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激情表达出来： 桑塔格的低语
文/何万敏
“美国公民的良心”，是专属于苏珊·桑塔格的标签。为她贴标签的，我猜，也许不是美国公民，而是美国甚至西方的知识界。贴标签的目的很简单，或者说是一种简单又讨好的做法，将这个人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便于大家看见，甚至导向认识。通常，要了解某个人可以去看简历，就像翻阅档案中的简历那般；只不过性别、学历、职业等等，几乎都是名词，中性得实在得不到千差万别血肉生命的样貌。相比而言，标签则是形容、比喻、象征，它是鲜明的符号，是某种身份、价值、意义的确认。既然是基于认识的判断，往同一个人身上所贴标签也会各不相同。标签可能贴切，也可能令主人感到不适与难堪。
问题出在，一个什么都碎片化的年代，人们宁愿概念化地去认识一个人，也根本不会花费精力去真正理解他（她）。
苏珊·桑塔格2004年12月28日在71岁病逝以后，《华盛顿邮报》称她为“无畏的思想家”，《卫报》说她是“以笔为枪的斗士”，BBC捧奉“美国先锋派的女大师”。最夸张的是《纽约时报》在超长讣闻中，罗列数十年来人们对她的分歧：亲切，孤僻，热情，冷酷，左派，右派……多达80个形容词。生前，苏珊·桑塔格对“审美主义者”“反判者”“斗士”这样的标签一概嗤之以鼻，尤其痛恨叫她“思想家”。她最满意的称呼只是简单的“作家”二字。
与批评家、媒体、读者热衷的做法类似，在位于曼哈顿西区切尔西一幢大楼顶层，一间五室中家具稀少、藏书很多的公寓里，苏珊·桑塔格在内容涉及艺术与建筑、剧院与舞蹈、哲学与精神病学、药学的历史以及宗教、摄影和歌剧的历史、欧洲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书籍中，剪报中，一本本不大的主题笔记本里，夹满了花花绿绿的便签，上面潦草地写有阅读材料的名字，写作进度。她倾其一生来阅读与写作。事实上，却从来就没有人能准确概括出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通过《巴黎评论》对她的写作颇感兴趣，并坚定地认为，那些企图对她贴标签的诚挚——尽管心怀善意——都无异于吹毛求疵，所以为她本能地抵触，还有不齿。
这当然谈不上遗憾，恰恰相反是属于她的荣誉。人们选择了以某种崇高的方式向她致敬。
我至今记得最早读到苏珊·桑塔格的文章是《论摄影》，收录在《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书中，是后来同名专著最初发表于《纽约书评》的长文。《论摄影》也是我拥有8本苏珊·桑塔格中译本阅读次数最多的(不是因为书薄，《论摄影》约12万字，而《关于他人的痛苦》尚不足8万字)，本地的一份摄影报纸约我开专栏，我经常会引述她的洞见来支撑观点。其实我是偷懒倚靠在一棵枝繁叶茂的绿树下乘凉。
影像作品所涉及的一系列视觉文化以及相关研究，用一度时髦的话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现实宏愿能否达成，本身应不是目的。用西方发明的摄影，使我们获得一种更真实的自我辨认，或者相反，使我们在大规模的自我辨认中进一步集体迷失，也已是影像时代的另一课题。
正如译者黄灿然评价，《论摄影》不仅是一本论述摄影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一本论述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苏珊·桑塔格出人意料地把摄影当作现代文化现象作出了抽丝剥茧的论述，她对摄影既喜爱又痛恨，既褒奖又贬斥。她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摄影的价值——作为记忆的一部分替代性地拥有了一个珍爱的人或物；作为信息的获取手段将现实世界的碎片填充到一份漫无止境的档案材料当中去；通过对照片还与事件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她深刻揭示出：
对现实的解释，一向是通过影像提供的报道来进行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以没有影像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的标准，来松脱我们对影像的依赖。但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当这个标准终于唾手可得时，旧有的宗教和政治幻想在挺进的人文主义和科学思维面前的溃散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制造大规模地投奔现实的叛逃。相反，新的无信仰时代加强了对影像的效忠。原本已不再相信以影像的形式来理解现实，现在却相信把现实理解为即是影像。
因而，苏珊·桑塔格得出这样的结论：
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照片之无所不在，对我们的伦理感受力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摄影通过以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苏珊·桑塔格的阐释总是这样深思熟虑。她坦言写文论总是很费力，常常会几易其稿，以至最后简直面目全非。借用她评论罗兰·巴特的话说，她的文论撰写其实是复杂工程。作为注解，她在《反对阐释》中提起阐释的意义：
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
