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草寺源远流长的清涧道情文化聚落中心
徐良
白草寺，耸立于黄河和无定河交汇之地的群山之巅，是享誉晋陕两省的重要寺庙文化建筑聚落。千百年来，集“军政要塞、宗教名刹、文化聚落、道情窝子”四大历史内涵为一体，已经成为清涧道情及其文化生态的显著地理标志，对清涧乃至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晋陕两省相邻地区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清涧道情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白草寺——
清涧道情“窝子”
清涧历来被称为道情“窝子”。《清涧县志》明确记载，“清涧素称道情窝子，639个行政村都会演唱道情，知名者约70余村”。但这个“窝子”的根源在哪里？其“老窝”或者“窝底”究竟指何处？根据我们调查考证，就在白草寺。
清涧是“道情戏曲”的故乡，全县几乎村村都会唱道情，绝大多数清涧人都能不同程度地吟唱。在城镇街道，随时都能看到不同形式的民间道情表演活动；在乡村院落，随地可见围绕成圈的乡民在以道情自娱自乐；在地头田间，到处会传来哀怨婉转的道情曲调。“道情”已成为清涧最鲜明的文化标志和审美符号。2004年，清涧县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道情之乡”；2008年，“清涧道情”被录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道情艺人白明理成功申报“清涧道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8年，清涧县（清涧道情）荣获 “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2019年，道情音乐家郝震川成功申报“清涧道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至2019年10月，清涧县共有“清涧道情”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1名、市级传承人3名、县级传承人6名。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清涧道情”曾多次被邀登上全国曲艺交流会、全国非遗曲艺周展演、昌黎民歌会、西恰会等活动舞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近年来，清涧县遵照陕西省和榆林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清涧道情”成功列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不仅有力促进了“清涧道情”的传承发展，也极大推动了清涧县其他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
白草寺——
道情活动大本营
白草寺是清涧道情表演活动的大本营。在清涧，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白草寺不仅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基地，也是重大公共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心。
白草寺以庙会为公共活动空间，集聚和吸引着本地和周边地区广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特别是道情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依托和人文依托；白草寺以其世代传承的集合性和辐射功能，成为清涧道情艺术表演和传播的舞台，不论重大节日节庆活动、民间民俗盛会，还是一年四季持续不断、络绎不绝的庙会，进行道情戏剧表演和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已经是本地区约定俗成的一道文化大餐；白草寺是晋陕两地、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影响最大的道情露天剧场，历年来，培育集聚了一代又一代热爱道情的表演艺术家和道情社团，也培育集聚了无数热爱道情、支持道情发展的“戏迷”与观众，奠定了道情艺术繁荣发展最可靠的社会基础；白草寺以其恒定而稳固的地理标识，与陕北文化同构一体，固化构建了清涧及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稳定的道情文化心理结构，使清涧道情深深植根于社会心理意识底层，成为本地区无可替代的艺术品种。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种戏。千百年来，白草寺伴随清涧道情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轨迹，即“以庙兴会，以会兴戏；以戏兴会，以会兴庙”。白草寺是清涧道情兴盛的根基，清涧道情是白草寺繁荣的媒介，二者双向促进、双重发展，得到共同繁荣。
