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博科圣地”
今年5月’尼日利亚军队从“博科圣地”手中解救出275名妇女儿童’包括图中这位女性\’但其中没有被绑架的奇博克女孩。
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肆虐,接受世俗教育的女性成为主要受害群体之—,去年他们在奇博克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时隔—年多,从“博科圣地”手中逃出的奇博克女孩在—所新的学校找到了机会和希望。
惊险相会
2014年8月30日，将近早上六点钟，在尼日利亚东部边境的阿达马瓦州，位于约拉市的尼日利亚美国大学(简称AUN)内，校长玛吉·恩赛在自己办公室见到了学校的保安队长莱昂内尔·罗林斯。罗林斯带来一个坏消息:他奉恩赛之命，去找几位保安，准备执行一个大胆的任务，但是这些保安全都沉睡不醒———或者假装沉睡，无法叫醒。“他们害怕。”罗林斯说。
身为大学校长，本不需要就是否大胆深入敌方领土作出决定，但这个星期六的清晨，当天色破晓，身高仅1.5米的玛吉·恩赛却极度紧张。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校长看着我，我看着她。我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罗林斯回忆说。
“我们去。”恩赛说。
于是，他们乘着两辆丰田汽车，向北进发。因为那些叫不醒的保安，这支救援队伍的规模比计划中小了很多———只有4个人:恩赛、罗林斯、司机和另外一名保安。车子沿着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公路全速前进，经过干枯的灌木丛，深入偏远乡村———由残忍无情、全副武装的极端武装组织“博科圣地”(BokoHaram)控制的地盘。
罗林斯生长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拥有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是美国海军的一员。他跟尼日利亚北部的民间自卫组织有联系，出发前他想如果遇到意外，或许可以向那些人求助。“一路上我都在脑中演习战斗场面。”他说。
经过3个小时紧张的赶路，随时准备着被手持自动步枪的恐怖分子袭击，最终这小小的队伍拐过一个角落，恩赛看到了她想见到的人:11个女孩子及其亲友正站在车子扬起的大团尘土中，对着他们挥手、喊叫。
这些女孩都是奇博克(Chibok)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奇博克本是尼日利亚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现在国际知名，是因为2014年4月，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袭击事件:“博科圣地”闯进当地一所中学的宿舍，将200多名尚在睡梦中的女学生强行押上卡车带走。这可怕的罪行引起了全球关注，多个国际组织和许多名人———包括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都敦促尼日利亚采取行动，营救这些女生，社交网站推特上也发起了“带我们的女孩回家”(#BringBackOurGir1s)的运动。
那晚被绑架的276名女生中，有57人中途设法跳车，逃进了灌木丛。她们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跟家人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夏天，每晚都害怕“博科圣地”卷土重来，再次将她们带走。其中一名女孩的姐姐就在AUN读书，于是她大胆前往恩赛的办公室，向她发出请求:“您能帮帮我们吗?”
经过思索，恩赛决定把一些逃出来的女孩接到AUN。她们可以住在校园内，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开始大学学习，一切费用都由全额奖学金支付。面对这样的规划，女孩和她们的父母非常高兴，于是冒着巨大风险，在约定的时间从家里赶到约定地点。“她们十分恐惧，非常瘦弱，”恩赛说。“没有钱，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用一个小塑料袋就能带走。”
恩赛探出头去，跟孩子和她们的家长打招呼。罗林斯说，她以“冷静而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很快就有当地人闻声过来看热闹，现场聚集了200多人，罗林斯警惕地盯着人群边缘一群男子，似乎没人认识他们，“我们知道‘博科圣地\’在当地活动。”他转身对恩赛和其他人说:“我们还有10分钟，赶紧告别。”然后他开始倒计时:“5分钟……3分钟……2分钟……快，上车!”