《在土星的标志下》文论集是题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他称她是“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书名之作则写的是本雅名。向来排斥心理分析的苏珊·桑塔格，代之以星象标志来刻画人物。她笔下的本雅明出生在土星的标志下，是一位忧郁的人，一个忧郁症患者。和桑塔格同样的是本雅明也“反对阐释”。难怪桑塔格的传记作者会认为，“关于本雅明的所有评价差不多都可以理解成桑塔格的自画像——包括她所说的他的句子读起来既像开头又像结尾”。
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便加倍努力，来发展意志。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意志的“疯长”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
不错，连苏珊·桑塔格自己也承认，“谈的是他们作品中我所感到的相近的因素和情感：卡内蒂对赞赏的膜拜和对残忍的憎恨；巴特特有的审美意识；本雅明的惆怅诗意”，她进一步说，也许这些“文论是我的自画像，但同时也是真正的虚构小说”。
苏珊·桑塔格多数时候似乎都在编织一张细密的网，将围绕论题的遐思与妙想收入网中，再去推进与建构思想批评的话语；作为读者而言，我为之着迷的慢慢已不是格言警句式的结论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其丰富的过程繁衍出的论述魅力和独特的解剖方法。重要的是她还算不得偏狭，不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时快感，连激情都带有几许静谧的优雅。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被损害被侮辱者的身边，她给予的不仅是关注和同情，更多是作为一个同类的责任。苏珊·桑塔格实际上经历过三场战场，一次是去遭受过美国炮轰的北越，为了亲眼目睹战争的惨烈和长久的贻害，此后写出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第二次是到战火正酣的以色列前线拍了一部《应许之地》的电影；第三次是波斯尼亚战争，在萨拉热窝的日子成为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认为，真正去战火纷飞之地旅行，而不只是在脑海中想象，会显得很离奇”。她讲起对战争最初的记忆，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做毛皮生意的父亲，在日本入侵时在当地亡故，当时她才5岁。
“9·11”事件发生后，她立即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成了政府外交政策严厉的批评者。
她早就认识到——所谓作家，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关注的人。
但如前所述，她也并不刻意成为“反叛者”，在熟悉她的译者姚君伟看来，“实际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而更像欧洲知识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欧洲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国的，但更是欧洲的”。同为翻译家的黄灿然说得更直接，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她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
苏珊·桑塔格记得自己6岁就开始阅读“真正的书籍”了，传记和游记等等，随后迷上爱伦·坡、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和佩特的作品。“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是在对文学自得的谵妄中度过的”。她18岁便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校园里最崇拜的三个哲学家是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还有作家普鲁斯特，特别是卡夫卡。她拒绝了大学教书的无数邀请，专心写作；与此同时，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音乐学及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她微笑着说：“我的兴趣太广泛了。”
苏珊·桑塔格坚称自己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是作家，最后才是批评家。这与其得到的评价恰好相反，批评界绝大多数关注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然后是作家桑塔格，对读者桑塔格的关注则少之又少。我们知道使她立名于国际文坛的，更多是她那些目光敏锐、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文论，但我们也别忘了她本人对虚构文学的喜欢，以及出版过《恩主》《火山情人》等小说，它无疑应该是苏珊·桑塔格的一部分，作为作家整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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