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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笔下的亲子关系

齐鲁晚报 2017-03-04 15:47 大字
□朱佑文

张爱玲笔下的亲子关系,大都若有若无,或者更像一场打着缘分旗号的互相利用。一个人如何写下爱情、婚姻,除了细腻的观察,更无法摆脱自己的遭遇。不管是小说、自传或者后人研究,从婴孩到少女,张爱玲的家庭生活充满波动和抗拒。父母离异,在民国时期的名人圈里虽常见,但也与大时代背景多少有些违和感。见惯了亲族中男性的无能、无用,特别是父亲和后妈吃空家用……各种生活状态的不如意、不确定,加重了张爱玲的敏感度。而敏感度与体验,正是写作最大的源泉。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外人眼里的宝库;对一个少女来说,这是灾难。

张爱玲很喜欢《红楼梦》,大概她能体会到曹雪芹的感觉:在一个大家族中,男子都如此不中用、靠不上,何等可耻可悲。不可否认,她的父亲给了她很好的家教和审美,但其中没有我们现在所言的父爱——陪伴、理解和尊重。更何况,这位父亲连以身作则、养家糊口都谈不上,不仅坐吃山空,还有吸食鸦片的恶习。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写道,女主角被家庭圈禁,最终找机会逃出,找到亲妈……依照的是她的亲身经历。一位少女被父亲打,而后被囚禁在一个半地下室,连仆人都不理会她的抗拒。这直接影响了她如何看待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冷漠、互利和猜忌,这点即便在母亲身上也有所体现。《小团圆》中,张爱玲写母亲送自己在香港读书那段,加入了母亲猜疑自己与老师有了恋情,母女俩如同情敌……这种让读者感到很不自然的感情——不管是张爱玲敏感,还是确实是她母亲多疑,放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却是十分自然的。似乎在张爱玲笔下,亲子关系不过如此。

在现代的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排第一位,亲子关系排第二位。但现实是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是太低,就是太高。最近《巨婴国》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作者总结了过于忽视和过于关注而造就了“外表成人、内心婴儿”的人群。

如果张爱玲也进入“巨婴”公式,在婴儿时期的两种愿望:抱抱我、看着我,在其成长过程中已被磨灭。如果想进入她的内心,可能要先扒开一层厚厚的“别抱我”,再扒开一层厚厚的“别看我”,整体是拒绝的。不与俗人打交道,不给任何人多一点的机会。我行我素,少受伤害,各种不信任是可以保全自己的——一旦青少年时期尝到了这种性格的甜头,之后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他人是麻烦的地狱,“我”之于地狱又是什么,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在意别人眼光,反正世间已经处处不完美,遇到一点美好就值得大声赞扬。因此《倾城之恋》会有这样的视角:战争来袭、城市毁灭,于废墟中获得一点爱,就是很好的事情——正能量对每个个体来说,意义是千差万别的。

在《金锁记》里,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曹七巧被父母“卖”给大户人家。每天面对残疾丈夫,终于心灵扭曲,性格扭曲。重要的是这种扭曲在她这里没有结束,她的儿子、女儿,拜她所赐,感情生活都不得善终。在这篇小说里,充满封建社会特有的循环式宿命。张爱玲难得地去设计两代人的遭遇,是否也开始替父母那辈人做了一番想象?父亲如何成了那样的父亲,母亲如何成了那样的母亲,而自己又如何成了怪脾气、自恋、不流于俗的自己。张爱玲可能是曹七巧,这代表了她禁锢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曹七巧的女儿,被父母破坏了感情的成长,无以声张;可能是曹七巧的儿子,听任这个家庭,任由美好消逝,无关痛痒……审视每一个人,就离审视整个故事不远。

现实中,我们也是习惯向下看,极少回溯。我们会说,自己的父母性格如何,但很少去想,他们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什么,才最终塑造成现在的他们。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整体的人,即便是在传记中,一个个切面真的可以拼凑起一个完整的形象吗?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会把自己一个个的切面,有意识无意识地,分别放入不同的篇幅、注入不同的人物。作为读者,你不晓得哪个是作者的投射,当我们认定一个人物进行解读时,可能真正的主角正在小说的一个角落里窥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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