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摄 ◎叶广芩 傍晚的康定城尽罩于落日的余晖中，两条大河，轰响着穿城而过，汇合于城东我们住宿的旅馆外面。一条河叫雅拉河，来自雅拉神山和雅拉英措圣湖，另一条
新都桥晨曦王磊 摄
◎叶广芩
傍晚的康定城尽罩于落日的余晖中，两条大河，轰响着穿城而过，汇合于城东我们住宿的旅馆外面。一条河叫雅拉河，来自雅拉神山和雅拉英措圣湖，另一条叫折多河，也来自崇山峻岭的雪山。河水清澈冰冷，如万千奔跑的羊群，挤挤挨挨向下游冲撞而去。我在雅拉河桥上，腾起的水雾将我的脸溅得湿漉漉、冰冰凉的，内地在近℃高温的灼烤中，在这里却是透彻心脾的凉爽，真好哇！两条河水水量之大，水流之快，是我前所未见的，陕西关中的任何一条河，从来都是呈缓缓流淌、沉着凝滞、水波不起、鸥鹭不惊的状态，哪里有这里充满生机的活跃和无穷无尽的充盈！
在桥上看水竟然看了半个多小时，逝者如斯，那些从我脚下淌远的水再不可追寻了，千年万年的等待，就为了此刻在石桥上的相遇，缘分哪！
你好，康定！
晚风中有音乐传来。
前面不远处市民们已经拉起圈子，跳起了锅庄。五彩缤纷的舞者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穿藏袍藏裙的土著，有着冲锋衣的旅人，更有金发碧眼的老外。我第一次来康定，每天晚上都要在这里跳到尽兴。广场的左边是商场，一个当地的藏族大妈曾经帮我挑选过一套藏装，葡萄紫的藏裙，淡紫的绸衣，一条含蓄清雅的花条围腰，那叫一个正宗，那叫一个雅致。我穿着它在康定街上走，并没有收到异样目光，足见服饰的正统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入乡随俗，其实也很容易。我们的先祖从陕西来到康定，有些人为了做买卖方便，也换下长袍马褂改穿藏服，有的索性留下来加入了藏族，在今天康定地区的藏族中，姓张、姓李的大有人在，一问，祖上大多是陕西来的。
康定是一座充满色彩和歌声的美丽城市。
康定原名叫“达折多”，藏语为两河交汇的意思，汉人因音误，叫成了“打煎炉”，清朝又把“煎”改成了“箭”。光绪三十四年（年），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民国三十八年（年），建西康省，刘文辉任主席，省会设在康定。
清中叶，陕西人深入到藏地巴塘，在巴塘建筑的商业街和旅馆，“颇高洁”“俨如内地”。
在康定的汉族人中，陕西的最多，历史也最为久远。清朝时，茶马贸易转移至打箭炉，由于陕西商人的开发，使康定成了“番夷总汇”市井辐辏的繁华地方。
当地的陕西人告诉我，陕商将茶和盐及其他货物带进西藏，以前几斤盐可以换一头牦牛，到了年，二斤盐还可以换一斤虫草，现在当然不行了。
研究语言的格桑老人告诉我，陕西人到了康定，为了交流和沟通，首要的是要学会藏语，“天叫朗，地叫萨，驴子叫六马叫打……”这些顺口溜是汉人在生活中编出来的。“陕西商人为了学藏语，把藏语译音和汉文书写成有韵的顺口溜作为课本，从家乡来的每个学徒都必须背诵它”。通晓汉藏两语，在康定无论是生活还是做买卖，都是特别重要的，就连城隍庙五殿阎王的泥像跟前也站了两藏两汉四个通司，专事翻译工作呢。
康定的陕西人基本集中在老陕街上，陕人“分为两个帮，一帮来自陕西泾阳、户县，叫‘河北帮\’；另一帮是来自陕西蓝田、临潼、长安，叫‘河南帮\’”。陕西人不光在康定城修建了会馆，还将会馆建到了更加深入的巴塘藏区，占领了藏区的贸易经营。
时至今日，康定城最繁华的街道依然叫作“老陕街”。我们在这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有人告诉我，那座宽展的大院曾经就是陕西会馆的旧址，如今青砖砌就的大门洞还在，里面的高屋还在，关中四合院的格局还在，进出的人不少，已经变作了某机关的院落。