“世界人”
5年前恩赛成为AUN校长。但早在那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位“世界人”。她在美国加州富裕的Wood-1andHi11s出生长大，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从小就习惯四处旅行，新加坡、土耳其和法国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我父母都是航空业先锋，”恩赛说。“我爸爸1940年开始在西部航空装货，后来成为泛美航空一名管理人员。在人家都挤破头考注册护士的时候，我妈妈当了空乘。”恩赛在马里兰大学读到博士，很快成为一名经济发展专家，在学界小有声誉。她特别关注非洲的经济发展，先后在哥伦比亚和乔治敦教书，在东非主持了一个艾滋病临床医师管理项目，同时研究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2009年，她在太平洋大学执教并任副教务长时，受聘到尼日利亚主持
AUN工作。
恩赛在尼日利亚的面试开始得并不顺利。“我在阿布贾下了飞机，没人过来接我。”她说。“于是我就搭了一辆出租车，住进了一家破旧的旅馆。凌晨两点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是不是被绑架了，我说没有，‘我在旅馆里呢。\’对方说，‘我们一整晚都在找你!’”
渴望面对新挑战的恩赛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在加州时医生就警告———她会在尼日利亚丢掉性命，因为恩赛对花生严重过敏，而那恰巧又是尼日利亚的主食之一。当时20岁出头的女儿凯瑟琳陪她到了约拉———凯瑟琳早已习惯“冒险生活”，曾陪着离异的妈妈去过危地马拉和非洲最偏远的角落。两周之后，恩赛到约拉机场送别女儿，当飞机结束滑行，飞向蓝天时，恩赛开始抽泣。“我转过身，看见几百人站在航站楼那边看着我。我想，‘他们可能觉得一个疯子搬到约拉来了。\’但当我走向航站楼，人们纷纷握住我的手。那一刻我知道我在这里会好好的。”
在学校，恩赛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改造:解雇教师，重整保安队伍，甩掉通过不正常手段赢得学校业务的承包商———他们从学校捞取数百万美元的好处。她主持新建了几栋楼，包括宾馆和图书馆，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课外项目，鼓励植树。她要求所有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直接帮助约拉的弱势群体———给街头儿童补课，带他们从事体育活动，在战争难民安置中心发放食物和衣服。她认为这些项目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有效制衡极端暴力的宗教意识形态。“约拉的孩子没有加入‘博科圣地\’的，”坐在办公室里，她骄傲地对我说。
教育的力量半个世纪前，尼日利亚似乎马上就要走上繁荣之
路。1956年，尼日尔三角洲发现了石油，给尼日利亚带来了财富和希望，人们期待这能让北部(以穆斯林为主)和南部(以基督徒为主)的冲突得到缓解———这种南北矛盾是殖民者任意独行、划界而治的结果。但是，事态的发展让人失望，一个个政府先后上台，但无一例外十分贪婪。据统计，独立以来，他们偷走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石油财富，加深了国民的贫困，令宗教冲突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尼日利亚的教育不容乐观。在北部，世俗教育模式从未占据上风，那里约有950万名儿童上的是宗教学校。总的来说，在尼日利亚3000万学龄儿童中，约有1000万没有接受任何教育。中学毕业生中，有80%无法考取大学，而国民识字率仅为61%左右。尼日利亚联邦和各州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但两者都因长期财政不足，教师队伍质量普遍低下，女生比例仅为三分之一。