白草寺作为清涧道情诞生的中心“基地”，以及清涧道情生态系统稳定的传承“标识”，已经获得群众的一致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就有：“陕北道情，就出自清涧，又名清涧道情。”《清涧县志·清涧道情（2001版）》中：“清涧道情是流布于陕北一种古老的地方民间戏曲，是祖国艺苑中一枝瑰丽夺目的奇葩，它同清涧乃至陕北人民结下不解之缘，农民尤为喜爱。平日吟唱不绝，随处可闻，春节之际弥盛。”《清涧道情》中：“陕北道情是在清涧道情基础上发展而来。”《清涧道情音乐》中：“清涧道情，是正宗的陕北道情。它的流布地域，以清涧为核心，包括子长、延川、子洲等十多个县区。清涧道情，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品种和品牌的概念，是陕北地区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陕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陕北道情，原来就叫清涧道情。”《文化遗产》中：“清涧又被叫做道情窝子，全县639个村庄大多会唱道情，历史上许多道情班子……”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清涧道情是独立性的戏曲种类，它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品种和品牌的概念；清涧道情是正宗的陕北道情，是陕北道情的代表；陕北道情源于清涧道情。清涧道情和陕北道情，其内涵和外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内涵与本质统一，外延区别在于陕北道情的传播范围超出清涧地域，吸收了所在地区各种文化元素，并因此得以命名。所以，二者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
清涧道情和陕北道情的这种重叠和交织，源于20世纪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和延安新文艺运动。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道情艺人创编了一批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现代戏，如《兄妹开荒》《家庭图》《二流子转变》《忤逆子》《纺纱图》《做军鞋》等，将清涧道情推向革命文艺的前沿阵地，并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新旧转折。1943至1944年之交，鲁艺秧歌队用道情曲演出了秧歌剧《减租会》，其中由贺敬之作词、刘炽作曲的《翻身道情》，在解放区迅速传唱开来，“陕北道情”由此得名，并获得广泛认可。至此，“清涧道情”完成了“陕北道情”的转型；“清涧道情”也实现了新与旧的更替，人们把此前的称为“老道情”，此后的称为“新道情”。
但不论“老道情”还是“新道情”，它的生态元素和艺术基因是稳固而完整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审美功能和社会生活的同步对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愿望。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同构性和代表性，确立了清涧道情独特的艺术本色和审美特征，使清涧道情能够代代相传，长青不衰。
白草寺——
道情唱腔和器乐发源地
白草寺是清涧道情唱腔和器乐的发源地。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梳理出清涧道情的发展路线图。循着历史的足迹、文化的脉络、道教传播的历程，清涧道情由“说—唱—曲—戏”一路演变而来，并最终得到确立。这个路线图还可以这样表达，即“经诵—鼓唱—曲牌—艺演”。中国著名道情研究专家武艺明指出，俗曲道情就是“经历了一经、二词、三道情这样三个发展阶段而形成的”。他认为，这个规律基本上反映了俗曲道情的来龙去脉。其实，这也说明了清涧道情的发展演变轨迹。
道情源于道教，无论在民间还是学术界，这已没有争议。从道情种类来看，道情分歌曲道情、说唱道情、戏曲道情和皮影道情四大类型。根据武艺明在1997年统计，“全国各地共有歌曲道情4种、说唱道情86种、戏曲道情19种、皮影道情6种”，这是一个权威性的数据。杨志敏经过调查研究，认为道情戏剧共有20种。在这两种统计中，清涧道情都归为戏曲种类也没有问题。《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把陕北道情归为“戏曲剧种”，无疑是正确的。
戏曲的审美特征和其他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直观性、动作性和过程性。戏曲是高度集中的艺术，就在于它综合了说、唱、歌、舞、乐、服装、美术和舞台表演等多种艺术成分，通过直观动作，以情节过程表演，集中进行审美表达，给观众以巨大的艺术欢乐。毫无疑问，清涧道情是非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综合性戏曲艺术。
从文化渊源来看，白草寺的历史有多久，清涧道情的历史就有多长。
其一，从清涧道情的起源来看，白草寺是清涧地区道教最早的落脚点和中转站。道教在早期传播阶段，主要依赖于各种云游道人的“游说”活动，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这是主要的传播方式。而集中性的“讲说”，必须要在道观和寺院进行，作为清涧及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建立最早的寺庙群落，白草寺应当是“道经”“讲说传播”最早的落脚点和中转站。
