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一起轰动的“冤魂附体”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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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开头，正如每部戏剧都有一个缓缓拉开的序幕，莎翁的名作《哈姆雷特》也不例外，这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的缘起，就是父亲的冤魂向哈姆雷特讲述自己被害的经过……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哈姆雷特搭上了自己乃至爱人的性命，才杀死了罪恶的叔父。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冤魂另有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复仇方法，那就是直接附身在凶手身上，让其自供罪状或自我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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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不语》是清乾隆年间出现的两部伟大的笔记小说集，而这两部书的作者，纪晓岚和袁枚，又是那个时期的两位文学巨匠。众所周知，这两部书都是用看似荒诞不经的文字讲述着怪力乱神的故事，全景式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状、市井百态，而且它们也都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案例，比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一起“冤魂附体大案”，就是被这两部笔记共同记载的一桩轰动朝野的诡案。

一、审盗窃案审出了凶杀案

乾隆庚午年间（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库失玉器”，官吏们便对住在官库附近的园林工人逐个审问，轮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时，官吏还没提问两句，忽然发现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对，脸色惨白，目光呆滞，嘴角抽搐了几下，忽然发出一种只有稚嫩童子才能发出的声音说：“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却是他杀的，我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人的冤魂！”

官吏吓坏了，两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乱，毕竟那是个每个人心上跑鬼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冤魂附体，都哗然起来，主审官好不容易才稳定住局面，觉得这等诡案，自己这衙门万万办理不了，于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审官，“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这个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纪容舒做过云南姚安知府，所以纪晓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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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都称他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仪到任后，对那个身是常明、魂不知名的人进行了审理。那人继续用稚嫩童子的声调，讲述了一件恐怖离奇的凶杀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岁，家住在海淀，父亲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节（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观花灯，路遇邻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乐，夜深人静的时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开始调戏我，并对我动手动脚的，我一边抗拒，一边叱骂他，并告诉他回到家要把他对我做的事情告诉我父亲，常明一听，顿时目露凶光，把我拖到一个僻静的小巷子里，用衣带将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亲找不到我，十分着急，打听到观花灯时常明曾经与我在一起，怀疑是常明把我绑架藏起来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状，连刑部都惊动了，派出人仔细查访，却没有结果，只好以缺乏证据，别缉真凶来搁置此案，两位大人请替我伸冤报仇啊！”说着那人啼哭起来，哭声依旧是个没开嗓的童子音。

纪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厉声问道：“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虚，本官自然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告状呢？”

“大人明鉴，我含冤在身，无处投胎，变成了孤魂野鬼，便日日跟着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后投奔衙门告状，但每次到离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觉得炽热好像烈焰烧烤一般，不得接近，后来热量稍微减轻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渐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然发现他身上热力全消，又赶巧衙门审玉器失踪的案子，他自己站在公堂前，我正好附身于他。”

余文仪还是不敢相信，问道：“那你还记得去年你被害后，刑部提审常明的日期吗？”

那人立刻说出了一个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两位主审官问其尸骸所葬何处，那人便准确地说出了在河岸的第几棵柳树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发现了一个少年的尸体，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

二、两份记录的相同与不同

此案轰动京城，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去河岸边看“犯罪现场”，指着那个挖出二格尸体的尸坑吐沫星子横飞，而在朝堂上，也引起轩然大波，“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

官府的审理还在继续，受审者也依然处于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状态，“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最神奇的是，还出现了两种声音互相辩论的情状，偶尔“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

虽然这个人到底是常明还是二格还是一个谜，但常明谋杀二格一事，确属无疑，刑部以实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依法处死人犯。谕旨下达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格的灵魂十分高兴，二格生前是个走街串巷卖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卖糕时的吆喝声来，他的父亲听了放声大哭，说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吆喝声了，他问儿子的冤魂，冤魂说：“我也不知道，父亲保重，我去也！”从此，便仿佛脱离了常明的身体一般，“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此案之诡奇，就是今天听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记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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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读者诸君可能会觉得，没准儿又是纪晓岚打着他老爸的旗号胡编乱造的故事，但是无独有偶，中国文化史上另外一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语》中也记述了此案，而且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从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间的《邸抄》类似今天的内参，专门向外官传达皇帝谕旨、朝廷政事或机枢动态，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将袁枚的记录和纪晓岚的记录相比对，就会发现这一诡案更多的历史细节。

按照邸抄上的报道，玉器失踪的地点更加详细了，“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而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挑土工人，“召执役数十人立而讯之”，一个名叫赵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称名叫常格，年十二岁，在到市场上买东西的路上，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用刀杀死，埋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验伸冤”。

