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工地做监工
林立青是在台北集市长大的孩子。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卖玉石水晶的小摊位，生意繁忙时无暇顾及儿子。在他成长过程中，最不缺的就是自由的养分。
学校似乎是自由的反义词，他从没喜欢过。他爱出风头，频频跟老师顶嘴。有一阵子，又喜欢跟着一帮孩子溜出校园，去网咖打《星海争霸》。
他在初中的毕业考试中彻底失利，这让他的父母终于确认儿子不是读书的料，由此决定送他去打工，想让劳动代替说教，敦促儿子成长。
15岁开始，他先是被送到别的集市摊位，帮忙卖花生、卖佛跳墙；一段时间后，他进入连锁超市，成为面包坊的学徒；再后来，他又变成帮人组装电脑的临时工。干了很长时间的体力活之后，他转了念，还是想读书，想当大学生，于是去报考了专科学校。
那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已经席卷全球，热门专业是IT，所有人趋之若鹜，林立青的成绩排在末尾，自然是没份，最后只有别人选剩下的土木工程系收了他。
冥冥之中，好像一双手把林立青推向了工地。毕业以后，他在工地当了一名监工，到现在已经十年。监工身份让他成为最合适的观察者。他目睹过很多故事：劳工阶层的悲欢离散，与执法部门的来回博弈，还有工地上那些外籍配偶、槟榔妹、性工作者，以及“看板人”，他们和工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处境，也各有各的不幸。
他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工地百态。这些文字最后集结成为《做工的人》。
以下为林立青口述：
《做工的人》封面。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
【一】
2007年，22岁的我走入工地，成为一名监工。
台湾的建筑行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如果不是有别的选择，谁会想当监工呢。我没办法，我在专科学校念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不想离开台湾，也没能进入公家单位。
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建筑公司，面试很简单，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上班，预期薪水是多少，接着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题，便告知我被录用了。那时候就是这样，不要说监工没人愿意做，就连工人都很难找。
在工地上工作，整天日晒雨淋，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的工程数量逐渐减少，大型工程更是少之又少，相应地，工人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因此，有我这样主动去应聘的就不错了，对方哪还会挑。
就这样，我开始了工地生涯，成为工人师傅们口中的监工“小林”。
林立青（右一）与工人们。图：赖小路
工人们大多年长于我，并且经验老到。虽然我是他们的领导，但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毛头小子。
工地自有一套运行规则，我很快发现，专业课上所学的知识几乎失灵了。比如那些专业词汇，工人们来自不同地区，文化程度也不高，基本上只知道台湾闽南语念法，我正经八百地使用“国语”名称，他们根本听不懂。比如挖土机，工人一般念台湾闽南语，读作“咖阿掐”。这不见得是我错，只是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师傅们不会抗拒我的指令，但偶尔会向我的长官打小报告，说“这个新的不行”。
有一次，我一早在通知板上写好了工人们的任务。下班前去检查，发现有一个工人压根没动。他向我的主管告黑状，说是我没通知，主管直接臭骂了我一顿。后来主管看到通知板，知道冤枉了我，也没有道歉。这就是工地的处事方式，直接而粗犷，丝毫不讲所谓的礼数。
所以，我悟到的第一个生存技巧就是嘴甜，不管面对谁，我总是把“长官”“主任”挂在嘴边。工地上40岁以下的女工，我统统叫“妹妹”，把人往年轻了叫绝对没错的。有执法部门来检查，工地上难免有纰漏，比如卫生、消防，我会恭恭敬敬地向长官承认错误，告诉他马上修正。有的长官是好人，他会说，你这样我很难办，这其实是放你一马的意思。也有警察一来，就不由分说要开罚单，怎么求情也没用。我了解，他们也有“业绩”压力。
