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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攀登者》剧本中的人物和细节 都来源于真实

澎湃新闻 2019-10-01 11:30 大字

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影片“三足鼎立”,扛起了国庆档的票房。其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攀登者》将关注点放到“登山”这个国内不常见的电影题材上,尤其引入关注。

《攀登者》中的两个时间点均有真实历史可依。1960年,中国登山队贡布、王富洲、屈银华3名队员完成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壮举,但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一直不被国际承认;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冲击珠峰,共有9人成功登顶,其中包括一名女队员潘多。

《攀登者》

这两段登山历史交错闪回,构成了《攀登者》中激动人心的故事。除了强大的明星阵容,《攀登者》还请来了茅盾文学奖得主、藏族作家阿来担任编剧。电影上映之际,他创作的文学剧本《攀登者》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一直都关注这段历史。”由于拍摄周期紧张,留给剧本创作的时间十分有限,接到创作邀请后,从起笔到完成初稿,阿来只用了两周时间,堪称“神速”,阿来坦言速度背后源于自己长期的积累。他自己热爱登山,前辈登山者的事迹他也早有了解,甚至找机会见过许多当年的登山者,阿来和他们握手,经常伸出手,却发现对方袖子是空的。

这些多年来阿来倾听过的故事,以及积累下来的真实可感的细节和感受,成了《攀登者》中的脉络和素材,“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瞎编不来。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迹,胡编乱造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

9月29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阿来,虽然电影已经开始上映,但他坦言自己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走进影院。最终上映的影片和阿来写成的文学剧本不尽相同,阿来表示出版自己的剧本,是想要“保留一个能更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剧本”,“大家也可以把电影和原始剧本两相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阿来 资料图。 来源:@阿来

【对话】

两周时间完成剧本

澎湃新闻:写剧本只用了不到两周,也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了,为什么这么快?

阿来:去年这个时候我刚写完《云中记》,上影的董事长任仲伦突然找到我,说要拍《攀登者》这个戏,希望我写剧本。当时这个电影已经确定要在今年十一期间上映,时间非常短,从写剧本到拍摄完成上映只有一年时间。留给我总的写作剧本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因为电影中冰雪的场景太多,只能在冬天拍摄,当时马上要进入拍摄,到11月中旬就开机了。

剧本写好之后,我后来还修改过一版,但当时那两周确实是用了很多精力集中写作,连出国都带着写。

澎湃新闻:之前连自己的小说影视剧都拒绝当编剧,为什么这次同意了?而且是创作一个全新的剧本。

阿来:如果改编自己的东西,故事之前已经讲过了,再讲一遍就没有兴趣了,纯粹是码字换钱。我还是希望写一个新故事,《攀登者》只不过是用剧本的形式去写。写作一个新故事这件事有吸引我的地方,能够发现故事中蕴含的值得发掘的东西。但如果是写过小说之后改成剧本,多半我还是让别人改。

接下这个剧本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山,在登山技术方面也比较熟。登山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怎么解绳索、怎么用工具,都有专门性的知识,我虽然没有爬到珠峰那么高过,但还是有登山经历,有专业知识。

澎湃新闻:我看剧本的时候注意到你描写到很多关于登山非常细节性、专业性的东西,当时也很好奇你是事先做了很多功课还是你自己本身就登过山。

阿来:作为经常在山上走的人,这些细节还是清楚的,不然上去下不来。

澎湃新闻:你自己登过最高的是什么山?

阿来:每个人登山的目的不同。有的人就是为了创造登高纪录,我们在山里是为了更广泛的考察。我登山一般不会超过6000米,因为超过5000米,山上一般就没有什么生命痕迹了。我自己是希望在生命世界去观察动物、植物。每个进山的人目的是不一样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主要是去观察高海拔顽强的动植物生命,而不是为了刷新登山记录。五六千米的山有时候就爬上去了,但我没有刻意去登顶。

《攀登者》剧照

始终关注中国登珠峰这段历史

澎湃新闻:是接到剧本创作任务就马上开始写了是吗?

阿来:我刚好自己热爱登山,前辈登山家的事迹我之前就都很熟,而且其中很多人我都有接触,比如1960年冲击顶峰的4人组,3个人登顶成功,一个人差点上去,4个人我都接触过。最后一次采访过他们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走了3个。后来那些登山者见到的就更多了,我不光了解他们是怎么登山的,他们的性格、经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都多少了解。如果没有这些平时的积累,一下子是憋不出这些东西的。

澎湃新闻:那在接触、采访这些人的过程中,是否有把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真实细节、故事写到剧本中?

