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作家”的精神还原 评王刚《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
刘波
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路遥，除了勤奋之外，其光环背后有着多少难言之隐？他以何种毅力去塑造了文学史上的高加林与孙少平？这些曾经影响过一代中国人的经典小说，路遥在写作时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和苦楚？在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不久，路遥英年早逝，这一方面与他的身体状况长期欠佳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也与其在精神上过多的透支相联？这些想法和疑惑，很大程度是在读王刚所著的《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本书肯定不是一本简单的年谱，它所透出的意义和引起的思考，是在客观呈现事实后的精神反思与超越。
读《路遥年谱》，我们可能无法还原一个生活中嬉笑怒骂的路遥，但我们能重塑一个文学内外的路遥。这时，路遥已经越过了单纯作家的身份，而成了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他置身于八十年代开放的文学思潮里，但他没有像很多作家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运动中去，而是坚守在了现实主义的阵地上，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尤其是那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其实，路遥的书写正应和了后来城镇化进程中离乡农民的两难困境。这种预见性和前瞻性，也是路遥作品一直有其读者且不断获得阐释的重要原因。他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界线上，却又对中心之事贯注了热情，出示了时代的真相。作家的笔触有时就显得如此神秘。
从王刚笔下，我们得知路遥不是一个爱开会的人，他这种性格与很多爱凑热闹的作家形成了鲜明反差。而喜静正是路遥投入思考和写作的前提。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路遥给自己制订了工作进度表，且以表格形式列出1到53的数字，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因为每划掉一个数字，自己就往前进了一步。似乎只有路遥那一代作家，才有这苦行僧般的写作经历。而真正的大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没有路遥这种执着和用力，所谓经典性或许也是很难成立的。“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日子里，抽空躺在床上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是他最大的安慰。”王刚如此写道。其实，这“年谱”的诸多言辞里，也饱含了作者对路遥温情的敬意和感佩。
从路遥出生的1949年到去世的1992年，这四十三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奇闻轶事并不多，其一生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具有传奇性。但从其影响力观之，他又的确是个真正的文学传奇。由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这部三卷本长篇小说的历程来推测，他几乎是在逐渐透支生命的“自我折磨”中完成的。正如王刚在《路遥年谱》中所流露的，一边是他创作小说走向曙光的精神幸福，另一边又是他在写作快感中的“慢性自杀”，这样一种人生矛盾，其实是书中着墨较多处。
1988年5月25日，对于路遥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二稿，“抄写结束，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大大的句号。他站起身来，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扔了出去。”从王刚的文字里，我们能够想象当年路遥在房间里的举止和神态，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也是对作家人生纪事的一种生动的补充。看书中路遥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真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那种疼痛和撕裂，我想王刚在写作时也一样会伤感、会悲痛。
作为路遥的清涧老乡，王刚其实是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但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遍访路遥生前亲朋好友，取得第一手资料，这是保证此书真实性的首要之举。在书信、创作谈、会议记录、回忆文字中寻找关于路遥的蛛丝马迹和只言片语，如此下工夫爬梳资料，当是为了让这部《路遥年谱》既显得客观，又不乏精彩。作家出身的王刚，一方面发挥了自己精炼语言和把握叙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以学者的冷静眼光来挖掘史料，重识其价值。尤其是对路遥去世后一直到2019年每年的路遥研究文章和会议资讯的梳理，详实而精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之，这本书是作者对路遥作为一位“苦难作家”的缅怀和追忆，同时也体现出了对那个时代作家扎实的写作精神的敬重与推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现为湖北省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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