有时候还会有买了房子的客户溜进工地“视察”，追问竣工日期，我也客客气气地安抚他们，快了快了，这边再弄一弄，一定很快就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哪怕我给不出准信儿，他们也不可能一直揪着我。
监工有点像交警，看上去不过是比划比划手势，但实际蕴含的学问不小，要学会审时度势，既协调各方利益，又不破坏施工进度，这些都靠我这个小小的监工来完成。
举个例子，我问你，楼梯间应该先铺地砖还是先做扶手。听起来差不多对不对？如果是没有经验的监工，同时让两方的工人进场去做，免不了互相干扰，起个纠纷。当然，对两方的工人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先去做，做完就可以收工了。在工地，漫长的等工时间是很消磨人的。我的经验是，看哪个材料便宜就先做那个，比如如果地砖贵，就放在后面贴，如果先贴好了，做扶手的时候难免磕碰，再补就麻烦了。
工人的薪水一般每天一结，如果是新人，什么都不会，大概拿1200块新台币；如果能独立上手干活，能拿2000块；要是做到领班，能带几个人干活，那么可以领到2500块。大环境不好，这差不多就封顶了。
这点薪水想要存下来，甚至供养家庭谈何容易。我经常遇到工人向我借钱的情况，借出去了基本收不回。我的主管早就教过我，不要管。如果我真的不管，我心里过不去，而一旦借钱的口子打开，这种事便会越来越多，拖垮我的生活。
模板工人在切割木料。图：赖小路
【二】
对于工人来说，即使日薪微薄，也一定要从中支出一笔买“保力达B”。这是一种酒精浓度在10%以上的药酒，也含有维他命B。售价80块（新台币）一瓶。你可以想象一下，红酒加中药就是它的味道。直接喝药味太重，工人一般会兑可乐、牛奶或者咖啡。我之前把它称作“工地调酒”，后来有人纠正我，其实工厂里的工人和农民也爱这么喝。
台湾“食药署”把保力达B归为药品，不过工人师傅们才不管这么多，只拿它当饮料喝，提神又解渴。通常情况下，只有在药店凭医生处方才买得到保力达B，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工地四周的槟榔摊上，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搞到。一天下来，工地上散落着七七八八的保力达B空瓶，这些是拾荒者的最爱。
保力达B对工人而言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不能完全理解。明明薪水已经那么低，并且保力达B对身体并无好处，喝多了还会损害肝脏，为什么他们仍然会毫不吝啬地付出这笔额外的开销。
作为品牌方，保力达B似乎也知道广大劳工阶层是忠实受众，每年末他们推出一则贺岁短片， 讲述劳工心声。这是工人群体最期待的文化事件，大家会热烈地分享、讨论。
保力达B在2010年的贺岁词是这样的：
“……以前只要到年底，总有一些心里的话，想跟工作的朋友们一起共勉；
可是一想到这一年，却不知道一切从何说起；
运气有多差，只要看工作机会有多少；
工资高或低，不用问自己都明了；
最凄惨的是，日子已经不好过，偏偏飓风多；
南部淹大水，北部也受灾；
有人家产全泡汤，更有人连亲人都照顾不了；
……
此刻我们不求财，不求利，只求全家大小平安；
未来再艰苦，也要拼给老天爷看；
新年恭喜，坐阵打拼”
其实，台湾主流的药酒品牌除了保力达B，还有一个叫作三洋维士比。三洋维士比在十几年前还非常受工人喜欢，那时候它的代言人是周润发。后来周润发不代言了，并且随着台湾的经济衰退，工人们不再相信三洋维士比那套教人乐观积极、努力就会有改变的广告说辞了。
除了能提供身体上的支持，我想，保力达B更是他们用来对抗生活的最后的慰藉吧。
和保力达B一样能提神的还有槟榔，含一颗在嘴里，嚼两下，一种神清气爽的滋味遍布全身。当然，比槟榔更提神就是槟榔妹了。她们年轻，穿着清凉，是工地永恒的话题焦点。
槟榔妹。受访者供图
槟榔妹。受访者供图
我们管向槟榔妹搭讪的过程叫“亏槟榔”。她们的个性是开朗豪爽的那种，如果你扭捏害羞，绝对没戏。想跟她们约会，你最好大大方方地问“可以约你看电影吗”。
槟榔妹和工人是互有供求的关系，工人倚赖槟榔和保力达B，很多时候，要收包裹，也需麻烦槟榔妹帮忙签收，因为工地实在写不出准确地址。相应的，槟榔妹也要靠我们工人赚提成。她们一个月最多2万块新台币的工资，如果卖的多，或许能有个几百块的奖金。
有一次我跟一个槟榔妹闲聊，她向我感慨，每个人都是凭天赋吃饭，就像你们的天赋是体力一样，我们的天赋是外貌，凭外貌赚钱，和那些明星艺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记得她说完后，我内心特别受震动，似乎以前从未想过她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我再也不会轻视这些年轻女孩，有时候看到她们即使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冻得手脚哆嗦也不能穿一件厚外套，内心也会轻轻地叹口气。
