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与宋词
□ 钟义民
《东京梦华录》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任何一个读过这段话的人难免心生流连神往之意吧。彼时的东京，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是城池的枢纽和玉带，梨白桃红、柳绿杏黄是城池的布景，诗文应答、觥筹交错、浅斟低唱是城池的主旋律，在这里，东京为我们诠释了何谓“温柔富贵乡”，何谓“红尘黄粱梦”。
在奢靡的社会土壤中，在优裕的士大夫生活圈中，宋瓷与宋词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中国本就是瓷器大国，而宋瓷则是中国瓷器最辉煌的杰作，五大名窑的制瓷工艺水平更是首屈一指。每次讲到“宋瓷”这个最中国化的词语，就像走近了童话世界的古堡，看到一个个工匠正用钳子和錾子摆弄一件件瓷器，每次读到有关宋瓷的记述，我仿佛走近了民间博物馆，在艺术长廊里看到流光溢彩的艺术品，初读是器物，细读是绘画，再读是智慧。你看河南钧窑的青瓷，青中有红，色彩疏淡，如蓝天中的晚霞，你看河南汝窑的青瓷，又如雨后晴空，一尘不染。它是两宋市民家居生活的构件，常常用作餐具、饮具和装饰品，既实用又精致。我喜欢它的雍容而雅，喜欢它的浑然天成，素洁高妙，更喜欢宋瓷所隐藏的东方文化思维：师法自然，天人合一。
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收藏几件产于五大名窑的宋瓷珍品，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架上，坐在其中，那时我会记得，小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英语词汇中就是以瓷器的译名“china”来称呼“中国”这个母亲国度的，唯一的区别是大小写。我可以慢慢相见，苏轼、黄庭坚等名士的书房里除了书籍字画必定有若干拿得出手的宋瓷，当他们在案头书写《寒食帖》或《松风阁诗帖》，那些瓷瓶和瓷碗，那些形状色彩和线条，不正陪衬出中国书法的底蕴和风度吗？我就这样坐在其中，在宋瓷营造的氛围中陶冶心性，净化心灵，做一回最纯粹、最地道的中国文人。那一刻，我感到时空的凝固，一天的记忆得以沉淀，让我在书香和瓷韵中获得一种温润之感，晶莹之质，让我体验着自己与古老中国的深深恋情，在迷路中发现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和自豪。
从宋瓷中不难看出，宋代文化的特征是向内用力，追求精致中的极致。而进一步强化这一特征的是宋词。宋词的产生说到底是一种消遣，以文字的方式写意生活，助歌舞，增雅兴罢了。晚唐五代的《花间集》，用词多么艳丽，其实并无多少思想底蕴在其中，读者也常常能看到青楼旖旎、诗酒风流的场景，这样的词风多少也影响了北宋初年的词风。比如柳永的词，多抒写儿女情长、羁旅行役之叹。在宋词的天空下，我仿佛相见煦暖的风儿吹过多雨的江南，吹过稻谷熟透的江南。剑锋已入鞘，伤口在愈合，新声曲度中足以把人醉倒。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怪现象：云水迷茫千山暮雪和绿柳如烟梨花似雪并存，败卒疲惫军政惨淡与笙歌达旦歌舞升平同在。每读宋词，我们时而在芳泽遍地的花丛中沉酣入梦，时而在忧愤伤时中获得警醒和振奋。宋词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以一种比诗歌更灵动自由的方式写尽了人间的至美至乐，也写尽了人间的至愁至痛。然而，它始终都没有构建出整体意义上的劲健风骨和恢弘气度来。特别是南渡之后，南宋立国，高高的庙堂和渺远的江湖都弥漫着自甘平庸、寡廉鲜耻、私欲横行的风气，宋词里有的只是南渡词人的眼泪，还有辛弃疾、陈亮等人悲壮的呼喊。
宋代的那种斯文，既让人击节赞叹，又让人扼腕长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瓷与宋词，在教化方面对国人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它塑造了温文尔雅、晶莹剔透的中国人，也塑造了自强不息、充满忧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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