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画派之我见(下) 关键字:长安

陕西工人报 2020-03-20 07:01 大字

阿莹简介

阿莹,陕西耀州人,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著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饺子》《旅途慌忙》《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评论集《长安笔墨》;秦腔剧《李白长安行》;歌剧《大明宫赋》;实景剧《出师表》等。其中,散文从2014年至2019年连续6年收入中国作协的年度散文精选。散文集《俄罗斯日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饺子啊饺子》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长安画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展现画坛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热议,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然而站在不同的角度,即使同一人不同时期的创作,却会让人得出不同的认识。尤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刷,社会上对长安画派何以崛起多有忽视。近来我查阅了长安画派主将们的档案,翻阅了有关史籍,又与画家们的后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这一共和国诞生后出现的艺术现象,在今天依然可以给人以有价值的启示。

《华山》石鲁

《渭北农家》赵望云

两位美术大师的友谊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两位大师的友谊?因为这两个人石鲁和赵望云对长安画派的贡献非常突出,我们说他们两人是旗手。后来评论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40年代50年代长安画派的旗手是赵望云,60年代70年代长安画派的旗手是石鲁,他们两个有一个接续的过程。赵望云是从白区过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很多地方办了几十次画展,申明要抛掉“四王”范式,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他还曾在《大公报》连载写生绘图,冯玉祥为之配诗,社会影响是很大的。石鲁是20岁时,为了逃婚从四川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生活了十个年头。我们对石鲁的研究,好多人很少提及他是延安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艺术家,几乎把他的这段红色历史快淡化掉了。而且令人感叹的是,美术圈不断地传出这两人在艺术见解上有分歧,也不断地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而我通过对他们档案的研究,发现两个人是惺惺相惜,两人的友谊是深厚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

从刚才第一个例子我们应该能看出石鲁对赵望云十分敬重,石鲁敢于对赵望云的任命提出异议,如果他心里不认可不敬重,怎能在那样严肃的场合提出那样敏感,且让领导尴尬的意见?第二个是石鲁多次给赵望云的册页题词,称赞赵望云是一个大画家,他写道“蒙蒙雨露下甘霖,山川无处不生春,操管如生称大作,清坛无不敬先生”,我想以石鲁那样耿直率真的性格,怎可能违心地白纸黑字去说这些话?第三个是石鲁在赵望云去世后,亲笔写了挽联,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完全可以让子女送去,但是他让女儿搀扶着,拄着拐杖走了三四里,走一会儿就要蹲下来歇一会儿,亲自赶到灵堂与挚友做最后的告别。

赵望云对石鲁也非常敬重,在先生的档案里,反右时给他定了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是右派又不戴帽子,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咋回事,但这个情况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后来给右派分子摘帽平反的时候,没办法给赵望云平反,没给你戴帽子怎么摘帽啊?历史上的这个现象很是耐人寻味。然而在赵望云打成右派不戴帽子以后,他亲笔的自传里多次记录到汉中写生,到陕北写生,到江南写生,包括到印度出访记载得非常清楚,而陪同的第一个人写的都是石鲁,如果两位艺术家关系不睦,怎可能委屈同行去写生?再一个是在1962年的时候,赵望云的二儿子赵振川要学画,而赵望云本身就是大画家,但他却带着孩子到了石鲁家里,要儿子拜石鲁为师,石鲁最后答应了。试想如果他们关系不好,赵望云怎可能屈尊带着孩子去拜师。而且,文革的时候在大院里发现了反动标语,公安人员认定是石鲁写的,因为那时他已经神经错乱,笔下经常会流露一些情绪。但有人找到赵望云确认,他就说了一句话:反标是谁写的都有可能,但肯定不是石鲁写的。铮言铁语,掷地有声,短短的一句话,至今让人感动得流泪。

近日,我把《陕西日报》从1949年一直翻到1980年,在1954年4月9日的陕报上,还看到了石鲁和赵望云共同绘制的一幅画,名叫《双松并茂》。那时在陕报上发表美术作品也是很难的,我在陕报上发现过很多大师,比如蒋兆和也发表了很多作品。这幅作品应是他俩友谊的实证,遗憾的是这幅画现在找不到了,那时候不像现在对美术作品的珍惜,可能就是普通的一幅投稿,用过就扔掉了。但是却把两人“双松并茂”的关系永远固化了。