在工地周围，还有一类人同样艰难地生活着，那就是看板人。看板人比工人不幸在于，他们很多是羸弱的老人，甚至身有残疾，没有体力优势，做不了工地的活，也无其他一技之长，因此只能发挥仅有的一点作用——成为一块活的广告牌。
街头的看板人。受访者供图
看板人的辛苦不像工人那样显而易见。有时他们被要求站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能挪动一步，不管是什么天气都一样，甚至去一趟卫生间都不被允许。有时候，他们还被要求扮成蜘蛛侠或钢铁人的样子吸引人目光。
我注意到他们是在2009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台湾，各行各业都愁云惨淡。我想我还算幸运，顶多就是奖金变少了。但看板人不一样，他们看上去可有可无，经济下行，老板的预算吃紧，看板人就会被咔嚓炒掉。根本不会有人在意，这些羸弱的老者背后支撑着一整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工人夫妻。图：赖小路
【三】
有一阵子我特别想转行，想想自己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亲手盖了那么多的房子，然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台北的房价更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数字。并且，多年的工地生活让我染上“香港脚”，支气管和血压也都有问题，发作的时候很是难受。
可我实在想不到还能干点别的什么。被电子商务搞的，摆摊卖货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我的爸妈在市场经营着一个卖珠宝首饰的小摊位，这两年生意越来越坏。我也不想去卖小吃，单价太低，也不可能挣得多。后来，我把转行的想法摁灭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工地吧，毕竟这么些年下来，好歹算混成了“资深”，总不至于失业。
工人们也是一样，如果离了工地，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去处。所有工人的终极愿望都是中彩票，中了彩票就能解决一切麻烦，从工地这个鬼地方逃离。大家热切地期盼着，中了大奖要给自己盖一所大房子，跑掉的老婆能回家或者能与分离的孩子相认。但事实是，又有谁真的中过呢。
我没有见过谁跨越阶层，逃离工地，只见过从高层跌落，流落到工地的。那个人就是阿国。
阿国的前半生绝对是励志典型。在台湾社会，想要改变出身，我认为有三条路径——念书、结婚和创业。虽然创业在现在也不太可能了，因为各行各业都很萧条，但阿国当时身处80年代，社会还是充满希望的。阿国是个聪明又勤快的人，他家原是种田的，但他没有继续干这份辛苦活，而是进入纺织公司学习技术。技术成熟后，他从公司出来，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专门整修纺织机器。
一切本来是稳步发展的，他的厂子甚至发展到东南亚，人生很是风光。但很不幸，他在孟加拉的工厂遭遇一次跳电事故，所有设备都被损坏，由此贷款也被断掉了。阿国卖掉房子，从各个亲戚手中借到钱，想要翻身，却又一次地遭遇资金链断裂。这时候阿国已经快五十了，债台高筑，妻子离他而去。他只能来到工地，靠体力还债。
阿国是一个好人，那时候他住我隔壁，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生病的时候，哪怕他身上只有500块钱，但他也愿意花200块帮我买药。为了省钱，他白天只靠咖啡和水支撑辛苦劳作的身体，每日只在收工后奖励自己一顿晚餐。就在前段时间，他还跟我借了1000块钱吃饭，可想他生活仍然困窘。
不过，阿国还不是最可怜的。别看平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天花乱坠地吹嘘自己，说自己多么有男性魅力，服兵役时多么受教官赏识，其实每个人都承担着独有的那份辛酸。
工人的午餐通常是便当。图：赖小路
【四】
收工之后，工人们各有消遣方式，或者去按摩，或者去钓虾。在工地，漫画书很受欢迎，宿舍里经常散落着《龙珠》。当然，武侠和色情类的小说也是热门抢手货，只要有人租一套，整个宿舍的人便轮流着看。
条件好一点的工人喜欢自备一台小DV机，放一些古装戏碟片看。有一段时间，《水浒传》特别火，印象中所有人都围在一起看，大家还跟着哼唱里面的歌曲。
工人们崇拜伍佰，喜欢台湾闽南语歌，那种直接而硬朗的音乐风格是他们钟爱的。相比之下，大众普遍喜欢的周杰伦等反而不受工人的追捧，对工人而言，他们的歌所表达的内容显得遥远而陌生。
在工地待久了，身上不可能不落下毛病。
夏季最容易发生的状况是中暑。干体力的，一是容易高估自己，二是怕误工扣工钱，想着自己撑一撑就好，但往往就倒下了。如果工地在山区，还时有发生蜜蜂蜇人的状况，令人头疼不已。