其二，从清涧道情的发展来看，由“道经”“讲说”向“诵读—吟唱—鼓唱—曲唱—演唱”等一系列演进过程，应当在金元之际转折完成。因为，至宋代元符二年，白草寨才刚刚建立，其主要功能是军事堡垒。金元时期，白草山完成了由“寨”到“寺”的转型，这一阶段是中国道教的全盛发展时期，也应是清涧道情重要的孕育时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游方道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武艺明所说，“道情便借助无数个游方道士的双脚传到了祖国的天南地北。这样，久而久之，生长在不同风土民情中的道情艺术，便开放出色香各异的道情之花，形成一个大的艺术宗族，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这便是俗曲道情形成和普及的基本情况”。
其三，从清涧道情的形成来看，作为戏曲的雏形，应当产生于明朝成立以后。清涧民间历来有“三才挂板响连声，口口声声唱道情；祖祖辈辈往下传，洪武年间到如今”的传唱。若以此传说作为参考，即从明洪武元年算起，至今也有六百三十年的历史。而此时，也正是白草寺得到大规模重建、扩建阶段，二者历史的重叠，正好确证了白草寺与清涧道情的同步同构关系。
其四，从清涧道情的唱腔和器乐曲牌来看，白草寺是真正的发源地。历史上，白草寺是清涧及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最大的寺院，享誉大西北及晋陕黄河两岸，宗教活动频繁而集中，人才济济，是本地宗教的音乐宝库，也蕴藏着丰富的道情音乐资源。据调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寺院里还每天固定进行各种器乐曲式演奏。特别在庙会期间，寺院里更是热闹非凡，器乐演奏缭绕不绝，传遍附近村庄乡邻，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欣赏。当时，寺院有专门的器乐演奏班子，无论庙会会期，还是其他各种节庆仪式，器乐班必定应邀演出，成为当地群众最受欢迎的观赏节目。周边村庄遇有各种庆典和红白喜事，都会邀请器乐班演出助兴。
白草寺器乐班的演奏音乐，是最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主要包括吹打乐和曲牌乐两类。吹打乐主要有唢呐曲牌和宗教乐曲，戏剧曲牌主要包括道情曲牌和秦腔及其他曲牌音乐。唢呐曲牌主要分布在白草寺周边的石盘和郝家墕两乡（现已撤并），宗教音乐只有白草寺的器乐班能够演奏；道情曲牌是其最有特色的民间乐曲之一，集中分布在解家沟和高杰村等乡镇。如紧不扎、掐谷穗、银扭丝、扭门栓、地溜子、得溜子、钻烟筒、推碌碡、溜棒槌、隔墙瞭、大嘟噜等，都为清涧道情之独有。
白草寺——
老调和东路调汇源中心
白草寺是清涧道情老调和东路调的汇合之地。清涧道情之老调和东路调是以黄河为界限划分的，黄河之西，被称之为老调；黄河以东，即河东，被称之为东路调。老调即清涧本地道情腔调，东路调即对岸山西近邻地区道情腔调。在陕北影响很大的、著名清涧道情研究专家刘汉铭先生指出，“要说清涧道情，主要还是体现在音乐方面”，一语道破清涧道情的本质特点。
陕西省清涧道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郝震川曾指出，清涧道情“老调源于清涧的寨沟、解家沟、二郎山、店则沟等地。是在清涧地方小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婉转、抒情等特点的地方艺术特产”。上述乡镇恰恰紧紧围绕在白草寺周边，这说明老调正是以白草寺为中心形成的。
东路调，顾名思义由黄河东岸主要是晋西临县、离石等地向西传播而来。晋西临县和离石地区也是我国著名道情之乡，与清涧隔河相望，经济文化历来交流频繁，两地文化共性基础广泛而深刻。东路调跨过黄河进入清涧地区，第一个汇合之地就在白草寺。作为清涧及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最为著名的文化聚落，一定是这条传播路线上的首选停歇交汇之地。
东路调大约在清朝乾隆、咸丰年间开始逐渐进入清涧和陕北地区，与当地陕北民歌、秧歌、陕北说书和清涧道情密切相融，极大丰富了清涧道情的内容与形式。此时，中国戏曲史上出现了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和秦腔为代表的“花部”之激烈斗争，最后结果是花部获得胜利，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民间小戏和地方戏蓬勃兴起，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局面。秦腔的崛起兴盛，使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急剧扩大，带动陕西关中地区的清曲、眉户调、碗碗腔一路北上传入清涧及陕北地区，使清涧道情有了更多的艺术接受元素。清涧道情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本土文化和艺术根脉，多元并举，借鉴并吸收了各种外来艺术的优秀精华，一举突破藩篱，走上戏曲化发展道路，并最后奠定了其特有的艺术品格和审美特色。
根据刘汉铭先生多年研究搜集统计，清涧道情曲牌音乐共有16种、273首，其中大部分由词谱、曲谱、宗教音乐、周边戏曲和本地吹打乐中借鉴过来，民间小调演化过来的大概只占15％左右，“其音乐构成，呈现出一种‘拼盘’式的组合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清涧道情的文化共生性和审美多元性。也正因为如此，清涧道情的生命之树才能万古长青，闪烁着独特的魅力，成为陕北文化的典范与代表。