《雄关漫道》何海霞

长安画派的创新

长安画派之所以能够成为画派,之所以能够举世公认,对现代美术产生重大影响,我以为主要是艺术上有所创新。

一是创新了中国画的表现内容。当我们去阅读长安画派经典画家的艺术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画家所着眼的内容,与当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所着眼的目标和方向不一样。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金陵画派,也可以了解一下岭南画派,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的那些画家们,与他们当时所描写的内容是不同的,他们大多采用传统的范式,力求笔墨语言上能够有所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那么长安画派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把目光盯在了基层的老百姓身上,着力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首先赵望云的开创性探索是会彪柄史册的,他将西画的写生方法与笔墨语言相结合,将中国画带入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境地,可以说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做了最为重要的艺术准备,这一历史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比如赵望云的一组十幅《采桑图》,全部描写的是农民,把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崭新的生活,带给人们的喜悦和对劳动的热爱表现得格外真挚。而这种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几乎贯穿了赵望云的整个艺术生涯,且让画坛耳目一新,这种直面现实的笔墨精神在当期画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长安画派的表现内容带有革命性,它的内容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描摹,一种集中概括,更是一种艺术升华。那幅石鲁的《古长城外》,表现的是火车从群山中开来,人们惊叹不已。那幅何海霞的《三门峡水库工地》,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让人振奋。那幅方济众的《南海渔歌》,表现的是渔民在晾晒捕获的景象,可谓情趣盎然。长安画派的艺术家们对现实生活情有独钟,一派独特的大家风范。记得曾经在一个展览上有过一幅石鲁的“十八罗汉”,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可以肯定是假画,因为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长安画派的画家最显著的特点是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概括现实生活,把现实生活作为他们艺术的源泉深入进行研究和创作,对妖魔鬼怪类的内容根本不屑一顾。

这里也需要强调,当时长安画派的主力画家,一度时期作品有强烈的相似性,比如何海霞的《征服黄河》,石鲁的《云横秦岭》,赵望云的《初探三门峡》,在风格上具有强烈的相似性。而石鲁的《山区修梯田》,与赵望云的《陕北秋收写景》,无论从取材角度,还是笔墨构图,压住名款几乎难分作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这些画家常常白天一同出去采风,到了晚上都要集中研究讨论画稿,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融会贯通,以致构图和笔墨自然不自然地相似起来。当然长安画派这种画风,也是历史大潮的推动使然,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也希望画家们拿出表现新生活的作品,所以他们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笔墨有相当清晰的相似性。

二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突破。长安画派创新了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创新应该是革命性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少有哪部作品比石鲁的《转战陕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映得更深刻了,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幅巨作。当时这也是个命题作文,上级让石鲁创作一幅表现延安战斗岁月的作品,当时他是在齐白石旧居画的,如今我们看到的十多幅手稿,清晰地反映了巨作的酝酿过程。但是,这幅画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了批判,画面上共有三个人,老农、战士、毛泽东,另有一匹马。受到了什么批判呢?说是毛泽东站在了悬崖边上,好像走投无路了。说画面只有一个士兵,领袖成了孤家寡人了。气得石鲁说你们根本不懂艺术!这幅作品至今看去仍然气场宏大,很少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较之更令人震撼了。人物似乎很小,实际在苍茫的像大海一样的群山怀抱中,我们的领袖气定神闲,对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胸有成竹,真正表现了一种气魄和胸怀,有一种持久的历史穿透力,表现的应该是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尽管群山布满整个画面,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领袖,打动你的也是领袖,一代大师的这种构图,的确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认识到的。还有一幅画是《东渡》,画幅只展现了半条船,遗憾的是原作不见了。石鲁后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画好这幅画,是他当年到了延安后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直接感受了革命领袖的风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创作,他专门到黄河边体会了伟大领袖当年东渡的感觉。他说我尽管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东渡,但是我当年也到了黄河边,参与了伟大的战役,所以他笔下的东渡气势磅礴,面对惊涛骇浪,没有一点儿胆怯,大家都在奋力拼搏横渡黄河。那幅《东方欲晓》的构图也确实不俗,本来是一孔窑洞,而窑洞中间窗户的灯亮着,旁边是暗的,寓示伟大领袖在这儿忙碌了通宵,新中国即将诞生。巧妙的是作者没有画领袖,画的是一孔窑洞和一棵树,但是这种寓意极富感染力,所以很多画家说,这幅画和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有异曲同工之妙。

必须指出,何海霞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探索,他创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表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而又昂扬的气势,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行进在苍茫的群山之间,大山拥抱了队伍,队伍依赖着大山,生命气象在画面涌动,读之格外令人感慨。

三是创新了笔墨语言。长安画派笔墨语言的创新,应该说就色彩而言表现在赵望云身上,就笔墨而言主要集中在石鲁身上。赵望云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喜爱的美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他在研究大西北绘画的时候,发现用赭石为主的泥土色调可以较好地表现苍茫和深厚,所以赵望云的画作喜欢铺染赭石类的颜色,令人直感到黄土地的悠远和厚重,而今这种厚实的色调已经传承开来,成为了当今画家们描绘大西北的主色调了,其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石鲁的作品,笔墨语言则非常粗犷,是多种皴法并用,显得苍劲挺拔,直将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巅峰。文革中批判石鲁画作的时候概括了四个字:“野、怪、乱、黑”,这的确有意思,的确不像同时代其他的艺术家。近代美术史上无论是扬州八怪,还是上世纪同期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依然喜好展现深邃、飘逸和松弛,在笔墨技法上多有创新,感觉到一种心灵的抚慰和享受。而石鲁的笔墨开创了一种苍劲、苍茫、雄浑大气的气象,使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深入到了人们的灵魂里。我以为批判他的作品“野、怪、乱、黑”,恰恰提炼了他的笔墨语言的创新特点,所以石鲁对此有一段回应令人感慨:“人骂我野我更野,捣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我更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说我黑不够黑,黑到惊心动魄魂。”这,实际上就是石鲁的艺术宣言,这种艺术境界确实与同期很多画家拉开了距离,展示了一种孤傲而深刻的大师风范。现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石鲁的百年展,第一次全面展示了石鲁一生的创作历程,当然更反映了大师的艺术品格。

