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关注自己的内心 也体会别人的内心 是作家职责所在
原创 杨毅 文学报
作为一名写作者，同时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李修文，在这次疫情面前，被追问最多的问题也许是：你会书写这次灾难吗？他在接受一些采访时曾多次表达了他所认为的作家与灾难文学间的关系：“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当生活将你打回原形，他认为作家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炼，不然，灾难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写作互相抵消。为此，他不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尽力体会别人的内心，这也恰恰是作家这个职业的职责所在。
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怀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伦理，今天我们推送的评论文章聚焦他的近作《致江东父老》，本文作者指出近年来，李修文作品中的情感明显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这种饱尝人间冷暖却依旧投入生活的情感，才是散文所要追求的生命气象。同时借用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的话说，李修文“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
01
“两个我”与“真正的写作”
《致江东父老》中的“我”常常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这种“失败”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物质和尊严的匮乏，还意味着作为精神领域生产者的“难产”。在《七杯烈酒》中，李修文把最后两杯酒留给了自己，因为“三个月以来，在这石圪梁村里坐卧、游荡和狂奔的，其实是两个我”：一个是肉身在现实中的失意者，一个是渴望精神还乡的写作者。
李修文的这“两个我”，无意间道出了叙述人身心的巨大分裂。“严重的时候，一个我，几乎容不下另外一个我。”前者的“我”如同牢笼中被豢养的动物，而另一个“我”总想要虎口脱险，逃出笼子。这似乎印证了那句“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李修文
而从理论上说，这又不过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每个人特别是写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李修文通过叙事不仅确认了“两个我”的存在，还坚定了写作者的“我”应排除的干扰和领受的一切。
真正的写作，如果你要它来，就得首先推开那些无用功和过路人，像另外一个我，在雨水里泥沙俱下，又在春风里滴血认亲。
此番论述，不应只当作小说家虚构的戏言，而应看作进入作品的入口。在现代文学艺术中，除了某些形迹可疑或自我标榜式的“元小说”“元叙事”外，叙述者一般不会直接袒露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甚至有意与读者进行潜在的博弈。
然而，《致江东父老》却是以极其坦诚的姿态建构出一个开放的文本。李修文屡屡念及创作的艰难与流产，现实生活的不易，还有那无处安放的灵魂。
他甚至不惜将人与动物并举。开篇的《猿与鹤》，那个“钻火圈，踩自行车，作揖，做鬼脸”的猿，何尝不是为生计在众人面前浑身解数的“他”呢？“他之不死，和那只猿之要死，岂非就是一回事？”必须承认，我们在现实中可能大多时候都只能是这个在众人面前“献丑”的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只鹤，只是这只鹤“在鸡群里呆的时间太久了”。当我们最终想起身体里那只鹤的存在时，我们却已经丧失了飞上天的能力。
作者: 李修文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9
不妨回到文体的问题。从文体的角度看，这种发自作者内心的比附究竟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小说还是散文？《致江东父老》显然不是近年十分流行的“非虚构”，就像李修文并不认同虚构/非虚构的划分一样。
李修文的写作融合了真实/虚构、散文/小说，按照作家的说法，它旨在恢复中国古代文章的传统。这一传统与西方对文体的划分彼此独立，并不能构成有效的对照，但对写作者而言却是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尝试。倘或运用得当，势必对散文乃至整个文体的概念构成强大的冲击。
《致江东父老》收录的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文章。这反倒有效处理了散文文体与虚构/非虚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写的是文章，谁还会在意你写的是真实还是虚构？换言之，如果文体自身构筑起一个坚固而完满的故事世界，那么其属性就变得不再重要。
事实上，李修文将小说、散文、戏曲、电影等多重文体、手法运用于作品中，使之成为一个开放而略带冒犯的先锋性文本。从这个角度说，《致江东父老》拓展了散文写作的边界和可能。在真实性不断被怀疑和解构的年代，《致江东父老》的出现是别有意味的。
02
回到“人民性”的高度
在上一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李修文直言“人民与美”作为“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
“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刹那之间，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写作，感激写作必将贯穿我的一生，只因为，眼前的麦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与美。”
李修文坚守的“人民与美”是他散文写作一以贯之的最为内在的精神品质。《致江东父老》中的“人民”是过气的女演员；是背着观世音菩萨瓷像苦苦寻找儿子的老秦；是车站里为母亲招魂的中年瘸腿男人；还有即使众叛亲离依旧义薄云天的“关二爷”；为救小女儿匍匐在夜市老板脚下不停唱歌的穷人；榆林城里苦苦等待师父的瞎子；在亲戚家受尽屈辱只为儿子能吃上一口鱼的母亲……
这些小人物不再只是作为背景化或符号化的存在，而一跃成为作家主要表现的对象。这些极为日常却又最易被忽略的面孔重新进入叙事的重心，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