恩赛觉得，要想对抗这个国家的腐败和失能，只能从教育入手，以民主、透明和宽容的价值观教育新一代，他们或可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更好的方向。威廉·贝特朗是美国杜兰大学国际公共卫生学教授，AUN董事会副主席。在他看来，恩赛有种“不可思议的责任感”，“她的教育生涯中贯穿着‘发展大学\’的理念。”
事实上，恩赛最珍视的价值观———世俗教育和知识探索———正是“博科圣地”所憎恶的。
“博科圣地”2002年发源于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博尔诺州是尼日利亚最贫穷的地方。“博科圣地”创建人是“自学成才”的原教旨主义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他认为地球不是圆的，而是平的，进化论是纯粹的谎言，尤其讨厌西式教育。2009年，他的追随者与尼日利亚安全力量多次发生冲突之后，尤素夫被警方逮捕并处以死刑。一年之后，他的信徒———大约5000人———对政府宣战。 在这轮席卷北部的残杀浪潮中，15000人死于“博科圣地”之手。
“博科圣地”这个名字并非该组织自己取的，而是迈杜古里居民和当地媒体对它的称呼。当地的豪萨语中，Boko意为“西式教育”，而Haram在阿拉伯语中则有“禁地”、“禁止”之意(该组织成员喜欢自称J“m“’“tuAh1i“Sunn“Lidd“‘“““ti““1-Jih“d，意为“先知教诲与圣战宣教者”)。它鲜明地反映出尤素夫对于世俗学习的憎恨，他认为那是尼日利亚腐败的精英阶层用于掠夺资源的工具，因此“博科圣地”对于学校的攻击并非偶然。
噩梦之夜
奇博克政府中学是一家女校，位于博尔诺州一片丛林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是来自附近贫穷农家的基督徒。多年来，“博科圣地”经常在博尔诺州绑架女孩和年轻妇女，强迫她们嫁给武装人员，并在他们的营地和安全点充当奴工。在绑架者手中，这些女孩经常遭遇强奸。此外，受非洲大陆“娃娃兵”风潮浸染，也让她们拿起武器，参加军事行动。不到两个月前，“博科圣地”武装人员袭击了附近约贝州的一个男生宿舍区，杀死了59名男孩。他们将宿舍门锁上，点起大火，活活将困在里面的孩子烧死。试图逃出来的孩子则遭到枪击，或被砍死。政府随后关闭了博尔诺州所有公立中学，但2014年4月中奇博克这所女校又短暂开放，以便让高年级生完成大学入学考试。州政府和军方向家长保证会提供全面保护。事实上，“博科圣地”突然来袭那夜，只有一位岗哨守在学校大门前。
很多女生当时以为突然出现的武装人员是过来保护学校的尼日利亚士兵。“但我看到有些人脚上没穿鞋，觉得不太对头。”一名19岁的女孩后来告诉恩赛。“……他们不断跟同学们说快走，快上车，我就从窗户跳了出去，然后开始狂奔。”
与此同时，十几名武装人员冲进了宿舍。他们分成几组，一组守住那些女生，另一组洗劫了学校的厨房，将一袋袋大米、玉米和其他食品搬上了车。还有一组点起火，把房子烧了。他们用枪指着女孩们，逼着她们上了车。
一小部分女生比较冷静，途中抓住树枝，荡出了车厢，还有一些趁中途停车到树林里上厕所时跑掉了。在恐惧之中，她们穿过灌木丛，跑过一片片金合欢树和猴面包树，最后跌跌撞撞走过田野，回到了自家的土坯房前。
自那以后，“博科圣地”出没于各处，219名被绑架女生至今没有一位获释。去年秋天，“博科圣地”推进到约拉境内，在占领的城镇中实施宗教法规，焚烧书籍，绑架女性，强行拉年轻男子“入伍”，抵抗者则遭到处死。40万人逃往约拉市，使其人口翻了一番。“员工对我说‘我家住了20个人，’”恩赛回忆说。“我们发放大米、玉米和大豆……但每周难民的人数都在增加。”
尼日利亚军方建议学校关闭。“学生家长、学生和教职员都敦促她离开，”罗林斯说。“但是她仍然保持冷静。她这个人机警而又坚定，从不动摇。”此前一直有传言说“博科圣地”不敢袭击约拉，因为他们的力量相对薄弱，而约拉的保卫做得很充分。但是我离开约拉之后几周，两名来自“博科圣地”的自杀性袭击者在约拉一个市场引爆了炸弹，致使29人死亡。
“老天’她们还活着”
AUN创建于2003年，出资者是尼日利亚富翁阿提库·阿布巴卡。阿布巴卡自幼父母双亡，是在美国和平工作队志愿者那里接受的教育，后来依靠石油和房地产开发赚到大钱。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腐败传闻缠身，但许多人承认他在改善尼日利亚的教育体系方面作出了切实努力。
