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秧歌到颂歌 孙鸿亮
●佳县李有源故居
●李有源（资料照片）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于陕北的一首歌曲，最初是劳动人民自发的歌唱，经过文艺工作者搜集、改编和演唱而流传全国。
《东方红》诞生和传唱背后的诸多谜团，至今仍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史上最红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一位普通的陕北农民，向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一声呐喊，宣告了一首庄严而伟大的歌曲的诞生。
《东方红》是中国现当代歌谣史上的一个奇迹，有人把它誉为“史上最红歌曲”。
1944年，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编了一本《群众歌曲》的油印册子，收录了用五线谱记谱的《东方红》和八段歌词，署名为“陕北民歌”“葭县（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作词”。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录《东方红》的出版物，也是“东方红”三个字最早以歌曲名字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如此，在歌名的下面，还首次出现了它的英文名字：THERISINGOFTHESUN。
这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耐人寻味的开端。1945年5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著名作曲家贺绿汀改编的混声合唱《东方红》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演出，博得热烈的掌声。
1945年9月，随着由公木、刘炽、王大化等60多名鲁艺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的脚步，《东方红》的曲调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等5省，唱响在东北大地。
1949年10月1日，作为迎宾曲的《东方红》，成为开国大典上奏响的第一首曲目，见证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神圣一刻。
1953年7月，《人民画报》整版刊登《东方红》曲谱及其词作者的大幅照片。1953年10月，日本西官市“虹之会”合唱团给李有源寄来一张演唱《东方红》的照片，并联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
1964年10月2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在此后的“文革”中，《东方红》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成为亿万中国人每天开始生活的晨曲，成为国家重大事务活动的前奏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1970年4月25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那一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仰望星空，从广播里倾听从卫星传回的歌唱了无数遍的《东方红》，从此，在浩淼的宇宙中，响起了一个中国的声音。2008年11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塔拉拉分校看望中国留学生，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上台用中文高歌了一曲《东方红》。
2010年2月1日，维也纳金色大厅，陕北民歌维也纳新春音乐会在一首高亢、嘹亮、大气的《东方红》中拉开序幕……
可以这样说，在灿若星河的“红色”经典中，没有哪一首歌能像《东方红》那样享有如此荣光，没有哪一首歌能像《东方红》那样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没有哪一首歌能像《东方红》那样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
“人民歌手”李有源
李有源（1903-1955），陕北葭县（佳县）张家庄村人，农民。家贫，13岁在外婆家念过冬书房（私塾）。放过羊，挑过大粪，贩过私盐。会拉板胡、弹三弦，爱红火热闹，善编秧歌、唱道情……
这个普通农民的名字之所以被人们记住、载入史册，是因为他和一首伟大歌曲密不可分的关联：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一大早起来，担着一副桶进城。当他快到县城时，忽然看见东方一片彤红，一轮红日从云层中磅礴而出，冉冉升起，照亮了葭县（佳县）古城，照亮了陕北高原，他立刻感到浑身暖洋洋的。他想起了前些天，县务委员会事务秘书兰川升帮助他学习，他见兰川升的笔记本上写有“东方红”几个字，今天，这样的壮丽景色不就是“东方红”吗？他心里豁然开朗：毛主席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来光明、带来温暖的红太阳吗？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两句秧歌词脱口而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想，葭县（佳县）解放，穷人翻身，有吃有穿，全凭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的领导，哪有我李有源的今天，哪有广大贫苦人民的今天？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感激的心情又从心底涌出一句词：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边走边想着第四句词，到县委门口时，忽见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觉得这正是他心里要说的话。于是就有了第四句：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天夜里，李有源认真地把白天想好的四句秧歌词写在麻纸上……
伟大颂歌《东方红》就这样在陕北张家庄村的土窑洞诞生了！
这是迄今关于《东方红》创作过程最通俗的记叙，它主要的材料依据是李有源1952年在陕西省文代会上的发言——《我是怎样编〈东方红〉的》以及马可、刘炽等人的讲述和回忆。然而，面对极富文学性的叙述，很多人都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甚至连一些最初的讲述者也感慨地说那是一篇“虚构的文艺小品”（刘炽）。
《东方红》的作者是谁？随着歌曲知名度的一路攀升，这个原本无人在意的事情，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开始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1961年4月，陕西省委专门派人赴米脂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证实李有源为《东方红》词作者，并形成《关于李有源的生平及其〈东方红〉的创作等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和西北局领导。然而，官方的这份详实的调查报告不仅没能终止谁是《东方红》作者的争论，反而带给人们一些谜团，引起了更多的猜疑。
李有源是不是《东方红》的创作者，历史的“真相”又当如何呢？
据说，李有源是受了屈士才的启发。1942年春节，屈士才带着屈家庄的秧歌队进城演出。县城里看秧歌的人把秧歌队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伞头屈士才更是夺人眼目，一把伞转得滴溜溜圆，人高马大，嗓音洪亮。当李有源听到他唱“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时，顿时觉得耳目一新，可他转念又一想，觉得这句秧歌词好是好，但一盏灯只能照亮一孔窑洞、一户人家，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太小气了，还不能反映出毛主席的伟大。晚上，他回到家里，坐在油灯下，若有所思地从头上摘下帽子，往灯上一罩，窑里马上黑了下来。他想，一盏灯这么容易就罩灭了，能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吗？他暗下决心要编一首更妥帖、更好地歌颂毛主席的秧歌。
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和能给自己命运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人，中国最穷苦的农民从来都不缺乏歌颂和赞美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无比真诚的。作为“亲历者”，马可在1944年5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群众是怎样创作的》中说：“李有源是葭县（佳县）城关区的一个农民……李增正就是李有源的侄儿，他们叔侄两个都擅长编秧歌，有名的移民秧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是他们叔侄编的。”文章记叙了作者在葭县（佳县）采访李有源叔侄的情景，并特别呈现了一个细节：
移民大队就要出发的那一天，李增正的叔父特地从五里外的家里赶到城里来，我看见他把侄儿悄悄地拉在一边，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几个粗大的字：葭县（佳县）移民走南路，路上不要偷的走，一组预备两犋牛，还要送咱大镢头。“怕他们在路上有不安心的。”这位多髭的四五十岁的健壮农民向他年轻的侄儿说：“把这个给他们唱吧。”
与书面文学不同，口头文学是群众集体口头创作的，它的本质即“表演者的创作”。所谓口头诗歌的作者，是指那些独具表演才华和天赋的个体，作为领唱或者最初的演唱者，他的名字和他演唱的歌一同被记录了下来。
李有源叔侄是人们公认的《东方红》最早的演唱者和传播者，也是这首歌曲第一段歌词最有说服力的作者。1952年，李有源参加陕西省文代会，获得荣誉奖章和一面绣有“人民歌手”的锦旗。
1955年5月10日，李有源因病去世。20年后，文化部和葭县（佳县）人民政府拨专款修葺李有源墓，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墓”。（作者：孙鸿亮，延安大学教授，延安市民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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