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文化:陕北文化资源中的富矿

榆林日报 2018-08-21 01:27 大字

杨蕤

陕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等待开掘,党项文化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大部分陕北民众而言,党项民族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事实上,党项是一个对陕北地区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影响的古代少数民族,甚至流淌在今天陕北人的血脉里。

党项民族的第二故乡

党项民族是活动于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起初居住在今四川、甘肃、青海三省区的交界地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放牛喂羊,草原蓝天,生活倒也自在。可是就在唐代中晚时期,吐蕃民族从青藏高原上崛起,势力迅速扩张,一山容不下二虎,原本党项民族活动的地方受到吐蕃的进逼,因此党项民族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好在生逢唐朝,朝廷奉行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尤其鼓励周边少数民族到唐朝辖境内居住生活,唐朝专门给归顺的少数民族设立行政建制,名曰羁縻府州,意思是像马笼头一样“套住”归顺的少数民族,软硬兼施,使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能为中原政权所把控,有点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的“鸟笼经济”的意味。唐朝把归顺的党项民族以羁縻府州的形式安置在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以及宁夏部分地区,党项民族从西南地区一路北上,从一个南方民族转变为西北民族,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

内迁西北的党项民族逐渐适应着西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畜牧为业,渐事农耕,承厚实黄土高原之养人,生齿日繁,人口渐增。一些党项部落不满足平庸平静的普通生活,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豪酋。例如拓跋党项本为内迁党项民族的一个部落,内迁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便发展为地方大族。这一点在今横山区韩岔镇元盆洼出土的拓跋守寂墓志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该墓志不仅回顾了拓跋党项源于先祖三苗的悠久历史,而且从墓志的语气来看已经明显跻身于陕北望族之列:“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公元878年,山东人黄巢骑兵谋反唐朝,受唐王朝感召,党项拓跋家族义不容辞地加入“扶唐灭黄”的抗争之中,为党项民族在陕北的崛起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政治遗产。因为帮助唐朝剿灭黄巢起义有功,拓跋党项受到朝廷的嘉奖,奖品有三:一是赐姓拓跋部唐代皇族李姓,从此这部分党项人有了正式的汉姓,也就有了后来的李继迁、李元昊;二是唐朝给拓跋首领思恭封了官,名曰夏国公,并拜夏州节度使,正式册列朝廷官宦之序列;三是将银、夏、绥、静、宥五州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北部无定河流域地区划归拓跋党项管辖,拓跋思恭就五州之地的地方长官。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党项民族不仅在陕北地区立住了脚,而且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从赐封夏州节度使、坐拥五州之地后,陕北地区成为党项民族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党项民族盘踞陕北高原时间较长,在陕北高原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党项阶段、西夏阶段和元朝阶段。从唐代中期党项民族迁入陕北,朝廷在此设立羁縻开始到西夏建立为党项阶段,持续时间大致有300余年;西夏时期,陕北地区是西夏疆土的东大门,因此西夏王朝十分重视对这块土地的经营,时间近200年;西夏灭亡后,陕北地区为元朝所接管,虽然改旗易帜、朝代更迭,但党项民族并未随着西夏王朝的覆亡而彻底退出陕北地区,一部分党项民众仍然在陕北地区繁衍生息了百余年。直到明朝时期,在文献中基本找不到党项民族活动的记述,党项民族藉此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因此,从唐代党项内迁陕北到元朝党项残余势力的活动,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活动了700余年;如果不计元朝时期,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的活动时间也有5个多世纪。从历史上看,有两个民族在陕北地区的活动时间较长,一个是匈奴民族,从秦汉到魏晋时期在陕北地区驻足繁衍,另一个民族就是党项民族。

陕北高原是党项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据地,五州之地是党项民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在中国少数民族史上,党项民族具有两个特殊之处:是少有的由南向北迁徙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往往由北及南的少数民族比较多,匈奴、突厥、鲜卑、柔然、蒙古等皆是如此,而由南及北者却为少见;党项民族以半农半牧地带的陕北高原为根据地并逐渐发展壮大,直至建立控扼西北的西夏王朝。自古以来陕北地区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动交融的“绳结区域”,曾经在这块土地活动的古代少数民族不下二十余个,但以此为家并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就是匈奴大夏和党项西夏。而以陕北北部的五州之地为核心活动区域可能唯有党项一族。

党项贵族对陕北高原有深厚情感。陕北高原不仅是党项民族的根据地,也是拓跋党项为首的诸多党项贵族的出生地,例如李继迁就出生在无定河畔的银州。近年来在无定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党项贵族墓志也是明证。正是由于陕北高原在党项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党项民族对这块热土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情感。兹举一例,宋初李继迁上表宋朝以“讨回”夏州讲:“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党项贵族对陕北地区故土之情溢于言表!

