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以榆林地区公元前3千纪动物考古研究为例
胡松梅
在我国陕北榆林、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牛羊肉食品、羊毛衫和毛毯等以其特色品质而远近闻名。这些分布在农牧交错带的特色饮食和生活用品都离不开食草动物牛和羊。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牛和羊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一地区并成为我们的美食？最早的牛羊是中国人驯化的吗？如果不是，它们又来自哪里？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陕北榆林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农牧交错带的气候和植被特点为牛羊的大量养殖提供了可靠前提。近十几年来，随着陕北榆林地区输油管线、高速公路、水库等基本建设的开展和文明探源等研究课题的深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联合发掘了30多处新石器遗址，初步建立了榆林地区距今5-4千年基本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从仰韶晚期的尖底瓶系统（距今5000-4500年）到龙山时代前期（庙二文化）的斝系统（距今4500-4300年）再到龙山时代后期的鬲系统（距今4300-3800年），每个时期根据陶器的演化可进一步划分为早晚两段或早中晚三段。每个遗址全面收集人骨、动植物资料，为科学研究该地区生业的连续变化提供了第一手原始基础材料。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分布与特点
我国农、牧分界大体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值线为界，以东、以南为种植业为主的农区，以西、以北为畜牧业为主的牧区。两个区域之间存在一条沿东北西南向展布、空间上农牧并存、时间上农牧交替的农牧交错带，其范围北起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向西南延伸，经内蒙古东南、冀北、晋北直到鄂尔多斯和陕北榆林地区。
我国农牧交错带为半干旱生态过渡带，处于东亚季风区边缘，生态环境脆弱，干湿波动明显，界限波动频繁。陕北榆林地区地处中国半月形地带的农牧交错带，西北边是欧亚大草原牧区，东南边是农耕区，属气候环境和生业变化的敏感地带。
我们通过公元前3千纪榆林地区多处考古遗址中动物骨骼属种、每种动物数量和百分比等的变化来恢复该地区各个时期先民的生业特点。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农牧交错带伴随着农业和牧业的出现而形成。在我国，北方粟黍农业经济的形成远远早于牧业，大约起源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伴随着食草动物牛羊马的出现而产生了畜牧业。
每当全球或一定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动物种类及土壤等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业方式的转变。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相对优越的气候背景为人类活动提供舞台，但是，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会最大化地利用大自然提供的各种天然资源进行生计。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时，适宜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猪的饲养，当气候变干冷时，主要利用天然草料以放牧为主进行家畜牛羊马的饲养。
通过从早期到晚期一系列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我们发现仰韶晚期的靖边五庄果墚一、二期和横山大古界、杨界沙三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野生为主，分别达到66%、90%和56%，主要是草兔、狍、环颈雉等，家养动物比例一般少于40%，主要是猪，其次为狗，没有可以确认的绵羊和黄牛。猪狗的食物主要来自与粟黍农业生产有关的食物如谷糠和剩余谷物等。到龙山前期的横山贾大峁和靖边庙梁二期，黄牛和绵羊开始出现，但数量较少，畜牧经济的雏形开始形成，当时的生业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和采集为辅的多种生业模式。到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的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遗址时期，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家畜的数量一般达到80%以上，但主要以家养动物羊（包括绵羊和山羊）、牛、猪为主，与仰韶晚期以猪狗为主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羊和牛占总数量的60％以上，此时的家养动物与仰韶晚期相比，新增加了绵羊、山羊和黄牛，与龙山前期相比，新增加了山羊，而且羊的比例相当高，说明畜牧经济占据了主要地位。通过从早期到晚期主要动物属种及每种动物百分比的变化，可以看出龙山时代畜牧经济的比例在逐步上升，农业经济相对减弱，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农牧交错带。畜牧经济从龙山前期的萌芽阶段逐步发展到龙山晚期的成熟阶段。
从目前已发表和正在整理的陕北榆林地区距今5000-4000年动物考古资料来看，龙山前期的横山贾大峁和靖边庙梁二期遗址出土的黄牛和绵羊骨骼应该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和数量较多的，标志着该地区草原畜牧经济初露端倪。现今我国半月形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也许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4300年左右龙山时代的前期。木柱柱梁和石峁遗址出土的山羊是目前有测年数据最早的山羊，距今4000年左右。新的畜牧业经济如绵羊、山羊和黄牛的大量出现和饲养，为神木石峁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及人类文明化进程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牛羊的传播及我国牧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DNA研究来看，羊和黄牛都不是最早在我国驯化的，它们的起源和传播过程有相似也有不同。二者都是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起源于西亚地区，并于距今450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传播路线可能略有不同。自在西亚地区被驯化后，羊开始经欧亚草原向东传播，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分叉，一部分沿若水（黑河）向南传播到达河西走廊，一部分继续向东传播到达中国的河套地区，随后出现一个90度的转折，开始由北向南，经南北向河谷通道向南传播到中原地区。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距今4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时出现早期绵羊和黄牛遗存的现象。从陕北榆林地区的发现来看，该地区的绵羊和黄牛出现的时间似乎要早于河西走廊地区，或与河西走廊相同。然而，黄牛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中心，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与绵羊的传播路线基本一致，另外一条从南亚地区东传，经印度河流域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然后北向传播至黄河流域和中国其他地区。
新的生产要素传播到一个地区是否被接受和发展，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植被。陕北榆林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少雨、气温偏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始终以种植适应干旱的粟、黍、藜麦等杂粮为主。植物考古研究表明，龙山晚期植被中的冷蒿、草木樨、胡枝子等优质草料为牛羊畜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
陕北榆林龙山文化时期，优质的草料使先民很好地接受了从西边传入的绵羊、山羊和黄牛，并很快发展成为在当地的生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畜牧经济，对后来榆林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且畜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北榆林地区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生业及环境的多学科研究”首席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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