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风骨翰墨沁 清乾隆年书法家折必宏
《道光·神木县志》中载：折必宏，邑武生，性恬淡，不履城市，终日闭户读书，罕於物接。凡名家字帖，无不临摹，远近知名者，以碑铭乞书，户外履满。邑人知府王赐均，携其墨迹入都，名公卿评为关北第一。今城治内外祠宇中，均留有石刻。
乔振民
折必宏是得到“关北第一”评价的神木清代书法家。始知折必宏之名源其诗一首：“贫勿忧愁富莫夸，谁是常贫久富家。阿房贵卿今不见，比富斗权两晋垮。草木逢秋黄叶落，每遇春来又发芽。黄觉寺里乞食僧，大明开国帝中华。”神木史志留传下来的正本，唯有清道光二十一年编修的八卷本《神木县志》，约十五万字，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神木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建制沿革、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军事、仕宦、艺文轶事。1982年神木县志办翻印出4册8卷的《道光·神木县志》第3册第六卷末的隐逸一目中有对折必宏的记载。原文虽仅80余字，但信息量很大。穷乡僻壤竟有如此名人，使人震撼。
武绍文先生曾对我说，折是神木栏杆堡镇人。神木市博物馆馆长孙致远曾在县文管办搞全县文物普查时，知道神木二郎山、沙峁镇飞云山、栏杆堡镇阴寨村庙宇内有折必宏手书的石碑各一块。据此我首先专程去栏杆堡镇阴寨村进行考察。阴寨村有六七十户人家，村南小山头上有海泉寺，不大，却是一个庙宇建筑群，供有佛道诸神。碑立于正殿门外一侧，原为海泉寺一侧的观音阁所立。后人重修海泉寺时，移立此处。此碑由折必宏撰文、书写，题为“重修观音阁记”。根据石碑内容可初步确定，折必宏系距阴寨村5华里的中坬村人，此处也应是其隐居之地。阴寨村距神木城80—90华里，附近有3个村皆为折姓。除中坬村外有折家寨、新窑圪公式两个自然村。据折家寨村折茂林先生编写的折氏族谱记载：折家寨折氏系由中坬村移居到此。新窑圪公式折氏系折家寨村的部分族人移居而来。族谱记载也印证了折必宏籍贯、隐居地应是中坬村。中坬村地处栏杆堡镇最北端，与府谷县田家寨乡接壤。唐宋时，折氏为府州（今府谷县）的名门望族，青史留名者有十几人。中坬等3村折氏从地理位置分析应是府谷折氏的一支，因故移居于此。因村中居住人口甚少，无人能提供折必宏隐居的具体地方。笔者也曾根据折必宏号“燕峪居士”中的“燕峪”二字，推测是否同隐居处地名有关，但尚未找到可供考证的线索。
按县志所载，折必宏年轻时练武修文，后便“闭户读书，罕於物接”，终生未入士宦。折必宏为邑武生，但查《道光·神木县志》人物志、职官、宦迹、邑宦、乡贤、选举诸目，文武甲科至举人、进士。另分别列有拔贡、付贡、恩岁贡、例贡，均无折必宏之名。廪生、生员（秀才）未列名单。据此可以推断折必宏应为武生员（秀才）或武廪生。
神木二郎山“圣母行宫楼窑碑记”，由邑廪生胡日省撰文，折必宏书丹，立于乾隆二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折必宏最早的书法作品。如果此时折必宏年龄在20—25岁之间，那么他应生于康熙五十年以后。飞云山庙碑由王同书撰文，折必宏书丹，立于乾隆十二年8月。栏杆堡镇阴寨“重修观音阁碑记”由折必宏撰文、书写，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知府王赐均得其书法作品，应在乾隆四十年以后。折必宏一生隐居荒村，性格恬淡，抛却功名利禄，远离尘世事非，必得长寿，应卒于乾隆末年，寿70岁以上。
《道光·神木县志》记载虽然寥寥数语，但基本可以认定折必宏的书法成就和艺术高度。志载：“邑人知府王赐均携其墨迹入都，名公卿评为关北第一。”王赐均系神木城关人，乾隆三十年拔贡，乾隆三十三年举人。《道光·神木县志》乡贤一目记载：“王赐均字桐封，由举人任甘肃镇番县（今甘肃民勤县）知县，升任秦州（今天水市）知州。时当河州逆回之变，督帅驻秦，委办粮台无缺误。历升庆阳、宁夏知府，告归、卒年八十一。赐均为人刚直，而惠待桑梓，在任时命弟赐垲，捐廉银一千两，倡建兴文书院。乾隆四十八年，岁歉，复捐粜银千两，里人至今称之。尤工书法，有临争坐位及书谱，锓板行世。”