清涧道情扎根黄土高原，聚陕北文化之精魂，集民间艺术之大成，贴近民众、贴近生活，拥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和艺术生命力。历年来，广大民间艺人和道情创作者紧跟社会前进步伐，编排了许多短小精悍的剧目，如抗日剧作《母报子仇》《血泪仇》；生产自救剧作《南下开荒》《纺纱》；改造二流子剧作《大家喜欢》《越捞越深》；解放战争剧作《劝子归队》《做军鞋》《查路条》《拥军优属》；婚姻自由剧作《家庭图》《结婚图》《赞新婚》；农业合作化剧作《牵牛入社》《光荣榜》《赛畜会》；改革开放剧作《接婆姨》《美在心灵》《两元半》；农村生活剧作《赶先进》《送肥记》《玉米丰收》《挑女婿》《审丈夫》等，这些道情戏生活气息浓厚，质朴亲切，感情强烈，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道情剧目。其中1964年创作上演的《赛畜会》、1984年创作上演的《接婆姨》，堪称是清涧现代道情戏曲的经典之作。其在音乐唱腔、舞美设计、演奏配器、演员表演等多个方面，都获得空前创新，开辟了清涧道情的新纪元。
清涧道情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受到陕北民歌和其他戏剧影响。其基本曲调音乐，借鉴糅合了流传比较广泛、熟悉悦耳的陕北民歌音乐，形成具有极浓陕北地方色彩的戏曲音乐；它的唱词、道白则以地方方言作为基本发音基础；演员表演动作以陕北秧歌剧、陕北地方小戏舞蹈作为基础，借鉴晋剧、蒲剧、碗碗腔、秦腔等戏剧的优美身姿步伐，形成独具陕北地方风味且又规范的表演动作体系。其审美特色和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清涧道情戏由于长期流行于广大农村，所以受清涧秧歌和其他民间艺术的影响很深，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民间小调的曲牌和表演形式。如经常采用的“绣荷包”“银扭丝”“一枝梅”“金丝圪撩调”“寻苦菜”“挽扁豆”“小放牛”等曲调，明快爽朗，悠扬清亮，委婉动听，形成具有强烈陕北地方韵味的艺术风格。
二、清涧道情戏的表演多在村镇寺庙，故表演非常接近民间生活，“扭”的动作与形态在道情戏中屡见不鲜，自然流畅而朴素淳厚。特别是剧情发展到热闹处，演员连扭带唱，音乐伴奏欢快鼓舞，舞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观赏效果十分热烈。当地人们常说“闹丝弦，吼乱弹”，就指道情的这种热烈场面。
三、清涧道情的器乐伴奏，是人民群众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道情器乐往往以民间曲调和传统戏曲曲牌为主，吸收唢呐、小戏、秧歌等音乐形式，营造出气势激昂奔放，节奏轻快活跃，旋律流畅自然、热烈振奋的整体剧场效果。传统道情曲牌代表有“紧不扎”“掐谷穗”“黄瓜蔓”“刮地风”“小开门”“栽柳树”“鬼扯腿”“入洞房”“喂猪娃”“苦伶仃”“青天歌”“推碌碡”“溜棒槌”“隔墙瞭”“大嘟噜”“老八板”等。演奏一般有两把三弦（即上下手弦子），上手为整个乐队领奏；一个管子、一个四音（四弦）；打击乐器有板鼓、梆子、铰铰、夹板、玉鼓；其他乐器有板胡、二胡、梅笛、海笛、碰铃、木鱼等。现在道情曲牌以板胡为领奏，三弦反而退居次要地位。道情演奏中一般只用老调和东路调两种，变调演奏的很少。
四、清涧道情的唱词和道白以清涧地方方言为基本语音，但也有个别地方用绥德、米脂话。语句结构及口语化道白简朴亲切，许多唱词中夹杂着没有具体语义的衬字。如“十字调”中的《林英敬香》，结构规整，简洁明快，一气呵成，非常富有感染力，“一炷香敬与那，上天的玉皇（哎嗨呀），天保佑（呀）好丈夫（呀），早早价回还（哎嗨呀）。哎嗨呀，哎嗨呀；哎嗨一呀，哎嗨一呀；嗨！”这些衬字在乐曲的伴奏下，显现出强烈的清涧地方特色与生活风味，带上了浓郁的陕北泥土气息。因此，又被称为“咳咳腔”。
清涧道情戏的道白十分接近口语，因而显得生动亲切、质朴感人。如道白：“天上的云儿绕，地下里栽青苗；远奔那亲人外边瞧，瞧见赶牲灵的回来了；头戴的帽，身穿的袍，腰里还别个刀子鞘；空中的鞭子绕几绕，打得个地下花胡哨；大骡子倒着把二骡子靠，二骡子来把大骡子闹；闹得大骡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地叫，叫着、叫着、格登过了宽州桥！”
这些口语在剧中出现，很形象地表达出陕北特有的民俗、民情及生活特征，精彩动人，韵味独特，成为人民群众非常喜欢的表演形式。
总之，作为清涧道情和陕北文化的独特地理标志，白草寺从“军政要塞—宗教名刹—文化聚落—道情窝子”一路演变而来，历经千年风雨，巍然耸立于无定河和黄河流域交汇之地，以无可争辩的事实，确证了它强劲的文化聚落功能，成为清涧道情和陕北文化的生态象征。它以其雄伟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建筑群落，清晰的发展轨迹、悠久的历史内涵，丰富的文明积淀、多元的人文关怀，浓厚的地方色彩、婉转的道情旋律，见证了清涧及黄河和无定河交汇流域的文明更替，记载着本地区人们的岁月沧桑和精神期盼，始终植根于黄土高原和陕北大地，伴随着黄河和无定河的滚滚波涛，走进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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