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如何打老虎和苍蝇
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加坡模式”。
以反腐为例，新加坡并非天生与贪腐绝缘。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所以，他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李光耀是怎么做到的？
斩断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为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磨快双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李光耀首先对名存实亡的贪污调查局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定位。
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李光耀还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新加坡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有形式，有实质。
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做出“自清”的表率。“自清”不仅表现在形象上，更有切实举措。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作为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可能成为行贿对象。
拷问常在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他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1990年时，新加坡五级文员的月薪达到30091美元，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最高一级的GS-18文员月薪只有7224美元，相差4倍多。
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不过，李光耀设计的反腐大厦并非无懈可击。这些年，新加坡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氏家族。新加坡的反腐构架，仍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拷问。
“新加坡式”反腐让蛀虫腐不起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且判罚同样严厉，目的是从“小事”切断“不干不净的手”。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检方认定他诱骗贷款和欺诈罪名成立，两案并罚，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
1天监禁，时间虽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以格林奈为例，他后半生生活的破产不仅仅因为罚金，更因为连带的福利丧失。
新加坡对国家蛀虫，不仅要让他们倾家荡产，还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李光耀曾用“面子问题”诠释1986年的郑章远之死。郑章远是李光耀年轻时一起与他打天下的弟兄。在内阁中，李光耀提拔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贪污调查局怀疑郑章远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用批地权从房地产开发商处捞取好处，总计达100万新元。
郑章远在接受调查时先是全盘否认，随后称愿意上交80万新元以求免于起诉，但遭到贪污调查局拒绝。就在案件调查僵持时，郑章远托人给李光耀带话，要求见李光耀一面，李光耀回复：“在调查结束前我不能见你，否则我将变成证人之一。”一周后，即同年12月15日，李光耀的保安员告诉李光耀，郑章远死了，并留下一封给总理的信。
郑章远的信仅几句话：“过去两周我深感沮丧。我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高惩罚来赎罪才是正确的举动。”法医后来确认，郑章远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李光耀后来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不愿面对耻辱……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新加坡，他们太没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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