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过劳程度越严重，经济损失越大
记者 | 何香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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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艺人高以翔凌晨录制节目途中突然晕厥猝死，此前他已连续工作超17个小时。事件折射出当代部分人群所面临的“过劳”问题。
“过劳”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日本，1947年，日本颁布《劳动基准法》规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如果实际工作时间超过了规定的一半，则可以定义为过度劳动。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日本作家森冈孝二则用大量详实的数据以及案例，讨论了日本现代社会严重过劳的现象，并且指出过度劳动正在全世界蔓延。
2019年5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过劳”纳入最新修订版《国际疾病分类》，正式承认它是一种慢性病。
我国是否也进入了“过劳”时代？如何缓解“过劳”现象？对此，界面新闻专访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
2007年，一个在报纸上偶然阅读到的数据——“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成为了杨河清研究“过劳”问题的契机。杨河清和他的团队经过多项调研发现我国知识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其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人占近10%，而且这种严重的过劳即使在经济上也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界面新闻：现在中国已经迈入“过劳时代”了么？
杨河清：首先，我不赞同“过劳时代”这个说法。虽然森冈教授以《过劳时代》为名出版了著作，但按中国的语境，将一件具体的事形容为“时代”不甚妥当；其次，”过劳”是过度疲劳的略称，也是过度劳动的略称，过度疲劳的形成不一定完全由过度劳动造成，但是两者关系是很密切的，常态的严重过度疲劳对劳动者身体健康会造成较大的损害，超过身体承受力时还会促发心脑等器官的严重病变，甚至导致猝死。
中国部分劳动者的过劳并不是现在才出现，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了，只不过每个时代关注的话题不一样。改革开放前一些劳动者工作时长也相当长，存在过劳的问题，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关注点都放在解决温饱方面的问题，“过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界面新闻：您提到我国“过劳现象”存在已久，改革开放前后的“过劳”呈现哪些特征和变化？
杨河清：实际上，比较改革开放前后过劳的程度是很困难的。因为从科学研究来看，我们并没有能够进行直接比较的数据。但是，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激烈的竞争局面，以及从业劳动者数量大幅度增多等角度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20年，比改革开放前过劳的人员数量要多得多，不仅是绝对数量，而且是相对数量。
以前的过劳主要发生在较少的部门、行业中较少的人员群体，而现在则存在于更大的范围，涉及更多的群体。当今社会，大家比较关注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过劳死”，比如最近这位猝死的明星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实际上，教师、医生、媒体人、企业经营者、研发人员、警察、货车司机等都是过劳的高发群体。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产生过劳现象的原因在于哪些方面？
杨河清：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我们是一个“赶超型”的大国，大国之间竞争极为激烈；另外，晚清、民国百年的受侵略的屈辱历史使得我们清晰认识到大国必须文明、强盛，人民才能更安全、更幸福。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比发达国家的人们付出更多更有效的努力。对应到劳动中，就是需要更勤奋、勤劳。在适度劳动、过度劳动（轻度、中度、重度，常态性重度）的框架中，就是需要适当的过劳，即轻度过劳，及部分人员的中度过劳。
另一个方面则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社会发展氛围的影响。高度积极的社会发展氛围之下，会有很多的制度、政策、措施来激发大家努力工作。企业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使得企业内的员工也在激烈竞争的企业环境中工作、劳动。干得好则收入高，发展前景好，干得不好则收入低，甚至面临失业。激励竞争中，干得好是需要员工通过更多努力来实现的，这很容易与过劳联系在一起。
从个人角度来讲，又分为主动过劳和被动过劳。被动劳动指的是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的压力下形成的过劳。主动过劳则是员工为追求更多更高水准的精神、物质需求，而自发地付出更多努力，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和学习导致的过劳。主动过劳的回报和付出代价实质就是收益和风险关系。其他情况不变，你越努力可能未来获得的收益越大，包括薪酬的提高、职位的上升、社会声望增大等，而这些回报又可能带来职业满意度的提升，但如果陷入严重过劳，特别是常态严重过劳时，往往会增大伤害身体健康的风险。