长安画派的艺术归宿

应该说长安画派的成功,也是青春力量的绽放。他们有六员主将,1961年在北京集中亮相的时候都很年轻,其中赵望云年龄最大,也才55岁,何海霞53岁,石鲁42岁,李梓盛42岁,康师尧40岁,方济众38岁,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书写了一个美术传奇。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六个人的艺术归宿是不一样的,他们自己对长安画派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首先是赵望云,他始终坚持了长安画派那种直面现实生活的理念,他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去世,一直坚持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题,尽管到了晚年重病在身,笔下也想表现一种风骨,表现一种文人画的气韵,寻找一种飘逸的文人画的精神,似乎笔下更加写意,也有了空灵的味道,但他的艺术追求始终不渝,没有发生任何动摇。

石鲁到了晚年的时候,似乎走向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一会儿清醒,一会儿不清醒。有一些他到印度写生的绘画,反复涂描了很多符号,谁也看不懂。我认为所谓石鲁精神上有问题的时候,所绘之画没有一幅是精神病患者的涂鸦,而是一个思维健全人的创作。后来石鲁说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句话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其实类似的话过去也有经典画家说过,凡是大师都是要研究学习古人的,也都要有所创新发展的。所以,他的笔墨后来发展得更深入更自如,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命性的突破。

何海霞也是一位艺术大家,长安画派应该说是三员主将、三位大师,是赵望云、石鲁、何海霞。何海霞在陕西30年,晚年回到北京,他的创作对长安画坛的影响是深刻的,进京以后又给许多重要场馆画了大量的巨幅作品,让世人为之惊叹。其实,何海霞和赵望云、石鲁是不一样的。石鲁是从延安出来的,长期跟随延安时期的艺术家交流学习,赵望云是从白区过来的,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何海霞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对古典美术的理解认识则更深入。所以,他晚年说他画长安画派的画不自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绑着,让他无法施展开来。所以,他到了北京几乎抛弃了长安画派的画法,咱们之前看到的何海霞的《陕南第一炉》,还有《征服黄河》,都是何海霞到北京以前的作品,画风更多的带有赵望云、石鲁对美术的认识,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与提炼,而他晚年进京后便浪漫起来,泼墨描彩,涂抹层染,潇洒地表现了自己对大地山水的认识,更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一种美好愿景。实际上正是长安画派的山水写生过程,为他日后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使他的画作跃上了一个有别于人的山水境地,也使他的头上能戴上杰出的标签。

方济众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所绘作品讲究笔墨,产量丰富,晚年也竭力想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创作了《驼铃清风》等一系列画作就脱离了长安画派早期的风格,后来也始终在笔墨上探索,渴望能在色彩和构图上寻找到一种独创的美术语言。康师尧和李梓盛也创作勤奋,但笔下没有出现大的波澜。另外,还有两位大画家与长安画派有着渊源关系,一位是黄胄,一位是徐庶之,两位都是赵望云的入室弟子。黄胄1950年就到兰州参军了,后来因画崭露头角到了北京,然而他的画作多姿多彩,成就斐然,却始终延续了长安画派反映现实生活的思路。徐庶之1951年也到了新疆,在边疆画了一辈子,晚年返回西安,也始终反映的是新疆人民的现实生活。显然,长安画派对他们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师承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在发现自己受到社会关注后,也都会考虑自己在美术史上的定位,都希望自己能进一步在美术画廊里站住脚,于是便会刻意地与长安画派兴盛时的笔墨拉开距离,笔下或多或少都有变化,都渴望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在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受长安画派的影响,随后,长安成长起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刘文西、王子武、崔振宽、江文湛、郭全忠、王有政、王西京、赵振川、张之光等等,竟然有二十余人,他们以宏大整齐的阵容在中国画坛精彩亮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陕西成为了国画艺术的重镇,为繁荣中国笔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长安画派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形成和最后的归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愈发感觉到长安画派居功至伟,应该不断地创新发展,不断地发扬光大。

(根据2019年12月11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讲座上的录音整理)

新闻推荐

米脂公安防疫扫黑两不误

本报讯(通讯员常永银王彬)榆林市米脂县公安局防疫扫黑两不误,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继续抓紧抓好扫黑除...

米脂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米脂县这个家。

 
相关推荐

新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