会馆门口不远有个“老陕面馆”，过去询问，还真是陕西人过来开的，遗憾的是陕西人开的面馆却不知旁边就是曾经的陕西会馆。
现在老陕街上昔日的商号已然不见，穿长袍的陕西商人也无处寻觅，代之以现代化的商铺、饭店，和相伴流淌的雅拉河。一群孩子，在教练的带领下在老陕街的街口练习轮滑，他们排成各样队形，做出各样动作，引得我驻足观看，料定，他们其中，定有陕西人的后裔。
说起康定的陕西人后裔，至今大有人在，我随中国作协到康定时，座谈会上就见到不少陕西老乡，听说他们的州委书记刘子寿就是陕西人的后代，宣传部长贺先枣、骞忠康祖籍都是陕西户县，还有当地作家代向东、达真等人祖上亦是来自陕西。这一事实让我吃惊，由此才开始了陕西与康定历史脉络的了解，开始了对户县张家大哥踪迹的探寻。
在康定，我认识了不少定居康定的陕西后裔，有一位叫格桑曲批的老人，是退休的大学教授，讲得一口流利藏语。他说他的母亲是藏族，他这辈子所做的工作就是汉藏翻译。他翻译了五本《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的家乡就在康巴地区，那是藏族乃至中华的一代英雄人物。格桑说他祖上姓张，陕西户县人，清朝赵尔丰任边务大臣时，他的皮匠祖父张云到了巴塘。
户县皮匠张云有子女六人，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子，嫁了在巴塘的陕西乡党；他父亲是老三；老四叫格桑拉姆，女儿；老五出家当了喇嘛，现在在西藏八角街住着；老六叫张春生，应该在陕西户县。格桑说，上世纪年代，他的祖父思念家乡，带着三个儿子回了户县。住了两年，他们发现魂牵梦绕的故土已物是人非，此家已不是思念中的家了，伤痕累累的乡愁只能存放在巴塘，他们实际已在巴塘扎下根。于是张云将两个小儿子丢下，自己偷偷带着大儿子走了。格桑父亲发现爸爸走了，赶紧去追，追了几天追上了，爷儿三个终于回到了巴塘，那个叫张春生的小弟弟就留在户县了。这是他们与家乡户县最后的联系了。今天的户口本上写他是藏族，叫格桑，其实他本名叫张麒騄，陕西户县人，这是记在心里的，离家多远都不会忘记的。
巴塘是康定贸易的延伸，“每年草木滋荣，百物繁茂，店号伙友，分赴各乡，销售货物，收买土产……”格桑老人说，那里有家汉商商会，据说，秦汉之前，在周朝时候便已经有关中人到过那里了。汉人把皮革、制陶、纺织技术带进了巴塘，带进了汉人的麦子，洋人带来了洋麦，再加上当地的麦子，巴塘的物种相当丰富。青稞一收立即种玉米，关中的优良品种在当地起了很大作用。位于康定西部的小小巴塘是个不可小看的地方，那里有基督教，有洋人、洋骡子、洋马、洋狗。格桑老人说，洋狗浑身雪白雪白的，没有杂色，甚是好看，跟当地土种藏獒的性情大不一样。巴塘过去还有孤儿院，有农业试验站，法国天主教堂用的铜钟直到年当地的学校还在使用。
巴塘有姓氏的汉人（藏民无姓氏），基本在各商会都有股份，在拜关帝庙的时候每家的男孩子都可以到会馆吃三天白米饭。老师把有姓的男孩排起队，领着去会馆，会馆饭菜的油水很大，是用放账的利息招待大家的。到了腊八，他们还喝腊八粥。藏汉关系也很融洽，到了宗咯巴的忌日，藏族家家要煮牛肉，把肉块码成金字塔形，招呼汉族兄弟，“某某某来吃牛鼻子啦！”
我们本想到巴塘去，但是终因时间关系没能成行。好在格桑老人是巴塘人，他的讲述足以把活跃在巴塘的陕西人的情况弥补出来。
在全国的会馆建筑里，陕西人建造的，居全国之首。现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开放的陕西会馆就有所，无论是繁华京城，还是偏远藏区，只要陕西人的足迹在，陕西的会馆便会应运而起。
格桑老人说，他小时候，巴塘陕西会馆还很活跃，商人们的家乡情结很浓，会馆是乡情的凝聚。巴塘陕西会馆一进门便是马童拉马的雕塑，正殿供奉着关老爷、关平、周仓，厢房两层，很是气派。会馆又叫关帝庙，藏族人称它为格萨尔王庙，在从巴塘进藏的路上，关帝庙有五六家，都是这个格局。格桑老人的祖父依照内地人的习俗，每到年三十把皮匠箱用红纸封了，跪在关老爷像前给关老爷磕头，大年初一带着酒和猪头再去会馆内祭祀关老爷。
