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明威宁伯王越与榆林的渊源
王刚
今天的人们对王越的了解甚少。其实，他在明朝对榆林的作用并不亚于余子俊。
王越其人，在《延绥镇志》卷四中载曰：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弘治初，以都御史总制陕西，诸路军马驻垒韦州，以袭杀威宁海子虏寇功，封威宁伯。寻罢。弘治十七年起用，加太子太保，仍总制。捣贺兰山贼巢有功。卒于甘州。谥襄敏。《明史·王越传》称其“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
王越在明朝的轶事很多，而最让其名垂史册的，是《延绥镇志》提到的成化十六年二月下旬出塞获威宁海子之大捷。四月，朝廷“赐太子太保威宁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诰券，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持进光禄大夫柱国威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孙世袭，仍追封三代”。二十世纪，王越墓志铭出土，对王越的研究又一次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须知，其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大明帝国的“伯”，在明朝历史上据查只有三人。据记载，王越死后，朝廷罢朝一日。王越的墓志铭由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撰写，吏部尚书屠庸执笔书写，英国公张懋亲自篆刻，可见其在朝堂和士人中的分量。
《明实录》记载，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命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十八年闰八月，调威宁伯王越镇守延绥，都督同知许宁镇守大同。时汪直与王越既俱留镇大同，内阁大学士万安等议恐直为越所诱以求复用，乃言于上调越以宁易之。
王越戍边勇战，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介武夫，实际据《明实录》记载，王越最初是文职身份，因为善于打仗，竟然很例外地自成化二十年到二十二年担任一般都由武将来挂衔的镇守延绥都督即延绥挂印总兵官，与他同时期担任延绥巡抚的是吕雯。吕雯之后担任延绥巡抚的黄黻，在拓建榆林北城时，所筑后东门即称威宁门，应为黄黻对先贤“威宁伯”的致敬吧。
遥想当年，西北和延绥在战争与和平间切换，巡抚余子俊能够从容地修边墙缮边事，是有王越等在外围有力地抗御着北虏，使其获得了相对平稳的环境，余公的许多德政方得以惠泽边镇边民。在王越时期，延绥镇的战事初期是由东面的山西方面和西面的宁夏等方面来协力进行的，后来随着大批延绥将士的北上，王越又亲自充当挂印总兵镇守，延绥镇的“骆驼城人马”才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演出史册上一场场可歌可泣的剧集。
为什么史家谈论王越较少呢？参阅许多史料，明代对王越的评论是“毁誉参半”：他在为政期间固然功勋卓著，但因与权宦汪直、李广的密交，造成世人对其评价莫衷一是。不过比较张居正、戚继光等，我们能感悟到一些无奈——这些名臣都有这一方面的“污点”。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如果可以理解张居正和戚继光的“为官之道”，就能理解王越的无奈，明史中党争、朝乱读来常常令今人眼花缭乱，为官者做出政绩往往需要趋势迎合。一些学者称王越“性情巧思，善于揣测达官的旨意，好结交权贵，趋炎附势”，为时人所诟病，这和张居正很类同。
到了清代，涉及到王越的图书资料多被禁毁。资料的大量消失让后人对其研究薄弱。王越对明朝是功臣，又在对抗北虏的战争中属于鹰派，清廷自然不愿对其事迹进行宣扬。
西北师范大学魏山所著《王越西北军事活动研究》一文，让人们清晰地认识王越：“明朝中（前）期，社会政局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交相激化。英宗复辟后，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遴选，王越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被超擢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自此，王越逐渐成为西北战场著名统帅，三任参赞，两膺总督。带兵打仗数十年，历经战阵百余次，其长期经略西北，精通军事战争和兵法韬略，其间取得红盐池大捷、柏油川大捷等诸多对蒙古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率部长途奔袭蒙古部落后方基地威宁海，以大捷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边防废弛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并有效地遏制了西北蒙古民族的侵犯，对保障边境地区的安宁和社会生产等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清晰地认识王越，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延绥镇的历史，客观评价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榆林的历史才更丰满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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