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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懂《围城》的她

兰州晚报 2016-05-26 09:04 大字

杨绛儿时

杨绛先生曾说过,如果她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但是,先生是少有的我们还能称之为先生的女性大家,她温婉而坚毅的品性诠释了这个世界上女性所能昭示的最高境界,这是蕴藉的锋芒与空灵的通脱。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让大家一起静静回顾先生的一生,看看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那是超越生死的叙述,是含着微笑的无常。希望我们的心意没有打扰到先生与家人在天国的团聚,先生走好!

成长与求学

1911年,杨绛先生出生于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清华虽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当时,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同班同学,费孝通先生一直视杨绛为初恋,还曾追求过她,不过被杨绛拒绝了。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时,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为乐。

与钱钟书的相遇

1932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

后来,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

1935年春,钱钟书获得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她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同去英国。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满腹经纶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什么事都没让钱钟书操心,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时,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回道“我也一样。”在英国,他们的女儿钱媛出生了。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围城》与“杨绛”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后来,杨绛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1943、1944年,署名为“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相继在上海公演。《称心如意》经历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依然还在舞台上公演。

创作、翻译之旅

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交稿时叶公超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

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这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杨绛被安排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时,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从干校回来后,杨绛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这部《堂吉诃德》译本至今被业界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三反”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旧版新版)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钟书与围城》。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发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我们仨》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后来,她回忆道“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2001年,她出版《从丙午到流亡》。当年,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800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7月17日她的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只为“避寿”。

2003年,杨绛93岁,她出版了作品《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同年,她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

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15年7月17日,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身体依旧很好,思路依然清晰。

独留人世间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三层楼的老房子,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她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但从丈夫和女儿离世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她把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视为“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

杨绛一生的作品曾获奖无数,探针就不一一罗列。曾有人这样评价她:“她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卢翎这样评价她的文学:“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周国平则评价她“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但这些评价,甚至,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这些头衔,对于杨绛来说,或许都,不是最重要的。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难掩她的风华。她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多年前,钱钟书老先生便已经给了她这一生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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