察撵了回来。因为他不是记者，没有记者证，进不了事故核心区域。
回到出租屋，周强的老式摩托罗拉手机亮了，上面显示着房东讨租的短信。周强连 180 元的房租也付不起。他住的房子下面有条河。周强来到河边，打算一跳了之。“如果我跳下去，尸体打捞上来时，我的父母也会像那个娃娃的母亲一样，抱着我的脑壳哭。”脑中闪过女娃娃的画面。周强不忍父母伤心，发了会儿呆又上楼了。至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哪怕喝一个星期的自来水充饥。
十六七岁时，死亡天天在他脑袋里萦绕，虽然害怕，但他还是说服自己：“我还是处男，这个时候死，人生就白来了。”
一个人在泥潭挣扎时，底层经历是不光荣的事，出于自我保护，当事人不会讲这些。人一旦成功，底层经历又簇生了优越感，成了谈资。周强警惕人性中的虚荣，不怎么提自己的辛酸史，等到2018 年，才肯向外透露少许。“不适宜讲太多，人家会说周老师贩卖底层经历。”
生
进入摄影这一行，周强未曾跟过老师。他不是科班出身，缺少家庭支持，年纪轻轻却整整拍了四年突发事件——全国各地的矿难、爆炸、地震……拍了十年新闻，周强不过28岁，却已经是摄影老手了。
从拍突发事件到图片故事，拍着拍着，周强觉得新闻没意思。人在啼哭声中来，又在啼哭声中去。“一个人对生死没有思考，就不会重视生与死的过程。”
他花了 2 年时间，将照片拍得不像一个摄影记者。“这个转换不在于怎么拍，而是整个系统要更换——观念、思考、方法等。”唯一没扔掉的，是按快门的动作。
他没再拍新闻，只想换一种玩法。艺术创作接纳摆拍、策划、设计，它不再以还原事实为目的。“真真假假的东西最吸引人，太真和太假的东西都不够回味。”有了决定，他便买了两台胶片机。转换身份后，周强“从一个讲述者变成了输出者。”一年365 天，他至少有 200 天在拍摄。暗房的门一关，手机一关，谁也烦不着他。
摄影记者和艺术家，呈现手段不一样。如今，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摄影行为不具有任何的探讨价值，值得探讨的是背后的思维。”周强借由图片这一形式输出个人价值观，选择的媒介不同，但表达的仍是个体对世界的认知。
不等准备妥当，他就开启项目。2017 年 8 月，周强与妻子逛动物园。穿过动物园便是昭觉寺。寺里有一个放生池，周强在那里拍了《生》系列第一张照片。“当时我看到这幅画面，精神被无形的力量撞了一下。”
鸽子、乌龟、鱼都是放生的。他在池边站了一个小时，与 13 岁的自己相逢。
那年，周强随务工的父母去了湖北。无所事事的他总去公安县长江边钓鱼。某天，他发现水上漂着密密麻麻的死鱼，有些张着嘴，还在苟延残喘。鱼很大，重的达两斤。岸边的老头老太们纷纷下水，撒网捞鱼，拿回家炖或拎到市场卖。“他们很开心，我却纳闷，这些鱼我从没见过，不像是土生土长的。”周强好奇鱼从哪里来，又是怎么死的。他索性沿着江边往上游走去。走到一个没有桥的渡口，他问一位大爷：“早上是不是有人放生？”大爷说，有 100 来号人集体放生。他后来知道，那些鱼在江里活不了，“放下去就等于死了。”
《生》的照片，普通人一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仿佛我们举起相机，随时拍得出来。“世界老这样，越熟悉的东西越忽略。”
地球有八十亿人口，个体的欲望不断放大，那最后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生》，是生活的生，从周强的生命体验出发，连接万物当下的生存状态。事实上，《生》系列的作品，并没有多高深的表达，“就是人如何善待欲望的问题”。
有一张作品拍摄于成都火车站。那天，周强偶遇了照片里的和尚。他牵着拉杆箱，箱子上站着一只狗，从射洪县来成都，走了 170 公里。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布袋里装着碗；晚上睡 ATM 机的玻璃房。“交通工具被消解了，多少人做得到？”周强转而一想，“既然和尚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和尚给了他力量。这是促使他后来上路的一个原因。
在丽水的展览上，一位女孩看到僧人的照片，旁若无人地落泪了。“你哭啥子呢？”周强问，“这张照片很高兴的。”女孩说这张照片让她想起了自己。
“我曾经有一种执念，希望看我作品和展览的人，往我设想的方向思考。但后来我发现这是错误的观念，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想通这点后，周强打开了：“一开始我老是围绕生存和欲望两个关键词，想着拍些什么，后来这些全部被抛弃。以前是一个理性的文本式的思维拍照，现在明白了不要用这些束缚自己。”
周强妻子说：“周老师是不带刺的艺术家。”他乐于接受好话坏话。“我不能说自己的作品探讨生死和欲望是圣旨。你觉得有道理就多看两眼，没道理就吐口水，无所谓。零线和火线搭在一起，才能通电嘛。”周强比喻道。
失去
周强左耳的后颈上，刻着一列数字，是他爷爷的生日。“虽然爷爷是农民，但他在我的人生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是留守儿童，父母很小就出去打工。生活上都是爷爷奶奶照顾。奶奶在十几年前去世，爷爷也已离开。周强走在街上，看到八十多岁的老头还会想起爷爷。