关老爷是陕西人最崇敬的神。老人说他还记得，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家乡的风俗依然保留着，每家的女人都得会擀长面，这是最基本的手艺。班禅十世来巴塘，对巴塘老陕面特别感兴趣，屋里的灶头开两个灶孔，一孔坐着臊子一孔煮着面，面擀得又细又长，当地叫“银丝面”，藏族叫“面东轨”，煮好了捞一小撮，浇上臊子汤，吃面不喝汤。还有一种吃食叫煮猫耳朵，在老家叫煮麻食。
另外羊腿面，内地叫扯面的，巴塘也很流行，主妇站在锅边把面一条条扯进锅里，在大铁锅蒸腾的热气里，在热油泼辣子的嗞啦声中，展现着关中的气氛。“我最爱吃的是包子，包子一上笼屉，我们几个孩子就坐在锅边眼巴巴地等。”“我们最喜欢过年，吃肉不说，还要炸馃子，馃子扭成了花蕊的模样，又香又脆，家家还要蒸花馍，这些手艺都是先人从老家带来的。”“总之，几代人了，我的胃口仍旧跟老家人同步，一天不吃面不行！”……
望着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这位生活在康定的汉藏学者，我只是感念记忆和遗传的顽固，百余年过去，作为后代，他们还没忘了陕西关中，没忘了关中日子的点点滴滴，信息的条码，从他们背井离乡的祖上，从张大哥走出户县的那一刻起，就一代代深深地烙在他和他子孙们的生命里了。
老家的日子是由一个个具体内容组成的，它是真实的，延续的，不可更改的，这就是乡情。我们浸润其中，相入相化而不觉，用不着怀想和凭吊，一切自然天成，在康藏高原的炉灶旁，陕西人永远转不出关中的从前。
康定的陕西后裔们说，康定的老陕经商的只是一部分，很多人到这边是为了混口粮。清朝至民国，到这边来得最多的是陕西户县人，当兵的、相牛的、拓边的、经商的，这大概跟川陕总督年羹尧有关，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川陕是一体的，加之他本人又隶属陕籍，自然是关照老乡。康熙年间，年羹尧派一大批陕西人到巴塘来开金矿，后来赵尔丰的四五营陕西回回兵，大约人，也一并解散在这里，所以康定有清真寺，有不少回民兄弟。
骞忠康说，他就是户县人，户县出师爷，他父亲是作为笔帖式来巴塘的。康定文化与关中文化是西向东，东向西，双向交流，人流、物流、文化流、信息流，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当地有话说，知康人者非老陕莫属，一点儿不差！在康定的陕西人中，％来自户县，户县人中％姓骞，现在的巴塘还有两家姓骞的。
看来老骞对于他的第二故乡已经百分之百认可了。俗话说，人有双重父母，两处家乡。汉藏交融，已经分不清你我了。老骞说：“鞑子进了关中，陕人进了康巴，粤人下了南洋，造成了文化的大漂移，各自有丢失，有补充，一言难尽，明显地我们被藏族藏化了。表格上我们的‘民族\’一栏，不少人填的是藏族，我们也吃肉喝酥油奶茶。可是藏族也被我们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不少，陕西文化遗留在康巴，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细节上。比如，我们管父亲叫‘大\’，每年过年要耍社火，过元宵节要点灯，这是关中风俗。”过年陕西会馆要给关老爷唱大戏，请的是眉县的戏班子，排场、热闹，给陕西人挣足了面子。
文化人贺先枣说：“正月我们还要打老陕鼓，当地人叫转了音，叫成了‘闹山鼓\’。户县锣鼓是很有名气的，鼓点 套，清朝时从户县带过来的，我们现在打出的鼓点和户县一样，但是户县的只剩下了一半，没我们的全了。”“康定过年的鼓原本是在本地过年的陕帮，因为回不了家而敲打的思乡之鼓，鼓点急促、雄壮，人们一听便知是黄土高原的汉子们敲打起来的。黄土高原的汉子们多直率粗犷，敢哭敢笑，在这送旧迎新的鼓声里，激越着这些远离故土的汉子们豪迈的阳刚之气。在异乡过年，打响家乡的鼓，一示庆祝，二示不忘故土，三祝来年发达。一派鼓声，诸多含义。