阿来:那些生动的细节是编不出来的。比如书里写到李国梁牺牲以后,他的恋人后来登珠峰,把他骨灰带上了山顶。这就是后来我采访西藏一个女登山家了解到的故事,虽然不是发生在1975年登珠峰那次。西藏登山队后来成功登上了所有14座高于8000米的山峰,其中就有一对夫妇,丈夫在登其中一座山过程中牺牲了。后来这位女登山家去攀登她丈夫失去生命、没有成功登顶的这座山峰的时候,就把丈夫的骨灰带到山顶帮助他完成心愿,还把一部分骨灰留在山顶。

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些瞎编不来。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迹,胡编乱造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

澎湃新闻:剧本中涉及了很多真实人物,比如夏伯渝在当年登珠峰的过程中失去了双腿,去年5月他以69岁高龄,成为第一个无腿登顶珠峰成功的人。在剧本结尾处,你写到的“夏伯阳”这个人物多年之后也登上了珠峰。

阿来:对的,我把这个人物命名为夏伯阳,是因为夏伯阳是苏联的战斗英雄,那时候很多人是很崇拜他的,后来剧里面把这个名字改掉了,其实是很有时代气息的一个名字(注:即胡歌扮演的杨光)。

我在写作期间认识了老夏,他通过现在商业化登山成功登顶了,我也把这段写进了剧本结尾,这和当年的国家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商业化登山确实也是一种方式,让当年未能登顶心怀遗憾的人现在有机会冲击珠峰。

《攀登者》剧照

澎湃新闻:你对登山这段历史的关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阿来:我始终都关注。现在有些人是需要写作才去临时搜集资料,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了解这个世界,不要那么功利。现在大家都关注娱乐圈八卦,我觉得倒不如多去了解一些这些东西。

我之前就知道很多关于登山者的事情,也见过很多人。他们都为登顶珠峰付出了很多,我和当年登珠峰的人握手,经常伸出手去发现(对方袖子)是空的。到这个剧本找到我,距离我最后和那些登山者见面、告别已经五六年了,当时我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并没有说是为了去写点什么,就是出于兴趣。

不该忘记未能成功登顶的人

澎湃新闻:现在出版的这个剧本是最初的版本吗?

阿来:这是第二稿。为什么我想出这个书,是因为我知道剧方拿到剧本到拍成电影,最后肯定还是要做改动。我想保留一个剧本的原始面貌,保留一个能更充分展示我的个性的剧本。大家也可以把电影和原始剧本两相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澎湃新闻:看剧本时候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你花了很多笔墨去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登上珠峰的人。赵军钊烫伤了,还有队员因为袜子没烤干冻伤,夏伯阳则是因为把睡袋让给别人冻伤了。到最后一次真正登顶成功反而只有简单几笔。为什么把焦点对准这些人?

阿来:对,这个剧本我始终坚持一种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对文学而言,付出努力而未能成功的牺牲者,他们的故事命运有更多打动人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成功,登山本身就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一些人成为英雄,背后有无数人的牺牲和付出去支撑。比如1960年中国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做出很大贡献的是未能登顶的刘连满。他在陡峭的第二阶梯处搭人梯把其他3个人送上去,把自己体力耗尽了,只能留下。在那么高的海拔,又冷又饿,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肯定要死了,队友留给他的氧气他也没有用,写了纸条说把氧气留给队友们下山时候使用,然后把氧气关掉,在那里等死。后来队友下山之后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最后得到更多献花掌声的,是那3个成功登顶的队友,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但我们也不该忘记未能成功登顶的人。

澎湃新闻:你是个自然爱好者,经常关注动植物,但登山似乎更偏向于人如何去挑战自然,你怎么看其中的区别?

阿来:1960年的登山和现在不一样,不是简单的户外运动,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上印记。那时候登山,有宣誓主权的含义,意义非常重大。1975年那次登山,同时是对珠峰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有些科学家都牺牲在那里。

当然今天登珠峰已经是很商业化的活动,登珠峰的人都有钱,确实也会制造大量的垃圾,今天要提倡环保,就是希望登山的人顾及环境,把带上山的垃圾再带下来,并不是说珠峰就不能登。

今天登山的人动机都非常复杂,但不管什么动机,通过登山达成动机的同时,要记住在完成自己传奇的同时,不能像之前那样把垃圾扔在峰顶一拍屁股就走人,这确实对珠峰环境造成了负担。尤其是现在全球变暖之后,很多垃圾随着冰川融化开始向山下的水源渗透,这确实需要引起注意。但我也反对原教旨主义认为珠峰不能登的态度,珠峰也只是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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