尽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拥有话语权，甚至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不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作家却可以将他们作为叙述的中心乃至世界的主角，重新显露并唤醒他们被遮蔽的身影和声音，而这正是文学所独有的魅力。
《致江东父老》写的大多是穷苦人，而非底层。面对苦难，他们首先是以沉默者的姿态出现。“所有的河山都像怯懦的受苦人一般在夜幕里忍气吞声，也不肯现形。”受苦人虽苦却无以言表，但他人意义上的沉默者作为“绝对纯粹自我”，而走向“对自我的接近”。沉默者通向了更为绝对纯粹的自我，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反讽。但结合李修文沉潜十年后的爆发这一事实，又不得不令人惊叹沉默与声音的辩证法。沉默者言说的力量是巨大而惊人的。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与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真正在文学的意义上拥有了美，这固然是文学的力量使然，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人民自身的美。《致江东父老》中的人民是一群生活不如意的人们，互相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遭遇。他们渺小却并不卑微，更焕发生命的尊严和光辉。
归根到底，这源于李修文看待美的深刻而独到的方式：“我不是迷恋美本身，美本身是非常脆弱的，美只有存在于一个更宽广的美学谱系里才能呈现它自己的生命……所以，对纯粹的“美”我一直抱有警惕，但也发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应该说，李修文找到了属于他的“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并将其寓于更为广阔的美学谱系之中。而这个更为广阔的美学谱系正是以人民性为核心建立起的“人民美学共同体”。
03
“有我之境”的抒情叙事
《致江东父老》尽管带有小说化的因子，但却并不靠故事情节来推动叙述，而是沿着作者强烈的情感贯穿全篇。这自然得益于散文文体自身独有的情感品质——相比于其他文体，散文最适于抒情，也最易于抒情。
但散文中的“情”却常常因为抒情者缺少稳定的价值体系而流于空洞和浮夸。李修文的散文情感浓烈、炽热，而又纯粹、细腻和包容。他写下天地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却又始终以赤子之心体悟这世上的所有离乱与不堪。
《致江东父老》中的“情”是真性情，充盈的是作者行走于大地间的切身之感和切肤之痛。作者的眼见之景经由敏感细腻的内心转化为心中之情。将全身心投入到外在世界与所写对象之上，显然是“有我之境”的写作，它使景物也带上了作者情感的烙印。毫无疑问，李修文的写作是“有情”的，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王国维对李煜词“不失其赤子之心”“血书”的评价。
李修文的“有情”虽然可以追溯到《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早期小说之中，但近年来，李修文作品中的情感明显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这种饱尝人间冷暖却依旧投入生活的情感，才是散文所要追求的生命气象。
作者: 李修文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年: 2002-4
《致江东父老》写出了天地间的凛冽与温暖、残酷与仁慈，也写出了人世间的扭曲与挺立、脆弱与顽强。在作家强大而稳定的价值体系下，所有的不忍终将化作普通人最后的尊严，召唤出他们生命中彗星出现的时刻。正是在李修文的笔下，人民找回了自己失落已久的生命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情感而非利益结成的纽带关系。
“那些被吞噬和被磨蚀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借用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的话说，李修文“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
江东父老的感喟是英雄末路时的哀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蕴含了对自身的无奈，和对亲人的不舍和告别。读《致江东父老》很容易让人落泪，这是因为作品浸润着作者浓浓的情感和理想，而这些在现实境遇中早已溃不成军。倒不是说李修文以“有情”之笔反衬“无情”之现实，甚至也不仅仅是跨越文体界限那么简单。
我以为，李修文的抒情暗含着他把文学艺术作为审美乌托邦的救赎与想象。在“有情”作为表层结构之外，另有潜在的深层结构亟待发现——那就是，退回到文学最为本质的审美层面。他认定审美本身便是意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固然与李修文的诗学观念密切相关。在体悟了世上的磨难与艰辛、生命的不幸与猝然之后，重新回到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感时伤怀的传统，无疑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再出发。
在李修文这里，文学审美形式的转变同样是世界呈现自身意义、变化的结果，而无需再借外部他者加以确认。其结果是，文本本身摆脱了反映论式或社会学式的对现实的从属地位，而形成了对现实的重塑。
好的散文不会囿于文体的局限，而是有着天地之宽的博大与仁慈，更会通往宇宙和生命的终极思考。《致江东父老》融合并汲取了多种文体之优长，在提升散文品质的同时也开拓了文体观念，确立起作家独特的“修文体”风格。他转而向“传统”和“民间”寻求资源的给养，于抒情叙事中吐纳芳华，涵养山河。
这些，都凝聚在他心中念及的“人民与美”之中。在李修文的笔下，人民焕发了属于自身的美。沉默者得以言说。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unsplash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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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修文：用真实的笔唤醒和赞美那个久违的词 | 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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