“康定是名副其实的山城，跑马山、郭达山、九连山、子耳坡，四周都是山，山外还有山，就因为有山，鼓声在过年时节就格外洪亮，似乎是难以外泄之故，鼓声就在康定城中响得应山应水，闹他个红红火火。黄土高原上的鼓到康藏高原上来打，都是高原，高原与高原相通之处甚多，当今陕帮们的后代还记得‘祖籍乃长安人士\’，有许多东西丢了，就这打鼓的技艺却没丢，而且发扬光大了。”
康定的老陕鼓延续至今，康定人说：“康定过年可以无灯，但不可以无鼓……康定过年从来没有缺过鼓声，即便在那人人都记得的‘十年\’里，那鼓似乎都还是在响着。在平时，老陕鼓是不会打响的，但是每当过年若没有了这鼓声，康定城里过年的气氛便不会热烈，即使手中酒杯溢出的是五粮液，心里也总是有那么点儿空落落的。而当那鼓声一起，人的精神就为之一振，过年了！”
宣传部长贺先枣回忆，他小时候，康定城里有个专卖老陕锅盔的汉子，每天沿街叫卖，“声音不同凡响，一声‘卖锅盔\’，短促有力，十足陕味儿，绝不拖泥带水，气由丹田出，声震半个城……”
在这些陕西乡党中，我又看到了张家大哥，他在座谈的人群后面站立着，微微地笑着。户县，他一定回去过，但是他又回来了，甚至还带来了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带来了家乡的吃食、家乡的习惯，就像格桑老人的父亲和祖父，在康定牢牢地扎下了根。
老陕街如今还是一条商业街，虽然门面都做了改造，贴了瓷砖，做了玻璃拉门，但大致走向形制没有改变。街尽头，是个热闹的大菜市场。康定的菜市场和内地菜市场似乎没大的区别，鲜鱼水菜，黄瓜辣椒，仔细看便窥出了端倪，早点摊子上有卖炸油糕的，油糕的做法和关中农家如出一辙，烫面包白糖，在手掌心压成扁扁一个坨……凡是来自陕西的人，无论城市或乡村，谁都见过这样的油糕。卖炸油糕的未必是陕帮后人，但她的手法、工艺、程序，绝对是关中的嫡传。
菜市上有卖“西安凉皮”的，有卖锅盔馍的，泸定豆瓣、汉源挂面、新都桥干菌是当地特色，更有藏民蹲在过道处无声地等待买主，她卖的是才从林子里挖来的新鲜野生松蘑，价格自然不菲。
如同眼前穿城而过的河，雅拉河与折多河相交，外来人与本地土著相会，组成一股更大的水，陕帮是其中涌动着的一股强大暗流。
我们到康定，是冲着《康定情歌》中的张家溜溜的大哥而来，因为有种说法，李家溜溜的大姐是本地锅庄的女庄主。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儿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儿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儿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哟。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随你溜溜的求哟。
月儿弯弯，随你溜溜的求哟。
年，在维也纳的世界青年联欢会上，康定人尼玛月珠一曲跑马溜溜的《康定情歌》，引起轰动，获得银质奖章。前不久，《康定情歌》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名扬四海。
跑马山是康定城东南的一座山，海拔米，不高，便于攀爬。它跟周围耸立的大山相比相对缓和、柔美，是一座跟老百姓生活很贴近的山。山腰有大草坪，自清代始，明正土司每年在这里举行赛马会，故名跑马山。近些年，藏族每年的转山会也在跑马山举行，届时，山上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热闹非凡。
