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河畔的遐思□方鹤影
一个美好而有意味的巧合，不期而遇几位大师先贤，我感到欣慰。那天，我去上海拜访一位小提琴教授后，去虹口区参观鲁迅纪念馆，凭吊了鲁迅墓，还在暮色苍茫中选出四幅照片，发了一条微信：小时候上学就喜欢读鲁迅的散文，1990年买了新版16卷套《鲁迅全集》，每次展读先生文章，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语言，让我受益匪浅。今生受先生思想和文学恩泽不浅，至今才到墓前，深鞠三躬，以表达内心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第二天，市作协通知，市文联要举行新诗百年纪念活动，组织部分诗人作家赴胡适及汪静之家乡绩溪上庄采风。才拜鲁迅墓园，又瞻胡适故居。现代文化史上的巍巍双峰一瞬间推至眼前，无形的力量落在心中。
参加纪念胡适的活动我感觉有些突然，自己读过的胡适作品不多，二手资料与原型总是隔着厚厚的一层。走在上庄常溪河畔，我不由猜想，是诗人又是学者的胡适先生，会用一种什么样的词句来描写自己的桑梓呢！这里是一片平阔的盆地，四周有黄山支脉环绕，山静静矗立，不高却厚实。河流从村前流过，河床不宽不窄，水流不深不浅，透亮的浪花似乎唱着清新悦耳的歌。如此山水，是很容易让人想起胡适先生永远留在脸上的微笑，让人联想到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宽广平和的胸怀。水口处有四株大杨树，分成相隔不远的两组，显得既节制、有节奏，还有情调。时至仲冬树叶落尽，树枝或粗或细有曲有直，错落交织成一幅速写，阳光从树间照射过来，这画又转换成一幅剪影。可以想象，盛夏时节，当它们同时挂满茂盛的绿叶，树底下肯定是一片诱人的浓荫，常常有三五成群的村民和路人集聚于此，兴致勃勃地说着些与胡适有关的话。估计这四株老树的年龄不比胡适大多少，胡适不会像现在的人，把它当做上庄的象征。在胡适的记忆里，或者干脆就是在心里，上庄就是一簇小巧可人的兰花草，人走到哪这兰草就带到哪。“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当这支小歌先在北平唱起，继而在大西洋彼岸唱响，最后在海峡两岸反复传唱，清新质朴的旋律在亿万人心底回旋缭绕，谁因此看见了胡适笑容背后，那一丝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忧伤！不少人发表过高见，说如果胡适当年留在大陆，日后的结局必定如何如何……历史不喜欢假设，但我们可以想象，去了台湾，从此与故乡天地两隔，这是胡适今生无法弥补的痛。因为不仅母亲和同父异母长兄、他的“两个大恩人”，就连他深深爱恋的女人，最终都留在故乡的土地，他至死不能对他们看上一眼，更不可能在墓前献上一朵小小的白花。
一种叫人无法释怀的悲怆！
胡适故居内多处板壁和花窗都雕有兰花草。不远处的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摆放着二十多盆兰花草，都是从附近山上挖来的品种，有人很想带回一盆胡适故乡的兰花草而进门问价，得到的却是一声“不卖”！为什么不卖呢？也许是兰的主人太喜欢自己邻里乡贤胡适写的那首歌，所以要栽满兰花草，以慰藉胡适的在天之灵，甚至成为指引他梦里回家的小路……
由于活动时间安排上的巧合（也许并不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的有意为之），更由于历史和政治赋予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极其幽邃的特殊关系，不论漫步在青石铺就的小巷，还是在胡适故居听老房子里的故事，鲁迅的影子常常在我眼前闪烁。
那天走进墓园，见鲁迅塑像前大片草地入冬后依然葱绿照人，两侧的白玉兰及周边整齐的柏树，长势依然旺盛。我至今没有去过鲁迅的故乡绍兴，虽然多少年来那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也是徐文长的故乡，不远处的余姚即是王阳明的故乡）。也许越是想去的地方越不愿意随便进入，以免显出草率和不恭；或是越是想去越希望长久持续那一份神圣。还有一个原因，顺着《故乡》《祝福》《孔乙己》等书名叠成的小路，我似乎到过鲁迅的故乡，不仅见过酒店、乌篷船，还认识了闰土、祥林嫂、孔乙己等好多人。而不像上庄，在双脚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我对这里是陌生的，除了兰花草，说不出有令人神往的东西。