爷爷出身于民国时期，是一个智慧、淳朴的人。周强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就来自爷爷。爷爷生活的旧时代，女性不准上桌吃饭。老人反感这一套，所以在爷爷家，不管是亲戚还是周强的妈妈，始终和男性同坐一张饭桌，从来没有端碗到别处吃。
2000 年左右，农村还是重男轻女。桥头有不少背篓，里面放着女婴和纸条。她们刚出生就被扔了。“爷爷把那些小孩捡回来，送给村里其他人。他是老共产党员，他会跟别人说生儿生女是一样的。”
爷爷身体一向好，2015 年不小心摔了一跤。“爸妈打电话时，我还在湖南。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周强出生时，爷爷已经 60 岁。
爷爷躺在堂屋中间的躺椅上，脸颊的肉往里陷，连饭都吃不了。“和我记忆里的那个爷爷，完全不是一个人。”当意识到这点时，周强明白“完了”。他赶紧翻照片，想要重新找回当年的爷爷，可他发现，这么多年给爷爷拍的正经照片，只有一张。“我以前觉得这个人会一直在，拍那么多照片干什么？”爷爷去世后，周强每次回老家，会给父母、弟弟和亲人拍很多照片。“失去这个东西，我以前意识不到。”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都跪在他身边。”当地的风俗是老人生命垂危时，亲人要跪着送终。周强与爷爷的距离只有几十公分。中间，父母骑摩托找公鸡去了，只留下周强和弟弟陪着爷爷。爷爷的嘴巴越来越干燥，周强不停用棉球蘸水，涂抹在爷爷的嘴皮上。“他嘴巴微微颤动，舌头舔了舔。”11 点左右，爷爷不动了。“我感觉不对了。他的喉咙里卡着痰，呼吸时发出吐泡泡的声音。”周强用棉球把痰挑出，挑完了又有，挑完了又来。
父母赶回来没多久，爷爷长吁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从脚底贯穿到头顶，我感觉起码有 30 秒。吐完这口气，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他走得很安详。”
家人剪烂爷爷的衣服，替他擦洗干净身子，换上寿衣。尸体在家放了两天，又守丧了几日。五六天过去，周强始终没掉眼泪。那段时间，他没有缓过来，情感处于真空状态，似乎爷爷还没有死去。
直至下葬那天，爷爷的脸被一块白布盖上，身子被四个人抬进了棺材。8 个人抬着黑色棺材，一边敲锣一边到了竹林。阴阳师算准方向，棺材入土。天上飘起雨来。雨打在棺材上，溅起水花，周强被浇醒，他才相信爷爷真的走了。“棺材下葬然后被覆盖上泥土，这个人和我就没有多大关系了。”他哭起来，哭得目中无人。“爷爷活了 88 岁，2 万多天。他一辈子养儿育女，种地什么的，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呢？”
周强梦得最多的是爷爷。“我们在梦里打照面，没有交流、没有诉苦，什么都没有，但他在梦里和生前是一模一样的。”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迈过一点、两点、三点，从天亮走到天黑，再从天黑走到天亮。“时间很神奇，看不见摸不着，但很要命。有人总说还年轻，可以做很多事，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人从生下来就一直在衰败。今天的一点钟和明天的一点钟，那不是一回事儿。”
有些东西，当下不呈现，它就没了，再痛苦也找不回来。
时间
拍突发新闻，周强看到的是尸体，但目睹人的死亡过程，爷爷是第一个。“所有附加在人身上的功、名、利，随着一口气，真的就没有了。”当死亡没有给生命带来威胁时，人们斩钉截铁说“不怕死”。但当死亡真的降临，“求生欲是有情众生的本能，他不可能不怕的。”
拍摄的路途中，周强曾拜访郑州巩义的赵匡胤墓。“在一片荒山上，前面立着一块石碑。他的墓连一个普通人的都比不过。”虽然历史原因造成了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如此简陋，但这幅景象带给了周强不小的落差感：“时间这个东西太强大了。赵匡胤是一手遮天一览天下的人，但最终还能去向何处？1000 年后，没人祭奠了。”
时间虽然叫人害怕和恐惧，但它可以制衡世界。缺少维护的坟墓，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长出草来，接着慢慢垮掉，最终坟墓成了荒地。新人来，挥下一锄头，故地重生，又种上新的生命。
人生无常，一切都在变化。“今天留下一个作品，它就是一个创造，这是让创作者的生命更丰满的存在。”
（本文图片由周强提供）
周强，艺术摄影师，《生》系列作品获得了“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围了“2020年第十二届三影堂摄影奖”。 他的下一个系列作品已经开始拍摄，将在《生》系列的语言基础上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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