长期的铁焊工作会伤害视力和肺部，而做久了油漆工会严重损害呼吸道。工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步步摧毁，能做的也只有拖着，尽可能的撑一撑。
在漫长的闷热夏季，因为不允许上身赤裸作业，身着厚重工作服的工人们大多患有皮肤病，发作起来既疼又痒，却很难挠一下，令人煎熬无比。很多工人的肝脏和肾脏也有问题，那是由于保力达B等酒精饮品的伤害。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因为没钱买药，只能依靠酒精或止疼片来缓解病痛，但这又让他们的身体遭受进一步的伤害。
钻探工人在为钢料上润滑油。图：赖小路
台湾对劳工的保护程度不高，虽然也有社会保险，但是工人们长期接受高强度的身体劳动，状况百出，靠保险和养老金全然不足以覆盖他们的医疗花费。
偶尔还会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会去申诉抗议。官署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承诺处理，最后不了了之。除非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舆论，工人们的诉求才会解决。否则，工人们就是往官署扔再多的鸡蛋也是无用之举。
台湾社会不是不帮助穷人，而是只帮助符合标准的穷人。很多人的穷法并不符合政府的救济要求，因此他们只能穷到底，穷到末路。
通常，坏消息是一步步靠近的。一开始是某位工友因为身体原因回家休养，隔段时间打电话过去变成了状况恶化，下一次再打过去，人就不在了。有时候是因为白血病，有时候是因为肝癌或者其他。这是我最不愿面对的情景，但这样的情景偏偏时有发生。
在这种无常面前，我什么也做不了，唯有祷告和记录。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老实，还喜欢在课堂上跟老师对呛，说老师偏袒好学生。但我一直热爱阅读，图书馆里的金庸和古龙都被借光了，只有我钻到俄国文学那一区域，啃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托尔斯泰的影响，我常感心里的那份悲悯无处安放。
提笔的契机是在去年的某一天。我在网上闲逛，看到论坛里有网民对做工的人大放厥词，大意是说工地上聚集着一帮社会不良人士。当时我感到异常愤怒，心想，“天呐，你们以为做工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我决定反击。
至此，我开始有计划地在Facebook上写日志，用自己的文字把工人的真实状态展现出来。几年前，我曾想转行，但最终没有成功。现在看来，或许我能凭借自己的文字，让这个愿望继续下去。
第一篇被广泛传播的文章是关于“八嘎囧”的，这个词专指那些爱去寺庙里跳祭祀舞的年轻人。工地上有很多年轻工人是八嘎囧，外界对这群人嘲讽惯了，认为他们是不学无术的坏孩子。我想为他们正名，他们有自己的信念与热爱，代表着一种可贵的青年亚文化。
这篇发出后，收获了5000多个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几位网络“大V”跳出来反驳我，说我写得有失偏颇。我没有回应什么，只是继续写。慢慢地，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我反倒变成工地领域的“大V”。
读者中也有工人，他们惊叹道“天哪，一直觉得监工是那种拿着鞭子在背后抽的人”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监工居然站到工人的一边。我想，这也许是我不得不承担的双重身份吧，白天在现场，我是那个看上去不近人情的监工；夜晚拿起笔，我只想做一个同情心没有泯灭的作者。
出书后，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都挺兴奋的，有的没被写进书里还跑来质问我，我帮你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写我。看样子，他们愿意被人所认识，而我也希望这能让他们的境遇变得好一点。
在开篇，我写下一句话“如有雷同，请哀矜而勿喜”。有人说我放大了悲伤，可是，苦难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如果能让他们的处境改善，这种记录又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人问我，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也仍然在想，除了记录，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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