王赐均有很高的书法造诣，作为官员，与隐士折必宏的交往也应当是缘于书法艺术。王在千里外为官，有限的探家、省亲时间，与距县城80—90华里外的山林隐士交往，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是比较困难的。折必宏居于荒村，不履城市，王赐均求得其书法作品，很可能是屈就荒村，登门拜访，方得折之墨宝。从折必宏来讲，官员礼贤下士，登门求字，必将其平生所学，凝于尺幅，所赠王赐均书法作品必然是其代表作。况王求字应在乾隆后期，折必宏书法已到艺术顶峰。据此，可以推断，王赐均所得折必宏书法作品，应是其代表作。
王赐均作为知州、知府一级的官员，或述职，或奏事有机会入都，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以王赐均中级官员身份，能入都面见一、二品大员应是比较困难的。可能性最大的是，王赐均对书法艺术有较高的造诣。朝堂之上，集书法大家的官员于一殿，王赐均在入都办事之余，以书法艺术向高级官员中的书法大家赐教，共同的书法爱好可以打破等级的壁垒，故能进见朝堂之上精于书法的一、二品大员。方可得到名公卿对折必宏书法作品的评价。
名公卿对折必宏书法作品的评价是“关北第一”。应该是出自数位书法大家的共同评价。因为以书法名宦的品格，一人就敢下这样的结论是不太可能的。也许是有王赐均在场，京都多名书法大家参与的笔会或茶会上，王赐均展示出折必宏书法作品求教，数位“名公卿”一致评价折必宏书法为“关北第一”。这些名公卿对当时中国北方的书法名人应该基本上是全部了解的，方敢对折必宏的书法给出这样的评价。
清乾隆、嘉庆二朝，书法艺术以帖学、碑学并驾齐驱为主要特征。进入乾隆朝以后，清代政权发展到鼎盛时期。乾隆在位60年，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组织编纂了多种大型书籍，其中包括数量达78731卷的《四库全书》《三希堂法帖》等。此外，乾隆本人擅长书法。受其影响，清代帖学书法在乾隆中期发展到了高潮，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永理、铁保、金农、郑燮、邓石如、伊秉绶等批书法名家。折必宏书法能在清乾隆、嘉庆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全盛时期得到“关北第一”的高度评价实属不易。
笔者以为，折必宏是清乾隆年间中国北方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
道光二十一年编修的《道光·神木县志》距折必宏在世的乾隆晚期（或嘉庆早期）仅仅五十多年时间，属于当代人记述当代人，所录折必宏平生及艺术成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对折必宏书法艺术地位的评价，来自当时全国最高的评价体系，无任何功利操作，“关北第一”的评价真实可信。《道光·神木县志》应是录于王赐均的口述。从中也可读出王赐均的官品、人品。若以现在一些功利心很重的所谓文化名人、艺术家之操守，总是穷尽一切手段贬人褒己，遇到此事就会考虑到若将名公卿对折必宏如此高的评价宣扬出去，岂不是抬高了一个隐士的社会声誉，而降低了王赐均本人的书法地位？如果王赐均对名公卿之评价隐而不言，以当时信息沟通条件和折必宏的隐士身份，也就不可能有《道光·神木县志》的记载。一位有如此造诣的书法大家也就会湮没于世。
折必宏以一介武生，远离名利场，隐居荒村，终生闭户读书，研修书法艺术，不仅书法艺术达到如此高度，其文学素养从现存碑刻中也略现一斑。由他撰文书写的阴寨村《重修观音阁碑记》中，碑文开始便书：“是岁频逢小雪天，策跛驴，归荒村，风萧萧，雪漫漫，征途迷日。两下寒山，远火闻钟，促客过阴寨，人烟稠密，灯光叠翠，下驴背，履蜒径……”完全突破了碑刻制体之开篇，真乃精美散文的“凤头”。
近日又得王效佑先生抄录的折必宏所撰一联“效梅傲雪勿傲友，学竹虚心莫虚情”，这正是折必宏先生书品、人品的真实写照。
折必宏的书法艺术应该是神木、榆林乃至陕北宝贵的文化艺术宝藏，有待进一步发掘。目前，折必宏故里的神木栏杆堡镇正在动员一切力量探寻折必宏书法作品的遗存，以提升栏杆堡在神木全市的文化地位。愿折必宏书法艺术在神木、榆林乃至更大范围内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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