可以看出，无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龄、受害经过、埋尸地点，全都与纪晓岚的记录不符，但是除了这些元素外，冤魂附体这一主要案情是确凿无疑的，案件移交刑部后，捕役在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尸骨，“尸伤宛然”。刑部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主要纠结在赵二是否算“自首”上，“赵二自吐案情，迹似自首，例宜减等，但为冤鬼所凭，不便援引此例，拟斩立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准奏。

对比纪晓岚的记录，袁枚的记录案情相对简单，没有冤魂畏惧凶手身上的炽热之气等细节，平铺直叙，可信度却更高。

那么，真的有冤魂附体吗？

事实上，这一案件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鬼上身”，是同一性质，医学上叫“癔症性附体状态”，表现为一个人突然改变了性格特征，在语言、姿态、声音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代医学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癔症性附体状态与幻觉是同样普遍的精神异常，根本原因是潜意识的爆发性表达，患者往往因为长期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有强烈的潜在诉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倾诉无门，长期的压抑和扭曲，导致一旦遇到某个突发事件，而这一事件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沉重心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时，疾病就会发作。

比如乾隆年间的这起“冤魂附身奇案”，就是作案人因为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少年，而长期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总怀疑受害者的冤魂围绕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一年后，当内务府审讯一桩古玩失窃案时，他误以为东窗事发，再也撑不住了，用受害者的声音和举止讲出了自己的罪行。

三、运河上突现冤魂附身

类似冤魂附于正凶身上揭露凶杀大案的事例，在古代笔记中并不多见，偶尔见之，也多记载在演绎多于史实的笔记小说里，而在严肃的史料笔记中则十分稀罕，所以，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的一则记载，就非常引人瞩目了。

隆庆（明穆宗年号）初年，有个在苏州当兵的人姓丁，曾经因为小过失被收押在监狱里，等出狱后，突然暴富，被提拔为负责漕运的卒长，运粮入京。完事之后，他和手下人坐着船回苏州，正饮酒作乐，“忽作异方语，瞪目改容，切齿恨骂，将自戕”。众人赶紧把他的刀夺下，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丁某说：“我是个盗贼，在苏州的大牢里曾经与丁某同处一室，私下里跟他说：‘我犯的案子太重了，必定会被处以死刑，断无生理，我以前偷盗过的宝物，分别藏在几个地方，我把地址告诉你，你去取了财宝，尽可享用，只求你帮我收尸埋葬，并拿出少许金银送给我的老婆孩子，足矣！\’丁某答应了，可是等他被释放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取走不说，一个子儿都没有给我的老婆孩子，还买通了狱卒将我杀害，此仇实不可解，我今天绝不放过此人！”说完开始自己狠狠抽自己的耳光，“狞恶不可制”。

众人一听，才知道是冤魂附身了，苦苦哀求道：“你说得甚是，但我们一起运粮入京，回去时候少一个人，且死因说不清楚，何以自白啊，既然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想必报仇也不必急于这一两天，能否等回到苏州之后再向他索命啊？”那个附于丁某身上的冤魂道：“言之有理，我就让这厮多活两天。”说完，丁某“昏卧若沉醉者”，等到他慢慢醒来，对自己此前“鬼上身”的事情浑然不知。

众人一想到同船有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浮现的冤魂，就毛骨悚然，又怕路上再出什么事情，催促船家把船划得再快一些，很快就到了苏州。

很快，丁某被冤鬼上身的事情传遍了整个苏州，大家都来看丁某，那个冤魂也是人来疯，偏偏在这时上了丁某的身，“则复理前说而加详焉”，说到极痛恨之处，自己动手挖自己的双眼，拔出自己的舌头，然后满脸是血地在荒野中哀嚎奔走了好几天，终于死在街衢之间……

为了证明此事的真实性，沈德符在这则笔记的结尾还特地加了一句：“吴中张伯起目睹，为予言甚详。”古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癔症性附体状态”，在这一类故事中，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善恶终有报”的世界观。面对邪恶与不公，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之中，莎士比亚戏剧也好，塞万提斯小说也罢，我们看到的多是拔剑相向，而在中国古代笔记里，我们看到的多是“以待来生”，前者最终让西方走向了法治精神，而后者则让我们长期陷身于阿Q精神……如果今天还有人面对不法行为和不义之举，抱着“忍他、让他、避他、由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的态度，那可真是连古代笔记中的鬼都不如了。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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