界面新闻：据您的调查研究，大部分民众认为过劳死于己无关，目前社会对于“过劳”现象持什么态度呢？
杨河清：我认为，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需要，鼓励轻度过劳以及部分的中度过劳是必要的。但是把握不好的话，则会滑入严重过劳的状态。对于常态性严重过劳，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不赞同的。但是，有些用人单位出于利益会使员工陷入长期加班、严重过劳，甚至是常态性严重过劳。对于不正常的“加班文化”社会上也是有一些批判的声音，而针对雇主违法的超时工作安排，也是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界面新闻：我们的时代需要“过劳”么？
杨河清：如前所说，我们是“赶超型”的国家，如果仅从个人来讲，很多年轻人是很有志向和有理想的，不愿意庸庸碌碌、四平八稳地度过一生。他们职业生涯还很长，有很多潜在的机会，如果不努力，则抓不住这些机会，所以他们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去把握住机会。顺便说一下，仅有努力一个维度可能还不够，还得有正确的方向，把握好节奏。
界面新闻：从经济发展角度，过度劳动和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吗？
杨河清：一般会有一个认识误区：更多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但实际上并不是劳动越多，创造的的价值会越多。劳动投入与价值增长的关系存在临界点，当你超越临界点以后，收益会由正转变为负劳动，此后劳动投入越多，过劳程度越严重，经济损失越大。我在2015年做过相关研究，我国由于过劳造成的损失非常高。
临界点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组织的经济盈亏点，这个临界点在比较高的位置，另一个是企业的盈亏点，这个临界点则比较低。加班时间过长，导致效率下降、每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也在下降。企业让员工加班，如果依法支付更高的费用，成本就会增加，当超越了收益和成本的平衡点，企业反而会亏本，就不会让员工加班。社会盈亏点是在企业盈亏点的上方，因为企业可以把负效应转嫁给社会。
界面新闻：近年来，社会对“996”工作制的反弹、对猝死事件频发的热议，是否意味着大众对于“过劳”个人意识的觉醒？
杨河清：近十年，我国社会对于“过劳”现象的关注已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特别是对于“996”工作制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过劳问题的了解和认知。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对职业健康的需求就变高了。同时，伴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学知识的普及，大家也开始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学界进行的研究、讨论，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契合，未来大家对于职业健康和健康工作方式的关注也会越来越多的。
界面新闻：您认为目前可以从哪些方面解决“过劳”现象？
杨河清：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加强劳动监察，严格执法，对违法现象要给予惩罚、纠正；从经营管理角度来讲，特别在一些事业单位，要加强科学化管理，减少无效的劳动，提高工作时间内的工作效率。企业要重视员工的健康问题，严格按法律控制加班时间，发放加班费用；从个人来说，根据身体状况，调整自己的心态和预期，意识到“严重过劳”的危害，把握好节奏，量力而行；最后，则需要加强研究，尽早制定出过劳死的医学标准和法律标准，立法来防止客观存在的过劳死。
界面新闻：目前来看，对于“过劳死”可以从立法层面上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定么？
杨河清：在此，我要表达一下，此前有案例是很多30多或40多岁劳动者猝死，而死前工作时间较长，但并不能都断定为过劳所导致的，这需要科学的态度和医学鉴定来判定，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过劳死”的医学标准。
而且，我们对“过劳”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相对于立法的要求差距甚大。立法防范“过劳死”是方向，法律标准肯定要建立在医学标准之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以，目前来看，立法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
界面新闻：总体来看，您认为以后“过劳”现象会缓解么？
杨河清：从未来几年的短期看，我认为不大可能缓解，但是也不会严重恶化。因为我没有看到推动缓解或者严重恶化的力量出现。从一二十年的短中期考虑，我则持比较中性的态度。原因在于，影响过劳的因素太多太复杂，这些因素未来会如何变化现在难以把握。诸如技术发展方面，AI对劳动的替代，机器人对劳动的替代，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劳动的替代等等会是什么样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得而知。从社会发展来看，法律、政策、市场、理念、意识等的变化对于过劳的影响也无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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