胡适和鲁迅都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既有美学价值，又有历史意义；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同时也是其顶尖之作。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双璧。胡适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试图凭一己非凡的才情为传统文化另辟蹊径；鲁迅想通过平等意识和人文关怀重塑民族精神，他的杂感既是言论又是美文，被尊为语言大师。比较两位大师的异同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有趣话题，有人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又说鲁迅重破坏、胡适重建设。听起来很有意思，但细想未必精当。鲁迅和胡适也许走的路径有差异，却都是代表整个民族在抗争，只可惜苍天不曾眷顾鲁迅，他终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在蓝天之下建立伟业；胡适的命运也相差无几，他希望选择政治达到目的，政治却没有选择他，他满腔热情请来的大洋彼岸的德赛两先生，却在当时的中国水土不服。
打两个比喻，如果说胡适像莫扎特，鲁迅就是贝多芬。莫扎特是神童和天才，音乐典雅秀丽，如阳光一般热情温暖；而贝多芬是狂风暴雨，可以激起一场革命。如果说胡适像莫奈，鲁迅就是梵高。莫奈刻画出光线与色彩的瞬息万变，缤纷绚丽美不胜收；梵高以火焰般的笔触，直接将人们的内心点燃。透过照片和文字可以看到，胡适先生的笑容和双眸，如徽州天空一样蔚蓝纯净。而政治的天幕要复杂和丰富得多。瞿秋白始终对俄国文学翻译和创作怀有浓厚兴趣，他总结自己人生的绝笔文字，我不知道胡适有没有机会读到，也不知道胡适在人生的晚年，有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
除了鲁迅，思想巨人、徽州先贤戴震，也以倔强的姿态几次闯入我的脑海。因为手上正在做着几件与戴震有关的事，戴震与胡适之间的一段风云际会，让我总觉得徽州人纪念胡适，不能不感念胡适在戴震身上的独特眼光和巨大付出。
有人说胡适没能写出整部哲学史大纲，是因为他不懂佛学难以下笔，但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认为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进行深入研究，更有意义。胡适说1922年从友人那里借来《孟子字义疏证》，途中在一家小饭馆随便翻看一卷，就强烈感到此书的厉害。他下大力加以研究后，写出了自己的哲学代表作《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很早便留学美国，传奇般的36顶博士帽，似乎说明他的学术根底在西而不在中。但是，他对戴震情有独钟，就表明他们思想有同构性。在徽州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两位不同朝代的大学者，在学术的天空上相遇、相知并相惜，这是佳话也是奇迹。胡适将戴震与朱子和王阳明，并称为八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三个极重要的人物，牢牢确立了戴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杜威实验主义门下的胡适被人们视为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典范，胡适又视二百年前的戴震为中国自由主义和科学人生观的先驱者，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找到了中国源头。
胡适把戴震作为自己的先师，为此几乎付出了后半生。胡适一生唯有的大部头著作，是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考证，不说是为戴而作，也是因戴而起。胡适搜集到四十多种《水经注》版本，梳理出千百个证据得出结论：戴震在主校《水经注》时并未见过赵一清校本，赵本与戴本有相同之处，属于平行研究的巧合。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后的程朱理学信徒诬陷戴震抄袭，是为了报戴震颠覆程朱理学的一箭之仇。专家们都知道，胡适重新考证《水经注》为的是支持他的科学精神，但作为戴震和胡适的徽州故乡人，我却感受到了胡适对家乡人的那份深沉而强烈的情谊。
胡适和鲁迅既是各走各道的论战对手，也是惺惺相惜的学界旧友。胡适和戴震的故事更耐人寻味。胡适借助戴震的桥梁使西学与国学无缝对接，洋博士兼国学大师；戴震学问深埋两百年，得利于胡适等人的慧眼挖掘，巨大价值才如出土的汉简一样显现出来，耀眼的光辉照亮了幽长的历史隧道。行文至此我突发奇想，鲁迅与戴震之间必然也有牵连的丝线。虽然在鲁迅的笔下尚没有发现戴震的踪迹，网上搜索也没有结果，但两句惊天相似的警世格言，披露了他们跨越两个世纪的默契，戴震说理学“以理杀人”，鲁迅说礼教社会“吃人”，真可谓异口同声。
站在常溪河畔，脑子里转动着大师们的身影，宏大而精彩的画卷一幕幕拉开，历史仿佛仍在眼前。那位绩溪诗人，在胡适“睿智而满含慈爱”的眼神注视下，激情朗读自己的诗篇，述说如何在北京胡同找寻胡适故居的有趣经历，还有怀着浓厚文艺情结且相貌靓丽的上庄镇女镇长，满怀憧憬地介绍上庄下一步的发展蓝图时，特别是联想到前不久意味深长的“习马会”，我深深觉得时光如水，大师们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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