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波诡云谲， 做记录者还是旁观者？
文/何万敏
今天是农历“大雪”，又一次雾霾被告将袭首都。在京城短训的小弟微信开玩笑，说帮助吸几口脏气为首都人民作贡献。前几天的最黑雾霾阴影未散，网上一遍哀叹伦敦的旧景光临当下之声。
我想起整个夏天，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经济数据疲软，构成了中国经济头条的一切，各种负面和悲观的言论在市场蔓延。然而，美国《时代》周刊8月底的一期刊发文章，报喜属于“中国的十年”已经开始。
正是中国，已是全球活跃的兴奋点。20世纪以降，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尤其是高速变革的当下，“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说这话的人叫欧逸文，《纽约客》杂志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他的前任彼得·海斯勒，就是写出《江城》和《寻路中国》畅销书的何伟。
我一个在大学带传播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朋友，指定这两本为必读书，要求学生为此写出万字书评。他由衷赞叹《江城》，“算得上是非虚构写作范本”。
该书在美国获得过呦口的奖项，“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而《纽约客》负责所有非虚构作品的执行编辑多罗西·威克登则夸奖彼得，“不像其他报纸的记者那样，浮在空中夸夸其谈”，云云。
《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2001年，中文版的译出已在11年之后。巧合的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在梁庄》就首发在其中。这本老牌纯文学刊物别出心裁，没有将梁庄置于“报告文学”名下，极大程度上捧红了作家梁鸿。据说青年评论家张莉曾问梁鸿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那个作品如果发的时候不叫“非虚构”，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
作为国内“非虚构”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评论家李敬泽界定，非虚构写作包括四类：非虚构文学、特稿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和传记。这个界定参照的是，雪莉·艾利斯在《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引进这本被视为非虚构文学写作领域的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写作有了许多动静。
“非虚构”显然对应“虚构”而言。简单地说，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虚构就是文学创作。
其实，对于非虚构作品，我们并不十分陌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在中国被称为杰出的报告文学，颇受欢迎。我们看见，一个与国内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中 “金光闪闪”不同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斯诺1936年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搜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中译本征得本人同意改名《西行漫记》。斯诺成为第一位采访到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泽东不是符号，是活生生的人。斯诺曾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他的观察一望便知其知识背景。同为美国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后来认为：“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质上，“非虚构”是有意要去区别“虚构”，就是避“虚”就“实”。所以，非虚构作品强调“真实”，不但是对写作的基本要求，更是作家基本的伦理标尺。它要求作家改变以往依靠“二手材料”进行随意想象的写作习惯，以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积极地观察社会人生，尽力揭示真实的荒诞性。李敬泽说得好，一部非虚构作品，首先就和读者达成了一种“真实”的契约。他以《中国在梁庄》举例，作为读者总是近乎本能地知道什么是真实或不更真实，什么是不真实。这种“知道”既涉及世界是怎样的，也涉及我们对这个“是怎样”的认识和判断，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成为了“世界观”，就是非虚构中的“现实感”或“真实感”。
那么，梁鸿笔下的梁庄是怎样的呢？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推动生命力与活力。
几近空镜头般的景象，如果你的脚步也曾踏上生产与生活条件窘迫的农村，立马会感到似曾相识。于我而言，身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凉山州面积六万余平方公里，有四万多平方公里成片贫困区——困境比梁庄尤甚，还伴随着毒品与艾滋病蔓延与扼制的艰难较量。
我在《冬春的日子》写过凉山农村：季节周而复始地在各地呈现不同的侧面，搅乱了时节本身。桃花红、梨花白、油菜花黄，还有声声慢的布谷鸟，这些能够判断季节的造物在城市里都是稀罕。惟有不稀罕的是，上涨的物价，“瘦肉精”催大的猪，呕吐污秽尾气拥堵于大街的铁马。城市的傲慢，咄咄逼人，远没有乡野来得淳朴。只是匆忙的脚步，为生计，为糊口，为实证自我存在。找机会我仍然会鼓励依洛拉达乡校园读书的孩子，长大后要去城里闯荡，即使碰壁，抑或卖苦力，也要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本来，如今的一些村落，年轻的壮劳力都奔赴都市打工而去，村庄已远，季节亦淡。
2015年夏天，一篇凉山女孩写的作文《泪》被贯以“最悲伤作文”，在网络惹得沸沸扬扬。年底，随着台湾学者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简体中文版在国内推出，凉山再一次为媒体关注。有美国人类学者高度评价，说这是继林耀华在1940年代之后、中间隔了数十年第一本深入凉山蹲点的民族志。尽管这本书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非虚构写作，可我还是愿意推荐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凉山。
田野调查当中会用到许多口述实录，新闻的特稿写作也须以详实的采访支撑，确保内容的真实；更不用怀疑，非虚构作品惟有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理解和详尽把握，才能拥有深度的还原能力。
彼特·海斯勒在《纽约客》的处女作，篇名《野味》，写的是他在广东一个小村萝岗吃鼠肉的经历。他写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但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
通常，《纽约客》要求记者，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别说一个专题写作了，同样做媒体，似乎别人没有我们的飘浮与急躁，他们专注某件事的态度与敬业，远远地把我们抛在不断赶路的他方，而他们只肯留在地上，像一棵大树伸根下去，经受阳光的照射和雷雨的荡涤。重要的是，由此获得生长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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