山根下有缆车直通山腰大草坪，山上风景绝美，有白塔、禅院，有松柏鲜花，还有很多供游人骑乘的马。这些马，可不是我们在内地旅游景点专供照相用的，打扮得花里胡哨的作秀马。跑马山的马是真正的草原骏马，自由奔放，没点儿本事你还轻易骑不上去。一帮小青年在宽阔的草坪上骑马驰骋，嘻嘻哈哈的笑声直冲蓝天白云。看着那些矫健的身影，不由得让人由衷羡慕——年轻真好！
到康定来，发现康定原产的男女都很漂亮。男子通称“康巴汉子”，康巴汉子皮肤黝黑，体格挺拔，高鼻朗目，红毛线与头发搭辫为饰，编成粗粗的辫子盘绕在头上。藏袍腰刀，目光宏远，有着他们的先祖格萨尔王的勇猛和潇洒，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每当对面走过来一个康巴汉子，我都要仔细地看，欣赏着造物主的得意之作。汉子们绝不似内地的小伙，对于迎面来的各色目光，他们坦然相对，没有丝毫的扭捏与不安。
这是个优秀的人种，难怪听说有外国女子专门跑到康定来寻找康巴汉子结婚，改良后代基因。
康巴的女子更不逊色，康定附近的丹巴不光出雕楼，还是公认出美人的地方，特别是来自丹巴美人谷的女子，最惹人眼目。
和内地娇小白皙的姑娘不同，她们不怕风吹，不惧日晒，挤奶放牧，料理家务，艰苦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损她们美丽的气质，反而滋养了天地的神韵，稍加梳洗，气韵毕现，丽质天成。不施粉黛，免去华丽，与康巴的山水相映相成，是大自然绝美的佳作。丹巴之所以出美人，可能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水土、种族有一定的关系。我在康定附近的新都桥被一对康巴夫妇吸引，他们带着孩子在小饭馆里吃面，一家三口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孩子具备了父母双方的优点，好一个和谐完美的家庭。出于趋美的心理，我站在饭馆外面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三口人吃罢饭走了出来，我细细地欣赏了一番，赞美了一番。
漂亮的人儿谁都喜爱。
康定的居住者有汉、有回、有藏。藏族的溜溜调、跳弦子，汉族的民歌，回族的花儿，相融相合，加上诸多歌唱家、音乐家的加工提炼，终于使这首《康定情歌》成了无可复制的经典。
这首歌究竟产生于何时？有人说是年前，年前应该是清朝中期。有专家分析说，歌曲的生成不会太早，从歌词来看，“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跑马山、康定城，就是说这两个地名在歌曲传唱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明正土司年驻进打箭炉以后，在拉姆则山上赛马，而后才将此山叫为跑马山的，那么“跑马溜溜的山”名字的出现一定是在年以后；而康定城名字的由来是年的事情，光绪三十四年改打箭炉叫康定府。……说明《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情歌最早的诞生时间也不过是年左右。
《康定情歌》的名字是后改的，原先歌名叫《跑马溜溜的山》，曲调来自于当地的溜溜调，康定人告诉我，张大哥、李大姐确有其人。
关于这个问题，当地有多个版本，也有多个争议，我看过一个资料，藏民歌手毛永刚说，早先康定城有个汉族张裁缝，有个藏族李凉粉，张裁缝之子张自才爱上了李凉粉之女李桂兰，终于喜结良缘。毛永刚的父亲依据这段佳话编成这首歌，在婚礼上演唱，为此张家答谢了他一套新帽新鞋新大褂，李家的答谢则是凉粉一盆。
