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有故事的人被写故事的人温柔相待
电影《亲爱的》在台湾上映前一天，《亲爱的》中女主角的原型高永侠主动联系了媒体，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她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电影里的李红琴，是用了她的人生故事作为素材，却在一些关键地方做了改动，电影里由赵薇扮演的李红琴，为了让自己收养（事实上来路非常可疑）的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想尽了一切办法，不惜色诱潜在的作证者，甚至因此怀孕，而且还给记者下跪，“实际上这些都没发生过。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别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当然，电影可以使用人物原型的部分人生故事，也可以加入虚构，但在《亲爱的》片尾，几个人物原型却以真实身份亮相，作为剧中情节师出有名的佐证，这给观众一个强烈的暗示，故事全都源自真实。高永侠希望制片方能说明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出于虚构，消除电影上映后，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困扰。而该片导演陈可辛也已经在台湾的记者会上表示，影片确有虚构成分，他愿意为此向高永侠致歉。
从电影水准的角度讲，《亲爱的》的确是一部佳作，电影将一个时时在中国人生活中亮相，却从没得到正面表述的庞然大物——“人口贩卖”带进了电影里，整部电影做得非常浑圆敦厚，人物塑造立体饱满，市井生活的表现非常精到（这类生活场景，在中国电影里已经缺席很久了），演员们更是集体给出了精彩表演，总之，它以非常得体的方式表现了社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关注，更推动了政府在有关问题上的立法。可以说，《亲爱的》是一部在艺术水准和艺术作品干涉现实的作用上，都有成就的好电影。但就像月球会有阴暗面，奶酪会有窟窿一样，它在对待人物原型上的欠缺，成了这部电影的小小遗憾。
在艺术的世界里，艺术家应该是杀伐决断的人，就像李安，如此温柔敦厚的他，在拍《色，戒》时，为了高度还原时代背景，对美工和道具工作人员非常严苛，他说，观众看电影的时候，本就怀着很高的期望，他必须要尽力满足他们的期望：“做得到我就尽量，逼死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为了千秋万代，逼死几个人也不算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是笑着的，他的话也可以理解为玩笑，“逼死人”的说法，其实也不过是比喻，但他的说法代表了艺术家在创作时的一种决心：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有时候要对现在的世界残酷一点。
尤其是在拍摄那些有真实人物原型的电影时，这种决心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人物原型和他们的家人，对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而电影制作方，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有的时候，故事的逻辑和情感都到了那一步的情况下，必然要对人物重新组装重新着色，而且是非如此不可。所以，有人物原型的故事，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和不满。
《孔子》上映后，孔子后人对电影里添加的情感戏非常不满；《霍元甲》上映后，霍元甲的后人对其中的灭门情节和情感戏感到不满；《竞雄女侠·秋瑾》里，黄奕扮演的秋瑾身手了得，结果，秋瑾的亲侄孙秋经武认为“剧本不尊重史实，内容相当庸俗，完全是戏说”；《梅兰芳》上映后，因为剧中的邱如白采用了齐如山的故事，齐如山的后人认为有许多地方失实，甚至给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写信，要求撤销《梅兰芳》参评资格。
以仍然在世者的人生故事为原型，风险更大。《华尔街之狼》主角的人物原型史蒂夫·马登不喜欢主演的表演：“作为我这个人物的扮演者，杰克·霍夫曼还是呆滞了点”；朱利安·阿桑奇的传记片《危机解密》还没上映时，阿桑奇创建的维基解密网站就发布长文，表示电影有多处描写不实。前段时间，以奥运冠军生平为主线的电影《狐狸捕手》亮相后，人物原型用了七个“深恶痛绝”来表态，而最近呢，惠特尼·休斯顿的传记刚刚发布了预告片，其中的激情戏，引起了惠特尼家人的狠批。
在某些地方，《亲爱的》也有这种决心吧，电影采用了高永侠的故事，也加入了虚构情节，尽管在片尾打出了“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部分情节并未真实发生”的字句，但因为高永侠以真实人物的身份出现了，而电影中韩德忠的原型人物孙海洋，也是以真实身份亮相的，演员们在电影的宣传期，也特意转发了孙海洋的微博，希望网友帮助他找到儿子。凡此种种，都会给人一种错觉，电影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字字句句都有出处。高永侠因此受到困扰，也并不意外。
这种无解的局面，恐怕还会继续出现，电影电视必须要以戏剧的方式讲述，人们则会不满自己的故事变了模样出现，而被篡改的故事，因为电影的传播力格外强大，恐怕还会覆盖当事人的真实生平。
所以，只能要求所有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们，在面对那些有人物原型的故事时，稍稍手下留情，既能找出符合戏剧逻辑和情感的表达，也照顾到现实中原型的人生困局，让他们不在故事被夺走的同时，还遭受故事的袭击。
愿有故事的人，能被写故事的人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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