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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赵博士:揭开韩国社会的脓疮

界面新闻 2020-03-26 06:04 大字

记者 | 潘金花

“因为我们而受到伤害的人,真心地想向他们谢罪。曾经无法停止的,如同恶魔般的生活,感谢他们帮我停下来。”

3月25日上午8点,震惊韩国上下的“N号房”集体性犯罪丑闻主犯赵主彬(音译)被首尔警方移交检方审查起诉。这名24岁(一说25岁)的男子涉嫌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制作并散布含未成年人在内的女性性剥削影像。

当天上午,戴着护颈但未佩戴口罩的赵主彬在警方的押送下,出现在了首尔市钟路警察署门外。面对现场记者的质问,他向受害者表达了歉意,同时也对他们制止自己无法自拔的生活状态表示感谢。

这名Telegram性剥削聊天室“博士房”的运营者,是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人员。到目前为止,已确认至少有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人,在他的诱骗与威胁之下被迫拍摄了性剥削影像,其中甚至包括自残、强暴等镜头,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11岁。

更骇人听闻的是,在Telegram聊天室内,有多达26万名成员观看了这些影像。当中有许多人为了留在聊天室,不仅支付了上百万韩元的“入场费”,在发表性侮辱言论的同时,还上传了类似的照片和视频,对象甚至包括自己的女性家人。

截至北京时间25日22点,在青瓦台问政平台“国民请愿”上,多个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信息、包括群组会员名单的请愿已得到超过500万个签字。对于始作俑者赵主彬,民众也呼吁严惩。当天上午在首尔警署外,已有市民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共犯也该处罚”。

然而,面对“是否承认散布性剥削影像”“是否有愧于未成年受害者”“ 是否承认阴谋杀人”等连番追问,赵主彬当天一言未发。在记者最后问出“你没罪恶感吗?”之后,赵主彬最终被押上警车,淹没在人群之中。

安静的邻家男孩

与藏匿在“阅后即焚”软件背后的“赵博士”不同,大学时候的赵主彬其实常常活跃在同学们的视野之中。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赵主彬2018年毕业于韩国某大学的信息与通信专业。有韩媒披露,该校或为位于仁川的仁荷工业专门大学。大学四年中,他有三年的平均绩点都在4.0以上,还多次获得奖学金。

由于喜欢写作,赵主彬曾获得大学读后感竞赛的一等奖。他同时还是大学学报社的编辑部长,发表过多篇署名文章,用感性的文笔描写了自己在学校的见闻。

赵主彬大学期间曾在学报发表过多篇署名文章 来源:SBS

在同学以及前后辈们看来,无论是成绩还是校内活动上,赵主彬都称得上是优秀学生,只不过与同学的关系不太融洽,新闻会“随心所欲地写”,和教授以及学报社的同事都有矛盾。但在大学期间,他在性这方面并没有过出格的行为。

“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很安静的孩子,”一位曾在学报社与赵主彬共事的校友说,“‘博士’竟然是我认识的人,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

“优等生”赵主彬同时还是仁川某非政府组织残障人士志愿组的组长,在三年内曾参加过50多次志愿活动,并获得了“诚恳”的评价。

据韩联社披露,2017年10月,赵主彬和朋友在看到招募志愿者公告后,报名参加了该组织。在之后近6个月时间里,他基本上都会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前往残障人士、未婚妈妈福利院等地方参与志愿活动。

韩国社会福祉志愿活动认证管理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显示,从2017年至今,赵主彬共参加了57次志愿活动,其中23次是在仁川的NGO。该组织的管理人员还评价说,赵主彬“性格安静,做事诚恳”。

不过,在2018年3月以后,赵主彬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没有再参加该组织的志愿活动,直到2019年3月才重新出现,并一直活跃至年底。今年开始,他还担任了残障人士志愿组的组长。

在被捕前的3月12日,赵主彬还曾在该组织的活动中出现。不过相关人士表示,“那天,他只是来聊了一会,就走了。”

“闪耀的一颗星”

与这位“踏实青年”一同共事的志愿者曾注意到,在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后,赵主彬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该组织的相关人士透露,从那时开始,在结束志愿活动后与组员们举行的座谈会上,赵主彬时常盯着手机不放,而且手机画面上还有多张女性的照片。

赵主彬参加仁川某NGO组织志愿活动时拍摄的照片 来源:每日新闻

警方了解到,赵主彬是从2018年毕业之后开始犯罪的。最初,他是在Telegram上发布枪支和毒品等虚假广告来骗取钱财,在得知“N号房”的存在后,于去年9月开始开设“博士房”进行性剥削犯罪。

最早于去年2月开设的“N号房”是由名为“Godgod”的嫌疑人,通过Telegram建立的散布性剥削影像的聊天群。为躲避搜查,嫌疑人会不断新建和解散聊天群,而为了牟利,嫌疑人还会在房间“递进式”发布影像,观看者必须以商品券等形式付款,才能拿到下一个房间的链接,因此被叫做“N号房”。

但“N号房”中的视频并不会因为聊天群的解散而消失,因为视频一旦被上传,还会被名叫“复制房”的群再次传播。为保证安全,聊天群还规定,“不参与性剥削的观看者将被踢出群聊”,因此又衍生出了“提供熟人信息房间”和“辱骂熟人房间”,除此以外,还有女教师房、女军房、女警房、女护士房、女中学生房、女幼儿房等,观看者甚至会偷拍和上传女性家人的影像。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在“Godgod”之后,还出现了“Watchman”,自称要继承2016年被关闭的性剥削内容流通网站“Soranet”的衣钵。嫌疑人之所以会选择Telegram,主要是因为该软件带有“阅后即焚”功能,且服务器设在国外,难以对其进行扣押搜查。