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张家大哥是陕西户县人，李家大姐是本地锅庄庄主。所谓锅庄，跟内地大客栈相仿，最开始的时候，是藏族商人和内地商人易货之处，搭起帐篷，支起三块石头的锅庄，煮茶烧饭，做买卖。第二年又来，在原地搭起帐篷，支起锅庄……随着贸易的繁荣，有钱的人就不再使用帐篷，而是在搭帐支锅处盖起了房子，作为自己经贸的办事机构。钱越赚越多，房子越盖越讲究，亭台楼阁相继而起，成了舒适的居所。所以锅庄主都是腰缠万贯的藏商，他们有的就常住在自己的锅庄里，除了经营货物以外，还负责招待藏区来的商人们，有宾馆兼货栈性质。
藏地来的商人们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谁开始住在哪个锅庄，以后就世世代代在这里落脚，再不更改。
锅庄主都是见多识广的人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是各种信息收集传递的重要角色。特殊的贸易环境，汉藏商人彼此语言不通，锅庄主往往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藏商将贸易都交给锅庄主，从谈生意到收款，到货物包装发运，全由锅庄主办理，锅庄主从中收取汉藏双方的佣金。一进一出，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大锅庄主都十分富有，锅庄主的女主人常常是干练精明，拿得起、放得下，善于周旋的漂亮女子。为了展示财富，锅庄主服饰力求华美，古有文字记载：“康人衣别致，绮罗之珍，绸缎之美，库金为缘，紫铜着扣，袭多用绢、绉……”一个女锅庄主的盛装出场，其身上的佩饰价值连城。佩饰大体可分头饰、首饰、腰饰等等，即从头、发、耳、项、胸、手无不细细装点。珊瑚、蜜蜡、琥珀、松石、象牙、猫眼、黄金、白银，诸多宝物全在一人的身上出现，雍容华美，累赘无限。
年，康定锅庄总数是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家锅庄，又叫“铁门槛”，我不知“李家溜溜的大姐”是否就出自于这个锅庄。
在《康定情歌》的考证和追寻过程中，陕西人的痕迹由凸现到隐去，使我感到张家大哥、李家大姐已无专指的必要，先辈的执着、顽强、融入，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精神，通过歌曲已经传给了他们“溜溜的后代”。
离开康定，晨曦中，我站在坡上眺望繁华的康定城和洁白的雪山，湛蓝的天际横亘着沉静、悠远和清凉，城里边有我们的乡党，我们的挂牵，我们的血脉。
我想，回到成都，我要和四川陕西商会的老哥们儿将陕西会馆的土带一些回西安，那是先辈们用口袋一袋袋从陕西，从家乡背来的，它们理应回家看看，近年了……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同样是一种心劲，一种精神，是陕西游子对家乡的感念和感恩。“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那些来自家乡的黄土，最终由商会会长李春林收拢扎口，交到我的手里。它将随着我从高速公路返回西安，路程只需一天，再没有了那天荆地棘的漫漫道路，再没了那远抛乡井的暑日严寒。
西南，离陕西那样远，又那样近，我们匆匆地走，匆匆地看，走出了绵绵不尽的乡情，走出了无限的敬重和认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光，我们看到了从前，知道了身后，凝聚的气场，不散的精神是传承，是延伸。
西南天边下，那道跨越山峦的彩虹由于行走而越发清晰瑰丽，彩虹下站着张大哥。我大声喊，张大哥，你还在人间吗？
他挥挥手笑着用陕西话说：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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