约拉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到处是铁皮屋，街上弥漫着柴油味。夏天酷热，雨季泥泞难行。恩赛尽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身边摆着家里带来的东西，甚至在艺术和人文大楼搞了一个咖啡吧，用的是星巴克纸杯。但真正让她坚持下去的是工作，每天她以收发电邮和与罗林斯讨论安全事宜开始，与教职员工、管理层会面，教国际发展这门课。每周她还要与“阿达马瓦和平行动”的成员会面———她2012年召集成立了该组织，成员是当地世俗和宗教领导人。除此之外，她还致力一个专为无家可归儿童而设的读书项目:每周两次，在校园内一棵大树下，大学的员工为这些孩子提供食物，志愿者朗读故事给他们听。“大约有75个孩子，”她说。“看着他们的脸，你会意识到，我们做的事情虽然很微小，但是已经产生了影响。”
今年4月，恩赛收到一个惊喜。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VistaEquitYPartners的创立人及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打电话过来，说他愿意负责从“博科圣地”手中逃出来的所有奇博克女孩的学费和食宿，总费用超过100万美元(恩赛后来又接收了10名逃出来的女孩到AUN，她们的总数达到了21人)。“就像赌马中了头奖，”恩赛对我说。替史密斯打理慈善事宜的阿兰·弗莱施曼说，史密斯之所以决定出这笔钱，是因为“沮丧”。“绑架事件刚发生时，国际呼吁盛极一时，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女孩子已经死了，或者束手待毙，别人无能为力。后来他得知一些女孩子逃出来了，不禁说‘我的老天，她们还活着。\’”
疗愈之路
在不顾一切从“博科圣地”绑架者手中逃出来一年多以后，3名奇博克女孩(姑且叫她们黛博拉、布莱辛和玛丽)和恩赛一起，并肩坐在AUN耗资1100万美元新建的图书馆里。她们很自信，说话时直视着我的眼睛，英语讲得不错，透出幽默感。到这里的第一天，她们面对鸡肉和尼日利亚炒饭，忍不住狼吞虎咽，结果撑得生病。谈起这事，她们爆发出大笑。她们之前没见过电脑，恩赛给她们每人配了一台手提电脑。说起晚上在宿舍听黑人灵歌、看“诺莱坞”(尼日利亚电影业别称)电影、印度影片和“天线宝宝”的经历，她们情绪高昂。布莱辛和玛丽说将来很想当医生，而黛博拉则希望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所作为。
黛博拉活力十足，五官精致。她回忆起去年8月在哥哥陪伴下徒步数英里，赶往与恩赛约定的地点的情景。星夜赶路让她疲惫不堪，与家人分离也让她感到不安。“但哥哥不停鼓励我，”她说。
第一天，恩赛为女孩和她们的家人举行了一个欢迎午宴。家长们抛出了许多问题:“你能收留她们多久?”“我们要付钱吗?”恩赛向他们保证，女孩们“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她们有全额奖学金。后来，她又带着这些女孩出去购物，领着她们去逛约拉的市场，看着她们兴奋地选购衣服、洗漱用品、拼字游戏、皮球和网球鞋。女孩们非常喜欢新买的运动鞋，她们尴尬地看着恩赛。“您能教我们怎么穿鞋带吗?”其中一个女孩说。
校园生活让女孩们眼花缭乱，但为了适应这里的课堂，她们付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英语(她们的母语是豪萨语)。除了为她们提供手提电脑，恩赛还安排人为她们补习英语、数学和科学，让一些“学生指导员”跟她们一起住在宿舍，观察她们的进度。
想到依然被扣在“博科圣地”手中的同学，她们十分痛苦。绑架发生3周后，“博科圣地”的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发布了一段视频，威胁说要把绑架的女孩子卖为奴
隶。看到世界都在关注奇博克悲剧，逃出来的女生心中升起了希望。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派出了军事人员，并帮助尼日利亚对“博科圣地”进行卫星监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拯救这些女孩的行动停滞不前，世界扭过头去，转而关注别的热点，逃出来的女孩子们感到极度失望。今年4月，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他曾誓言要击溃“博科圣地”)承认找寻被绑架女孩下落的努力已告失败。“我们不知道她们的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甚至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还在一起，是不是还活着。”他说。“虽然我心里非常希望能找到，但我不能承诺一定能找到她们。”