不过,赵主彬这位“博士”似乎比前面两位更懂得如何利用房间牟利。

“博士”一般以经济能力较弱的女性为目标,用高报酬零工等噱头为诱饵接近受害者,然后以付款打钱为由索要对方的个人信息,再以此胁迫对方拍摄面部出镜的裸照以及大尺度视频。

为证明“原创性”,“博士”还会要求受害者用刀子在身上刻下“奴隶”或“博士”等字样,甚至还会要求受害者引诱其他人上钩。

在拿到视频后,“博士”会分房间提供视频,房间的“入场费”从20万到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0元至8640元)不等,观看者一般通过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支付费用。为引诱更多人进入“博士房”,他还会在价格较低的房间或普通房间“发预告”,传播受害女性的照片以及个人资料。

据了解,这些房间人数最多时达2万余人。赵主彬还曾称,自己是“Telegram闪耀的一颗星”。随着会员的增多,赵主彬还聘用了下属,其中不乏在政府部门或居民中心工作的社区服务人员,以盗取受害者和会员的个人信息,用以恐吓胁迫。

3月19日,赵主彬被正式批捕。在搜查其住宅时,警方发现了1.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万元)的现金。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在其用于“博士房”交易的加密货币钱包中,警方还查到了高达3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4万元)的现金流,且不排除存在更多隐匿收入的可能。

“希望关他一辈子”

在被捕前,赵主彬也曾“挣扎”过。据媒体披露,今年1月,SBS电视台开始调查“N号房事件”时,赵主彬据说曾威胁记者,称将“追加视频”。他还曾在“博士房”里写下遗书,称自己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还谎称会返还所有收益。

在25日被首尔警方送检时,赵主彬虽未佩戴口罩,但却戴着护颈,头上也能见到绷带。据了解,这些伤口是赵主彬在被押解期间自残所致,据说他曾假装吞圆珠笔、在浴室撞墙,还曾一度发烧,但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25日被送检时,赵主彬戴着护颈,头上也能见到绷带。来源:Yonhap

目前,还不清楚赵主彬会面临怎样的刑罚,警方此前是以违反《青少年性保护法》的罪名对其提出了指控。截至24日,包括赵主彬在内,警方已逮捕了18人,并锁定了另外124名嫌疑人。

据韩联社报道,检方最早将于周四(26日)提审赵主彬,并将秉持零容忍原则彻查其他共犯,删除影像防止传播,设法补偿性剥削受害者的损失。总统文在寅也提出,应对所有“N号房”会员展开调查,对加害人进行严惩。

但在韩国现行法律中,针对网络性犯罪的刑罚较轻。《青少年性保护法》第11条规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剥削材料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万元)以下罚金。

《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14条则规定,对于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虽未亲自拍摄,但未经对方同意散布、出售、展示或上映摄影内容,也处同样刑罚。

另外,若摄影时得到对方同意,只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摄影内容,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罚金,但若以盈利为目的,则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3万元)以下罚金。

日前,韩国检方已要求对昵称为“Watchman”的全某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Godgod”则仍在追捕当中。

现年38岁的全某是一名公司职员,他于去年10月因涉嫌运营色情网站,散布在公共厕所内秘密拍摄的女性录像等资料被起诉。之后经调查发现,他正是在“N号房”散布9000余份非法淫秽视频的“Watchman”,因此于上月被追加起诉。据悉,法院将于4月9日宣判。

在“博士”赵主彬被捕、“N号房”事件引爆舆论后,韩国政府已有意修改相关法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23日表示,将争取在本届国会任期内通过防止再次发生“N号房”事件的三部法律,依据刑法严惩使用性影像威胁他人的行为,并对下载、复制、拍摄、散布等行为加强处罚。

25日赵主彬被送检时,等候在外的民众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共犯也该处罚”。来源:每日新闻

然而“赵博士”代表的只是韩国男女不平等,以及性犯罪的冰山一角。社会的脓疮始终无法挤破。

韩国男性约有2500多万,若以“N号房”事件的累计参与者达26万人计算,这意味着韩国每100位男性中,就有1人进入过房间。

韩国法务部两性平等政策特别顾问徐志贤指出,偷拍网站Soranet等平台此前已发现过类似的犯罪行为,但并没有人真正受到惩罚,之前被查出涉嫌性犯罪的BigBang成员胜利等人也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徐志贤表示,现在智能手机在小学生中已经普及,使用手机就可以拍摄、上传、聊天,如果不能处理好“N号房”事件,“我们国家的孩子们将真正生活在地狱之中”。

而74名受害女性,16名未成年人也不是全部。在赵主彬被捕后,韩国CBS电视台曾采访过一名受害者。这名受害者在2018年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曾因“严重缺少生活费”而被盯上,并被胁迫拍摄了40多段影像。

她说,像自己一样寻找兼职的人很多,上当的肯定不止74个人,而且未成年人只会比成年人更多,这是因为对方开出的薪水实在太过“诱人”,每个月会给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左右。让她最震惊的是在10岁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她们说发照片的话,会给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88元)的代金券。”

讽刺的是,赵主彬在大学期间,还曾写过题为《大学更应该能够保障学生安全》的文章。看到这位“博士”身份曝光时,上述受害者“手都在发抖”,此前,她已经因为这起事件,患上了躁郁症和忧郁症,很长时间没能走出家门,想到自己曾是工具,觉得非常可怕。

但她也清楚,韩国法律对这种网络性犯罪过于宽容,始作俑者可能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她也希望有更多受害者能“站出来”,让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事件不要“再次沉下去”。

“只能叹气了,”她说,“真希望那个人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反正也不能指望他出来会反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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