党项史迹富集陕北

由于党项民族在陕北高原活动甚久,因此在这块土地上留下极为丰厚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笔者大致将陕北地区党项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文物古迹。河套地区存有大量党项及西夏城址、墓葬、窖藏、窑址等史迹,粗略统计,发现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北部等周边地区相比,陕北地区党项史迹明显具有密度高、数量多的特点,其中不少未能确定时代的遗存尚未统计。这种状况显然与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活动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在陕北地区除了人们熟知的统万城、银州古城、杨家城、永乐城、罗兀城等党项史迹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党项史迹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时常给人以惊喜和惊叹!2015年,榆林市文保所的王富春先生在红石峡一带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一处石窟遗址,经过考证应该属于西夏时期的古迹,不仅丰富了西夏佛教史的内容,也为榆林城市史和地方史的探索提供了新材料;无独有偶,有报道称在陕北横山、佳县等地区发现大量“牛碾子”遗存,笔者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步认定“牛碾子”应该是西夏时期的遗存,是宋夏之间军事对峙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地方史学者调查发现在横山区的无定河沿岸分布着不少被当地百姓称为“王埋墓”的遗存,封土堆高达十余米,其建造时代、坟墓主人、修筑原因等内容无人知晓,也有学者推测这些“王埋墓”应是党项贵族的墓葬。在田野调查中,在陕北地区时常能够遇到类似的现象,至于从陕北地区出土、流失的党项西夏文物更是不胜枚举,仅陕北地区出土的党项西夏墓志就有几十块之多,还不包括盗掘流失和民间私藏的部分。文物古迹是过去历史的再现,是活的历史,值得我们探索珍视!党项民族的文物古迹遗存价值和意义必将在陕北地区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体现。

第二类为历史记述。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国史、一个地区的区域史、一个村的村落史,还是一个家族的家族史,对过去事实的梳理和追述是最重要的精神载体,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延续的根本前提。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定庵续集》中载:“预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要撰写一部《陕北通史》,党项西夏时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这不仅因为党项西夏时期在陕北区域史上占据了较长的时段,更重要的是党项民族在陕北区域精神的形成以及陕北人群体性格的塑造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天陕北人的性格禀赋多少受到党项民族的影响,是陕北区域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部分。虽然元朝人在修撰前朝正史时,未给党项西夏历史足够的重视,但是经明清两代学者的钩沉索隐,给今人留下了《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西夏书》《宋西事案》等党项西夏史文献,加以传统汉籍,使得党项西夏历史的基本框架能够呈现出来。由于这些党项西夏典籍文献留存于世,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活动繁衍的历史因此大体上能够说清楚,使得唐宋时期的陕北区域历史得以构建。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点。如解放前陕北名士曹颖僧先生经过搜罗文献、实地考察,历时数载撰成《西夏文史荟存》一书,大量篇幅涉及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活动的史事。当然,明清以来陕北地方名士和主政一方的官员们也关注到党项民族在陕北区域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在修撰地方志书时也曾留意了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历史史迹。时任榆林知府的李熙龄还让怀远县令何炳勋勘察统万城遗址,使得湮没几百年的古城遗迹重归人们的视野。总之,经过历代官宦士人留下不少陕北地区党项民族活动繁衍的历史记述,但需要我们完善这段历史的脉络和丰富历史的细节。

第三类为民俗资料。凡是在陕北农村生活过的民众,一般都熟知《金沙滩》《李陵碑》《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杨家将的戏目。这些戏曲就是以西夏、辽朝、北宋三足鼎立历史为背景而进行编创的,一些故事的发生地就在陕北及周边地区。因此,今天在陕北地区流传大量与党项西夏有关的民俗典故、地名传说以及语言遗痕。这类民俗现象虽然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和逻辑来推演出它的来龙去脉,但这些零零散散的民俗现象往往是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例如,清末民初,在陕北北部地区存在“蛮婆家”游民的现象,有一种说法称其为西夏党项民族的后裔;又如在今横山区等地流传着一种称为“横山老腰鼓”的民间舞蹈形式,早期阶段只限于男性表演,刚劲有力、排布整齐,大有古代兵戎相见之气势,遍览文献未知其源头流变,这种民俗现象是否是党项民族尚武习俗的遗痕,值得关注。西夏灭亡后,蒙古贵族将西夏皇族作为剿灭的主要对象,以防止其东山再起,危及蒙古政权的稳固,但对于普通党项民众而言,该放羊的放羊,该种田的种田,政权的更迭并未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们与汉族同胞一道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繁衍生息,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陕北地区的汉族之中,这就会在今天的陕北民俗文化中残存一些党项文化的因子,产生了一些奇特的民俗现象;这也是今天陕北民众在相貌、气质、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同于关中等周边地区民众的原因之一。

党项历史文化研究应引关注

近年来,陕北地区丰厚的党项文化遗产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例如,横山区政协专门成立了“党项文化研究小组”,2015年在榆林学院专门召开了陕北地区党项史迹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的共同感受就是陕北地区的党项历史文化尚有不少未知环节有待探索和研究。无论是文物遗址的摸底与整理,还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与丰富,有太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目前,我们对陕北地区党项文化的了解还极为有限,尤其是对存留在陕北大地上的党项史迹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

对陕北地区党项历史文化的探索不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认识党项历史文化,就是在认识陕北、认识陕北人自己。陕北人之所以为陕北人不仅仅缘于地理范围的限定,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的沉淀。陕北人为何能够呈现出今天这样的精神与面孔,或许对党项历史文化的探究就是破译其中秘密的一把钥匙。

随着陕北地区经济腾飞与繁荣,越来越多的陕北人意识到历史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讲,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2亿多年前,地球上生长的茂密蕨类植物经过地质年代的演化,变成今天陕北大地下面丰厚的煤层,丰富的能源储量也给陕北地区带来腾飞的希望。在开发有限资源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陕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矿的开掘,拥有像党项历史文化这样的富矿,将会给我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征程上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能量与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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