恩赛说，初到AUN时，这些奇博克女孩“只想自己聚在一起祈祷。”几个月后，恩赛告诉她们，还可以向她们提供心理帮助。转折点出现在去年的圣诞节，当时“博科圣地”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一个正在AUN上学的奇博克女孩的爸爸。“那孩子完全崩溃了，”恩赛说，“她妈妈想把她带回家。我们就说，‘能不能让我们想想办法?’”恩赛请来自塞拉利昂的心理学家贾娜·穆萨跟这个女孩见了面，最终让她平静下来，也让别的女孩看到了做心理咨询的好处。
每周三次，穆萨在学生宿舍的公共休息室为女孩们进行心理咨询，并随时提供紧急个人干预———有时是在半夜。穆萨告诉我，很多女孩害怕独处，容易失控，开始哭泣。她们被一种负罪感折磨，觉得自己逃出来了，朋友却留在恐怖分子手中。咨询时，女孩们在房里走来走去，谈论那些不幸的朋友，想象着同伴的可怕生活，她们非常焦虑和痛苦。“我告诉她们，这一切不是她们的错———事件是偶然的，她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待在了错误的地点，”穆萨说。“她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学习，被绑架的同伴会为她们自豪，我们将来一定会找到她们。”她与这些女孩一起分享军方和目击者的报告，“有人看见那些被绑架的女孩在桑比萨森林，依然活着，这让她们又燃起了希望。”
不过，想让她们真正安心并不容易。“博科圣地”在奇博克如入无人之境，后来对那里的村庄发动了三四次攻击。在AUN的奇博克女孩跟家人失去了联系，因为他们逃进了丛林。“每次发生袭击后，我们都必须再次进行强化治疗。”穆萨说。
恩赛说，今年4月14日，奇博克绑架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这些女孩“完全崩溃了”。“我去找她们，看见她们正拥抱在一起哭泣，说不出话来。我问，‘我们能帮什么忙吗?’她们说，\‘您能不能跟我们一起祈祷?’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手牵着手，一起祈祷。”穆萨当时也在:“我们再次说起那些被抓的女孩子。我们谈到，为了那些女孩，已经逃出来的这些女生也要坚强，这样当被绑架的女孩回来时，她们才能提供帮助。”
虽然工作繁忙，恩赛却与这帮奇博克女孩保持密切接触———办公室大门向她们敞开，经常去宿舍看望她们。“她们每周都会过来几次，跟我问好、聊天，”她说。“一学期我会请她们去我家几次，一块儿吃饭。”恩赛自称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厨子”，特意嘱咐家里的厨师为这些女孩准备传统尼日利亚食物。恩赛有一个愿望—“——我想找到所有被绑架的奇博克女孩，给她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但她同时相信，小小的善举具有强大的疗愈力量。几个月前，一个炎热的夏日，她第一次带着那些奇博克女孩去大学会所的游泳池，送给她们每人一件一件套游泳衣———是她在美国休假期间特意买的。女孩们看了一眼游泳衣，尴尬地笑起来，一些人拒绝穿上。在太平洋岸边长大、泳技高超的恩赛温柔地说服她们穿上泳衣，推着她们下到浅水处。此后多数星期天的早上，当会所人少，没有男性在场时，女孩们都会出现。“她们从未游过水，有些人很害怕，大部分狂笑不已。”恩赛回忆说。“就像小孩子一样。我意识到这正是她们需要的东西:找回童年的乐趣。”她顺便提到，其中五六个女孩已经达到了她所期望的目标———她们学会游泳了。原作:JOshu8H8mmer图片:BenedicteKurzen网址:httP://www.smithsOni8nm8g.cOm/histOry/esc8Pe-frOm-bOkO-h8r8m-18D956333/#Ie4uB×mIcKI6×S8y.99编译:D8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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